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秘书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江青!
这本适合中老年读者阅读的书!
让你不用戴老花镜就能在轻松阅读中了解真实的历史!
杨银禄编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大字本庭院深深钓鱼台)》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以实例证实了江青确有“妖魔”的一面。第二,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而又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细节。第三,提供了江青为人的另一面,即其表现的温情的一面。第四,透露了发生在江青身上几件令人震惊或不解的故事。第五,澄清了几则坊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如说江青有“三假”,江青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第六,江青爱好摄影,书中配有几张江青摄制的珍贵照片。如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最近拍卖价高达34万。
钓鱼台,风景绮丽却寂静幽深。自从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驻扎于此,给原本就游人罕至的钓鱼台平添了几分神秘。钓鱼台“霸主”江青曾在这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这个寂静、神秘的地方因此成了一系列“文革”风暴和政治事件的策源地。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当钓鱼台深藏的历史之谜似乎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之时,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杨银禄编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大字本庭院深深钓鱼台)》记述了杨银禄自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到1973年6月被江青打成“反革命”,在钓鱼台工作近六年的经历,通过作者自己的观察、感受、思考,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较为真实可信的江青形象:她的性格、品质、外表、内心;她的作风、习惯、情感,等等。不是一味的丑化,不是简单的评价,有助于读者客观地了解江青其人,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文化大革命”。
江青的三次流泪
我在江青那里工作几年的时间里,曾经三次看到她伤心地流眼泪。
江青第一次流泪是为程砚秋。
196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北风飕飕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要他到17号楼看电影。
姚文元问:“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们一起定吧。”
因为这天晚上刮着小北风,下着小雪,所以气温比较低。大约9时,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到达17号楼礼堂。警卫员帮助她脱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围脖儿,挂在衣架上。她坐在专为她布置的沙发上,护士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搭放在沙发前的软脚垫上,把一条毛巾被从她的胸部盖到脚部。江青刚刚坐稳,姚文元就进了礼堂,疾步走到他习惯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与江青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江青指着那个空位说:“今天晚上,伯达、康老、春桥同志都不来了,文元同志过来坐,坐近点好说话。”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听江青一说,马上起身挪了一个座位,挨着江青坐下。
江青问:“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是陪江青看电影,不敢说他想看什么。于是,就礼貌地说:“江青同志想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随你。”
江青就不客气地说:“我想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说:“好好好,就看《荒山泪》。”并回头对江青的警卫员说:“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泪》。”
在江青与姚文元商量看什么电影的时候,服务人员给他们俩端去了热茶水,拿去了热毛巾。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电影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地还说什么话。放到10分钟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看得津津有味。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姚文元不解地探过头去对江青说:“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江青越看越入戏、入情、入景,越看越难过。眼泪擦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但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江青为什么掉眼泪,哭鼻子。有的吓得走出礼堂。我和大周、护士走上前去,去询问、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护士说:“江青同志出汗了没有?如果出汗了,咱们去换换衬衣好吗?”
我们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姚文元对我们说:“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们送她回去休息吧。”
这时,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北京城这样大,大黑天,又是夜深了,找一个从来没有去的一个家庭地址谈何容易。
江青执意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意识地提示姚文元请他劝劝也许有点作用。就说:“文元同志,你看今晚这么晚了,天气不好,江青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今晚还叫江青同志去吗?”
姚文元听懂了我的意思,就笑着对江青说:“小杨讲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个时间,今天这样晚了,夜间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说:“今天晚上谁说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说:“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想:“我们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如果再说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决心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就出发,请你稍稍在这里等一等。”
江青一挥手,说:“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号楼,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的秘书打通了电话,请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砚秋家的住址,马上告诉我,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的机要秘书保密观念特别强,知道的绝对不说,不知道的绝对不问。所以他没有问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们的办事效率还真高,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信址,并及时通知我了,她住在西四三条39号院。
这时,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
我说:“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你的随车跟在你坐的车后边,我把吉普车开过来,我在你前边带路,查找程家的门牌,如果叫随车上的同志找,会影响你的安全。”
江青说:“你说得对,快去开你的车来。”
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时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那条要去的街道,但是,门牌就难找了。那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叫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有的不答话,有的答话不敢开门。我敲一家的门,里边答话了:“你们敲门有什么事?”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打听一下,程砚秋的家离你家有多远?是在路北还是在路南?”
门里一个老大爷说:“什么,解放军?冒充军人的多啦,程砚秋是一位名人,天这样晚了,你们现在找他干什么?”P271-275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于是,口述史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世纪80—90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诞生五十多年,它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地点作必要的查证。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扎实实做下去。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本丛书的作者。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自1967年10月4日至1973年6月11日,我在江青那里工作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具体工作是给她当机要秘书。斗转星移,光阴似箭。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如过眼云烟,早已无影无踪,唯有那突如其来的重大事变、重大转折,令人深感惊、喜、哀、乐、爱、憎的人和事,才会永远铭记在脑海里,想忘都忘不掉。
在我的脑海里,烙印最深的莫过于在钓鱼台给江青当机要秘书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正是通过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的往事,才认识和了解江青的。从江青的所言所行及其最终下场,我也悟出了一些深刻的道理,这就是: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置于党、政府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不能有超越人民利益之上的任何特权;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党心、民心所在,不能有个人野心;要谦虚谨慎,不要狂妄自大;要宽宏大量,不要小肚鸡肠;要见贤思齐,不要妒贤嫉能;要团结大多数,不要搞团团伙伙;要遵纪守法,不要无法无天。否则就会犯极大的错误,甚至犯罪,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被人民所唾弃。
为了更客观、真实地记录下那段历史,从1976年10月起,我就开始了对那段历史的回忆、记录、搜集材料、找人座谈,写出文字征求意见,到现在已经37年了。在此期间得到汪东兴、吴阶平、邬吉成、阎长贵、刘玉庭、李海文、姚鸿、徐庆全、郭年、张小波、郑仲兵、李宇锋、路海江、宋伦、秦相启、吴殿卿、郭芙秀、李明三、张永、陈立旭、任秀芬、王素平等,以及在江青那里工作过的所有同志的诚恳指点和热情帮助,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虽然我做了巨大的努力,精心准备,反复思考,认真筛选,但是,毕竞是跨越了40年的往事,加之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的舛误和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杨银禄
2013年1O月
“杨银禄同志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出版发行了,非常高兴,我向他表示衷心地祝贺!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和杨银禄同志有工作上的来往,他们那里的工作难度很大,他挺过来了,可敬可佩。” ——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纪东
“杨银禄同志的书行文缜密,态度严肃,政治观点明确,对一些敏感性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准确。此书可信,可读性强。” ——朱德总司令的卫士、秘书徐建柱
“杨银禄同志在‘文革’中任江青的秘书近六年,是任期最长的,对江青‘文革’中的言行知道很多,他实事求是地讲述出来,对人们了解江青和研究江青很有价值。” ——江青的首任秘书阎长贵
“本书内容准确,客观地叙述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侧面,使读者在认识江青的本来面目的同时,也能对‘文化大革命’增加一些客观的了解。”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文史学家李海文
“我的友人——银禄先生,‘文革’中曾任江青第二任秘书,是四任秘书中任期最长的。在‘文革’中,再没有谁比银禄等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江青有更多、更近可谓朝夕相处的接触了。银禄书中以具体、生动的笔触记下了他眼中的江青,特别是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迫害细节。可以让读者领略江青在‘文革’这个疯狂与灾难岁月中的‘威福自由’、‘生杀自由’。银禄等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谁没受过江青的迫害,而这恰是世人所不知、其他作家也写不出来的。” ——著名文史作家郑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