帕特里克·弗兰纳里著的《不存在的我》是一部带有紧张气氛的流行小说，讲述了一位牛津大学的中年教授返回故乡纽约后发现自己被恶人监视的故事。这部小说揭示了如今的数字时代信息，我们有着隐私可以频繁被他人监视与侵犯的危险，我们看似享受着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捷，但事实上却没有看到它的一些隐患。小说文字平实，情节引人，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稿件。

帕特里克·弗兰纳里（Patrick Flanery），美国作家、学者，1974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毕业于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电影系并取得艺术学学士学位，后在牛津大学攻读20世纪英国文学。2012年，帕特里克发表处女作《宽恕》，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英国皇家文学翁达杰奖”“弗莱厄蒂·丹顿最佳小说奖”“作家俱乐部最佳小说奖”终选名单，并被翻译成11种语言。《不存在的我》是他的第三部小说。
他的专栏文章刊登于《卫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观察者报》《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目前担任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

正文

如果收到一个记录着你所有隐私的包裹，还被人跟踪，你该怎么办？！
从一个神秘包裹开始，引你进入一张充满可怕阴谋的暗网……看完让人头皮发麻，冷汗不止！
你那些难以启齿的小秘密，其实早就被人盯上了！
比《网络迷踪》《解除好友：暗网》更刺激的惊悚小说！
帕特里克·弗兰纳里著的《不存在的我》这篇小说的发表也许会带给我一段超乎想象的人生，这不是为我的子女或是为合法抗辩而作，而是为所有读者而作，仅仅是为了证明我的平庸，我和其他人一样，和千千万万个你们一样，只是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

作者站在现实与寓言、个人与政治、惊悚与思想
的边界，深入审视了世界的很多个侧面。
——《纽约时报》
弗兰纳里是讲述充满疑云、惊心动魄和恐怖故事
的大师。
——《卫报》
这本精彩的小说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被监视的恐
惧不再是孤立的幻想，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事实。
——《观察者报》
深思熟虑，字斟句酌，慢慢燃烧……这个故事是
对大规模监控的危险警告，也使个人身份遭遇社会攻
击时的脆弱性昭然若是，发人深省。
——《独立报》

在牛津生活了十余年后，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回到了纽约。虽未能在哥伦比亚获得终身任期，但我坚信自己能想办法在英国重新开始我的事业，老实说，我始终认为自己最多只能在国外待上几年，心里一直盘算着要回到美国。然而，这期间美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巧合的是，我恰好在纽约遭遇袭击后离开了美国)，如今我回国后的疏离感并不亚于这些年在英国的日子。
虽然我已是英国公民，且在牛津东区一条名为神之路的街道上拥有了自己的住所(这条街道因其位于山顶而日益繁盛)，但由于英国国内并没有移民同化的现象，因而对于我那些英国本土的同事、朋友及学生而言，我是否同他们一样是合法英国公民并无多大意义。总的来说，我始终都是一个美国人。倘若是青年时期移居他国，或许完全的文化植入是有可能的，但对于那时年过四旬的我而言，多年形成的习惯已然难变，除了成为合法英国公民以外，我无法经受其他任何英式化的改变。
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时，纽约大学并非我的就业选择之一，但当纽约大学历史系联系我申请教授职位时，我激动万分。在获得该职位并最后得知我的异国生涯已经结束时，我更是欣喜不已。身居异国对人思想的改变让人惊叹，虽说前往英国的决定完全出于自愿，但在短短几年后，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并且越发因被美国生活隔绝在外(当时在我看来确是如此)而感到愤愤不平。我将此怪罪于此前在哥伦比亚的同事，怪罪于一切致使我未能在哥伦比亚获得终身职位，因而不得不屈身于牛津其中一所老校担任研究员和大学讲师的诡计，这所老校虽早在十五世纪便已建校，其生源和学校资助却不过如此。
尽管如此，它在我眼中不失为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的地方，只是自从牛津开始对学生实行单独或小组授课以来，我的工作压力相比于同等美国院校而言更为繁重，且这里盛行一种在美国学术界闻所未闻的教牧关怀责任。我已经习惯了学校厨师在空闲时将午饭送到我房间，里面通常有前一晚高桌晚宴余留下来的珍品。学校酒窖里珍藏着许多名贵红酒，几个世纪以来，除了开始聘用女性这一变革以外，学校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某些和我出生在同一年代的大学教师仍将此变革视为是彻头彻尾改变牛津特色的草率现代化，他们对此坚信不疑。
幸运的是，在今年七月返回纽约之前，我成功出售了位于神之路的房产，并由此获取了高达上百万美元的利润，我将这笔钱用来购买位于城市北部，距离哈德逊河仅几小时路程的一处房产和多处土地，与此同时，我自己则居住在纽约大学分配的一间公寓里，这间公寓位于休斯敦大街的银塔建筑群。公寓内并不别致，但它距离博斯特博物馆仅五分钟的步行路程。我喜欢回到如此一座充满浓烈的全球化氛围的城市，尽管牛津大学拥有众多的国际留学生和学者，但却远没有这样的氛围。
自不必说，返回家乡意味着我无需如往日在英国时一般，一年只能与女儿见面一到两次，我有更多更充足的时间与女儿相处。只不过，未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终身任期的同时，我的婚姻也走到了终点，虽然这两件事毫无瓜葛，且没有人真正存在任何过错，但那时的我却认为这是促使我重新寻求新机会的两大绝佳理由。
几周前，也就是我回到纽约大学工作的第一学期的几个月后，我与所在委员会的一位博士生雷切尔见了一面。在牛津大学的时光使得我与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轻松的关系模式，尤其是毕业生，于是我提议感恩节前的星期六下午跟雷切尔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这家咖啡馆位于麦克道格尔大街，是众多意式主题的店铺之一，它的历史远比看上去要古老得多，但我喜欢这里价格低廉的咖啡和玻璃展示柜里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甜点，这缓解了我回到美国后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使我相信，伴我成长的欧洲生活的印记在位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也依然存在。咖啡天堂成了我每周必去的休闲地，这里安静且宽敞，三五成群的朋友或同学可以在此畅谈，而无需担心店员会将其赶出店外。与其他所有连锁咖啡馆相比，这里多了一分活力和情调，与那些拥挤不堪的地方相比，这里少了一分忙碌和喧嚣，到店的顾客无需争抢座位，店门口不会有人不断扫视四周，寻找准备起身的客人，随时蓄势待发，上前抢座；店内的顾客无需承受这种被时时盯着的压力。咖啡天堂虽不别致，却朴素低调，我想这恐怕就是它能持续经营多年的原因所在吧，如若不是，那它就可能是一个洗钱的好地方，这在这个小镇并不稀奇。
在与我的交谈中，雷切尔总是反应敏捷，在此之前的九月，我们早有过一次谋面，若是在牛津大学，我会称之为督学，但现在，或许还是称之为会面比较好，若听上去太商业，那就简单地称之为约喝咖啡。在那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几乎没有雷切尔的任何消息，直到她发给我一份论文章节的初稿。雷切尔对这篇以东德国家安全部组织史为题材的论文胸有成竹，我对她如何调整方法论框架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并写邮件通知她在放假前再次见面进行商讨，这样一来，将会事半功倍。
由于无论去任何地方，我都有早到的习惯，因而我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