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著的《群雄纷争频繁更迭(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大家说历史》系统介绍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对经济、政治、军事、人物、民族、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从政权、时间、人物等多重线索全面立体生动地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纷争，频繁更迭”的时代特征。

朱大渭，四川省西充县人，193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求委员。主编并撰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编》《六朝史论》等，著有《朱大渭学求经典文集》等。本书系统介绍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对经济、政治、军事、人物、民族、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从政权、时间、人物等多重线索全面立体生动地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纷争，频繁更迭”的时代特征。

总说 典型的封建自然经济
不断更迭的封建王朝
汹涌的民族融合浪潮
开放融合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分说
经济
魏晋封建论说
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
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消长揭秘
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
政治
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
两晋南北朝官员的俸制和致仕
南北朝时期豪强酋帅兴起与政局变迁
魏晋南北朝基层政权组织
军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特征
水军和骑兵的大发展
套城和长城的防御体系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
夷陵之战与《隆中对》
人物
贤相诸葛亮
千古名将关羽
谢安的政治军事功业
南朝历史的开创者刘裕
杰出的革新家魏孝文帝元宏
民族
儒家民族观
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趋同性
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考
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
南方蛮、俚、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社会、文化、科技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中古宗族组织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麻沸散的发明与外科大型手术
古代“机器木人”的始创和机制
附录 朱大渭先生个人主要论著目录

治史者应不懈地追求
“德、才、识、学”完美统一
——朱大渭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风格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光辉灿烂，文献
记载既连续又极其丰富，我们在研究历史科学时，
要在五千年浩如烟海的地上和地下各种文献与文物
资料（其中包括甲骨和金文、敦煌资料、简帛文书
）以及前人研究成果三者收集整理的基础上，以辩
证唯物史观核心原则为指导，除吸收当今国外如人
类学、社会学、人文学以及其他历史学派某些进步
的史学观点外，尤其要吸取我们民族的历史智慧，
提炼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
化传统，揭示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特征，并具体地
解决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使唯物史观
中国化，从而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理论。唯物史观
的中国化，必须从本国古典史学理论层面中寻找结
合点。
我国古典史学观点内涵复杂，综合概略地说来
，大致可考虑和重视下列内容：“天人合一”历史
发展观，史学理论不断发展观，政治经济统一而后
者为基础的历史观，历史经验教训借鉴观，“以人
为本”历史观，正义历史观，民族精神历史观，教
化功能历史观，“用夏变夷”历史观，治史方法实
证论，史家应该具有德才学识的观点。综观我国古
典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主要因
时代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揭示,出历史发展系统性
的整体客观规律，但从这十一条史学观点和方法论
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与辩证唯物史观的个别观点
或许有相同点，如主张史学理论不断发展的观点认
为，史学理论不是固定僵死的，而是随着时间、地
点、条件的不同而发展变化。总之，我们在治史实
践中，应当树立一种大师级的弘毅精神，充分发挥
自己睿智，整体透彻领悟中国历史，自觉致力于中
华五千年吏的大格局及其规律之构建与准确把握。
这就需要在辩证唯物史观总体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
，把上述中国古典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包括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与之相融合，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
化，这是深入探索辩证唯物史观创新的必由之路。
因为只有在这种中国化的辩证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
的指导下，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内容的新
史学，即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民
族、地理环境，以及历代中外文化交流等整体结构
体系的中国各代断代史、各种专史以及中华五千年
通史。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其整体结构中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运动推进历史的矛盾发展。以生产方式为
核心的经济基础及其庞大的上层建筑所形成的各类
社会形态的类型及相互更替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
的阶级结构特征，上层建筑中各代国家政权、法律
、行政机制的运转，以及各类文化与各社会形态的
相互关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杰出历史人物推进
历史进程的辩证关系，等等，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发
展特征，迥然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虽说中国历史
发展的具体历史特征必然包含世界历史进程的某些
共性，但这种共性是通过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个性特
征中某些内涵去体现的。
而中国历史新史学理论及其历史的整体结构体
系一旦真正建立后，就必然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
法有所补充、丰富和深化，甚至有所创新。在辩证
唯物史观中国化治史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点：
第一，只能将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和引领，绝不
能把它视为封闭僵化的绝对真理，用它去套中国历
史，或者削足适履地剪裁中国历史去比附唯物史观
理论或其中的个别观点。必须以中国历史的时间、
地点、条件为依据，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去探索
中国历史发展特有的客观规律，从而建构起中国新
史学理论和历史实体的完整体系。第二，必须发挥
史家的创新精神。应当在继承老一代学者学术成就
（包括运用唯物史观经验）的基础上前进，任何一
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都有一种必然的传承性，没
有继承就没有创新，而创新又是最好的继承。我们
要尽量吸取老一代学者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治史的真
知灼见。在运用其基本观点和方法时，紧紧抓住中
国历史实际，一切从中国历史的特征出发，构建有
中国特色的古代社会的完整体系。还应该强调，在
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调整新史学的
研究方向，扩充史学实体的新领域，提升中外史学
交流和社会致用的价值功能。同时，还应当注意在
研究内容上要使史学与其他多学科互相渗透，注意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成果
的信息化，使新史学理论与新史学实体更具有时代
精神。
……
朱大渭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五十多
年问，兢兢业业，建树甚多，极受学界尊重。先生
在其专著《六朝史论》《六朝史论续编》中，以唯
物史观作指导，学风严谨，实证性突出，升华出的
观点，常以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相结合，用多重论
证法，因而论据充分，论证缜密，说服力极强。在
探究历史制度和历史事件时，先生以深厚的史学功
底，高屋建瓴，上溯先秦、秦汉，下贯唐宋、明清
，因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事件有深邃的透视
与理解。因此，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学术界只知
道朱大渭先生精治汉唐历史，实际上他对中国史各
个方面均有深厚的修养。”在具体论证史实时，先
生不仅发扬乾嘉学派考证求实的优良传统，还吸取
西方史学学者的计量学方法，其论著中有大量丰富
准确的统计数据，供其论见或成定论，或为一家之
言。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先生更严格做到求真
务实。王敏铨先生在《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中
认为，三十多年来，出版的文章和论文集，最多的
莫过于中国农民战争史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两个课
题的研究有几个方面欠实事求是。“民逃，为逃役
耳。”（明宣宗）过去我们的史学界不大注意这一
点，也可以说有意无意地躲避这一点。不幸的是，
这一点在农民战争史上正是关键性的一点。朱大渭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的《绪论》
中说“几乎所有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与徭役有关”，
这话不仅合乎魏晋南北朝的实际，也能印证其他时
期农民战争的原因。这正是王先生对朱大渭先生治
史求真务实精神的肯定。在2000年11月6日周一良先
生给朱大渭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收到大作《
六朝史论》，不胜感谢。政治经济史之外，尊著注
重论述各种制度及社会习俗，别出心裁，补各家之
不足，佩服佩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牟发松指出
：“《六朝史论》作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魏晋
南北朝研究者的优秀代表，……如果将《六朝史论
》视为这一代研究者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似不为过
。”日本大阪府立大学教授中村圭尔在评价《六朝
史论》一书时说：“本书是一本真正高水平的学术
论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其成果兼具有广度和深度
而又创新的鲜明特色。兼备独自特色和重要成果，
可以把它视为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又一新的
里程碑。”最近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孔毅在《旧学邃
密新知深沉——朱大渭学术成就评析》一文中，对
朱先生新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说，以往中外
学者对朱先生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从新作来看也
是公允而符合实际的。并进一步指出，朱先生在新
作中特别强调：“当前要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就必须倡导唯物史观中国化，推进历史科学体系和
观点的创新，从而构建中国新史学理论。”同时对
唯物史观中国化，从深层次做了全面的论述，这是
从当前史学理论发展复杂的形势提出的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论述，它将对中国史研究产生积极深远的影
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魏晋南北朝研究者的
优秀代表，朱大渭先生强调作为治史者，应不懈地
追求“德、才、识、学”完美统一。在五十多年的
治学历程中，先生也正是以此自励，以其主要论著
证实了他不懈地追求治史理念的执着精神，为后学
树立了榜样。
（戴卫红）

朱大渭著的《群雄纷争频繁更迭(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作为“大家说历史”系列丛书的一种，较为系统化地介绍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全书从总说-分说-附录的编排形式，由提纲挈领式的总说到分经济、政治、军事、人物、民族、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详细的叙述。从政权、时间、人物等多重线索全面立体生动的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纷争频繁更迭”的时代特征，能有效增进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加深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

不断更迭的封建王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分裂期较长的时代，是战乱频繁的时代，也是封建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这个时期，史家习惯于从建安年间（196-219年）算起，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前后近400年。在这约四个世纪中，除西晋曾实现过短暂的（约37年）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先后建立过35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各政权间或争夺势力范围，或欲统一全国。群雄角逐，战乱不已，政治风云变幻多端，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大致说来，这个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汉末战乱至西晋灭亡为第一阶段；自西晋灭亡经东晋十六国为第二阶段；自刘宋代晋和北魏统一北方至隋统一为第三阶段，也即历史上所谓的南北朝时期。在第二、第三阶段中，全国处于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其问北方经历了三次分裂和统一，自西晋灭亡，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至隋灭陈后，全国才又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东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结果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以黄巾军领袖张角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从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之乱开始，全国各地，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军阀之间展开了空前的大血战，其结果是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政权处于六朝时代的肇始期，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六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制、三省制、地方刺史和督军制，北方流民向南方和边区大迁徙、民族大融合，屯田、占田、均田制、户调租税制、奴客制，儒家独尊转为百家争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佛教和道教兴盛，从而在文化上出现了自觉趋向型、开放融合型、宗教鬼神崇拜型、地域型等文化特征，所有这些，大体上都是从东汉末和三国时期开端的。魏、蜀、吴等各派政治势力为实现统一的目的，又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奋发图强，锐意革新。在政治上，整顿吏治，用人唯才，贤能得用，法令严明，政治清明；在军事上，兵士来源、军队组织、战略战术思想、骑兵和水军运用、武器装备都有较大发展；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兴修农田水利，南方和边区经济得到开发；在文化科技上，有建安七子的诗文创作，玄学的兴起，机械、地图、数学、医学等科技兴盛。同时，在这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科技等各种斗争发展都相对活跃的历史时期，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政治军事斗争最为激烈，因而形成了安邦定国、文韬武略等各类人才辈出的局面。鲁迅所谓“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且三国的开国君主都可称明主，手下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从事功方面看，三国都是打着正统或维护正统的旗号，谋求剪除异己，实现新的统一。
后来魏灭蜀，司马氏代魏后于太康元年（280年）派兵灭吴。至此，自中平六年董卓之乱开始的全国大分裂局面，在延续了整整91年后，又重新归于统一。但此景不长，全国很快又陷于抢夺皇权的宗室内讧战争“八王之乱”中，最后司马越取得胜利，毒死惠帝，另立晋怀帝。八王之乱给社会造成了惨重的破坏。因此，在八王之乱后，南北各地相继爆发了流民起义。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乘机起兵，建立政权。晋惠帝建武元年（304年）匈奴刘渊建立政权，国号汉。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派刘曜和王弥等率军攻下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接着，刘聪又派刘曜率军攻人关中，占领长安。西晋雍州刺史贾疋等拥立司马邺为帝（愍帝），夺回长安。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再度攻下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至此灭亡。汉军在洛阳和关中大肆烧杀抢掠，史称“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后，由原来司马越派驻建邺（今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317年）。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至此形成。
西晋灭亡后，北方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地方政权计有：汉（匈奴）、前赵（匈奴）、后赵（羯）、冉魏（汉）、前燕（慕容鲜卑）、前秦（氐），另外还有巴蜀地区的成汉（巴氐）、西北地区的前凉（汉）和内蒙古地区的代国等。这些地方政权，除成汉亡于东晋外，其余兴亡情况如下：刘渊建立的汉国传三世而亡，刘曜夺权建立前赵，羯人石勒乘机建立后赵。后赵攻灭前赵，而亡于冉魏。冉魏为前燕所灭，前燕亡于前秦。另外，前秦还灭了仇池氏（白马氏）、前凉和代国，曾一度统一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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