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真实故事。年仅十岁的女孩娜塔莎·坎普希被绑架，囚于地牢3096天。八年多后，她成功自救。后来这个故事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写下《3096天》这本书，是对过往的告别，也是对新生活的拥抱。这些能拨动你心弦的记录，干干净净，简简单单，却能引发你对孤独、绝望以及绝处逢生的思考。

《3096天》是曾被囚禁地牢八年多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坎普希于20lO年9月6日推出的自传体作品，该书完整披露作者当年被困地牢的经历。1998年，十岁的娜塔莎被绑架，并开始了长达3096天的囚禁生活。从等待到绝望，娜塔莎从小女孩长成了少女。八年半来，娜塔莎·坎普希不断被殴打、羞辱，甚至听到骨头被打至断裂的声音。八年半来，娜塔莎·坎普希不止一次试图自杀，可是另一个自我又不断让她守住求生的希望……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娜塔莎最渴望的是太阳的温暖，家人的拥抱。逃出魔掌后四年，娜塔莎首度打破沉默，为自己发声，记录3096天的被囚生活。重获新生后的娜塔莎，面对世人，她凭借莫大的勇气讲述自己的故事，并继续勇敢地在人牛的道路上前行。

支离的世界 维也纳城郊的童年

怎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过往生活的终结

脱困——徒劳的希望 地牢生活的第一周

被活埋的傀儡 梦魇变成现实

坠人虚无 身份的剥夺

受虐与饥饿 每日为生存而挣扎

幻影与完美世界之间 绑匪的双重面孔

谷底 当心灵的伤痛要由身体的疼痛来缓解

畏惧生存 精神的牢笼依在

只剩死亡 逃向自由

后记

经过两年不断的争吵和几次和好的尝试，爸爸终于还是搬了出去。那时我五岁，从一个开朗的儿童变成了一个没有安全感、自闭的生物，甚至对生存也失去了信心，并尝试各种方法来抗议。有时候我会缩成一团，有时候会尖叫、呕吐，会因为被误解而痛苦得号啕大哭，甚至还得了胃炎，病了几周。

跟爸爸的决裂让妈妈也深受打击，但是她却强忍着，把所有的痛苦都往肚子里咽，努力继续生活下去，并且把她的方式转嫁给我，要求我也像她一样坚强地咬紧牙关。但我还只是个孩子，根本做不到她的要求。当我哭闹时，她的态度总是很强硬，责备我自怨自艾，有时候用小奖励来哄我，有时候又恐吓我，警告我如果不停止哭闹的话就要惩罚我。

爸爸搬出去的事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很愤怒，渐渐地就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了留下来照顾我的那个人身上。我不止一次愤怒到要离家出走，收拾了几样东西放进我的运动包里，然后向她道别。但是她知道我最多只会走到门边，于是对我眨眨眼说：“好的，保重哦！”还有一回，我把所有她买给我的娃娃都搬出我的小房间，在门廊上排成一列，想要以此向她宣告：我已经决定将所有和她有关的东西驱逐出我的房间、我的世界。当然，这些对付妈妈的花招丝毫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父母的分离让我的世界失去了支点，在那之前一直在我身边的人，我也无法再信任。

伴随而来的暴力行为如同家常便饭——虽然没有达到虐待的程度，但是大人们充满蔑视的态度将我的自我认同感一点一点摧毁。关于儿童暴力，人们通常只会联想到连续的棍棒相加，但是我幼年时所经历的却并非这种身体上的伤害，而是言语的攻击和“经典”的耳光，而作为弱者的我，对这一切只能逆来顺受。

妈妈这样对我，并非出于愤怒或是自私的算计，而是瞬间爆发的攻击性行为，就像突然腾起的火焰，来得快也去得快。她赏我的耳光，也成了我备受侮辱和折磨的悲惨童年的一部分。当她觉得不堪重负的时候，当我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她就会打我耳光。当我因为疼痛而哭泣时，她就会用“勇敢的女孩是不会哭的”或者“印第安人不知道疼痛”这些谚语来教育我，如果还是不奏效，她就会再狠狠地赏我一记耳光，并且叫道：“至少让你有个哭的理由。”有时候，她的巴掌莫名其妙就会落在我脸上：“反正你会做错事的。”她痛恨我哭，讨厌我问问题或者质疑她的解释——就连这也有可能会换来一记耳光。让我最受辱的是她用手背迅速扇过来的耳光，我的整个脸部顿时麻木，泪水跟着喷涌而出。

在当时，在我们住的那片区域，这样对待孩子的情况并不罕见，相反，与很多邻居家的孩子相比，我的日子已经算是好的了。我常在中庭看到有些母亲对着自己的孩子咆哮，把他们推倒在地之后再痛打一顿。这种事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对我做过，那么她偶尔赏我耳光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了吧。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耳光，也不会有人来干涉。不过她属于有教养的女人，才不会在别人面前修理我。公开的暴力，这是周围其他那些女人会做的事，而我的妈妈总是教育我在出门或下车前把眼泪擦于，或者她会帮我冷敷消肿。

同时，妈妈也会用礼物来弥补她的愧疚。她和爸爸会争着给我买最漂亮的衣服、周末带我出去玩。但是我并不想要礼物，那个阶段的我唯一一想要的是一个可以无条件支持我、给我关爱的人。而我的父母给不了。

不能指望大人的帮助！小学时候的一件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想法在我的心里究竟有多么根深蒂固。八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施泰尔马克州的乡间进行为期一周的户外教学活动。虽然我不是个运动型的孩子，不敢像其他孩子一样玩些激烈的游乐设施，但至少我还愿意尝试。

当我从攀缘架上掉下来，摔在地上的时候，剧烈的疼痛在整条手臂蔓延。我很想试着坐起来，无奈双手却无力支撑，整个人又向后倒下去，旁边的同学见了，围着我又蹦又跳，嘲笑声在我的耳边嗡嗡地回响。我想大声叫喊，眼泪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流，但是却发不出声。直到有个女同学走过来，我才拜托她去找老师来，可老师却让她回来转告我说，有事自己去说。

P20-22

你不拥有我

我不只是你的一个玩具

你不拥有我

——摘自由约翰·梅多拉（John：Medora）和大卫·怀特（David White）作词、莱斯利·戈尔（Lesley Gore）演唱的歌曲《你不拥有我》（Youdon't own me）

重获新生后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整日只能待在维也纳市综合医院的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病治疗观察中心。那是一个缓慢的向正常生活回归的过程，也是对前方等待着我的未来的一种预体验。尽管在那里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但是却不准离开医院半步。我才刚刚逃离魔掌重回外面的世界，就又被隔离，只能待在病房内与那些患有厌食症并常常自残的少女和孩子交谈。至于保护墙之外的世界，正刮起一阵媒体旋风。摄影师们不顾一切，纷纷爬到树上，抢拍我的第一张照片。而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们则各显神通，乔装打扮成护士混入医院来打探关于我的一切。我的父母也不断受到媒体的邀约。媒体学者们都说，我的案例十分特殊，与我类似的其他的案例都在德国和奥地利媒体报道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这次，一向保守的两国媒体都毫不避忌地将我的个案公布于众。于是，那间地牢的照片不久后就展现在世人面前。那扇混凝土大门大开着，我的一些珍贵的私人物品，如日记本和几件衣服等，则被那些穿着防弹衣和白大褂的专业人士随意乱丢。桌上和床上，到处都是警方摆放的刺眼的黄色号码牌。囚禁我许久的那个小小的黑暗世界就这样赫然现身于各大报纸头条，我也不得不再次“欣赏”。原先我对着绑匪尚且能够隐藏的东西，现在全都曝露在公众面前，接下来他们就会各自发挥想象，编织出自以为是的故事。

成功自救两个星期后，我决定让这个猜谜游戏画上休止符，于是走到媒体面前，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总共接受了三家媒体的采访，分别是奥地利国家广播电视集团（Osterreichischer Rundfimk），全奥地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皇冠报》（Kronenzeitung）和《新闻》周刊（News）。

在走这一步之前，许多人都建议我改个名字，然后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躲起来。他们告诉我，如果不这样做，我永远没有机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如果我必须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不能见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还要忘记自己的名字，那么这样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惨遭囚禁多年，却仍为了不要失去自我而奋战的人。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无论受到多少暴力虐待，经历了多少黑暗和孤独的折磨，我都依然是我——娜塔莎·坎普希。更何况现在，在我重获自由后，我更不可能放弃我最重要的资产：我的身份。因此，我以我的全名和丝毫不加掩饰的脸，走到镁光灯前，细数我被囚禁时期的点点滴滴。但是媒体并没有因为我的坦诚而让我过上平静的生活，相反他们利用这次机会将我的事情陆续刊登在报刊杂志上，而且内容大多是荒谬可笑的臆想和推测，好像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事还不够恐怖，为了更加吸引读者，他们极尽添油加醋之能事，以达到他们哗众取宠的目的，同时也剥夺了我这个亲历者的最高解释权。他们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成效：那所我被迫在里面消耗了多年生命的房子，被那些好事者团团包围，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自体验一把那种恐怖所带来的颤栗。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可能会出现某个仰慕绑匪的变态“粉丝”要出资买下这栋房子，把它变成那些内心阴暗的人们的朝圣地，在此尽情实现他们心中最黑暗的幻念。因此我坚持不让它出售给他人，而要求将它让渡给我，作为对我精神损失的一种赔偿。只有这样，我才能夺回我的一部分历史，将它掌握在自己手中，坦然面对。

起初，同情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涌现出来，几乎把我淹没。我从完全陌生的人那儿收到了数千封信函，纷纷表达对我成功逃脱的欣慰之情。几个星期之后，我搬到了医院附近的护士宿舍，几个月后我就搬进了属于我自己的公寓。大家总是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不搬回去和我的妈妈一起住，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根本答不上来。十八岁自力更生，这本来就是我多年来的计划，现在正是我实现这个计划、自己掌管人生的时候。这样做，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向我敞开，我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事情，比如在夏天吃冰激凌，尽情地跳舞，还有完成我的中学课程。我漫步于这个巨大、绚烂而又喧闹、让我恐惧也让我陶醉的世界中，想要尽情地领略其中的每一样东西，哪怕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在与世隔绝这么久以后，有许多东西我已不了解，因此，首先我得学习习惯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学习年轻人相处的方式，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暗号和手势，以及他们的穿着究竟反映他们怎样的想法。现阶段我很享受重获自由的喜悦，也十分享受学习的过程。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所以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以弥补逝去的岁月。

然而，渐渐地我才发现，自己正不知不觉掉入一个新的牢笼，它的高墙正悄悄地逐渐显现，替代了原来的地牢，可是这新的高墙却难以触摸，建造材料是大众对我的极端的窥探癖，连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妄加裁决，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例如像普通人一样搭乘地铁或是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疯狂购物。在我逃脱后的头几个月里，一群专业的咨询人员还自说自话地为我规划人生的发展方向，连一点思考的空间都不留给我，而思考今后的人生恰恰是我现在最想做的。我原本还以为只要自己走到媒体前，就能夺回对自己的历史的掌控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这个看似为了我而喧闹不休的世界，我实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只是因为一桩引起世人愤慨的绑架案而成为了名人。如今绑匪已经死了，所以不再有“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的案子”，只有我的案子——“娜塔莎·坎普希一案”。

若说同情心会扩及到被害人，还真是一种欺世盗名。人们之所以会将他们所谓的爱传递给受害人，完全是因为他们感到可以在心理上凌驾于受害人之上，从而获得一种优越感。从第一批信潮开始，就有众多让我不适的信件蜂拥而至。其中很多是猎手，想通过信件来探听他们想要的内幕，也有的在信中大胆示爱甚至求婚，更有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匿名信。即使是那些提供帮助的信件，也掩饰不了写信者真正的目的：那是一种人性的反射机制，当你有能力去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比如受害人时，你会感觉更好，只要谁强谁弱已经明显地区分出来，这种机制就能够很好地运作。对赠予者的感恩之情，本身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物，只有当它被恶意滥用，想方设法抑制受赠者的发展时，才会让原本的好事变了味道。“您可以住在我这里，帮我打理家务，我会提供膳食费和住所。我尽管已婚，但现在我和我的妻子正打算协议离婚。”一个男人在信中写道。“您可以在我这儿工作，这样您就可以学习如何洗衣做饭打扫。”这是一封来自一位女士的信，看来她似乎认为她给我的“报酬”已经绰绰有余。难道我在被囚禁的那段日子里打扫得还不够吗？不，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在内心深处，我十分感谢那些真正关心、同情我的人，只是我并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处处需要帮助的破碎的女孩，这样的角色，我过去没有扮演，将来也不打算扮演。

所有的这些精神垃圾和有关沃尔夫刚·普里克洛皮尔的灰色记忆都没能将我打倒。世人似乎希望看到一个被彻底摧垮，永远都不能再站起来，只能依靠别人帮助的我出现在他们面前，只可惜这样的舆论被我的拒绝坚决击溃，我拒绝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还一直带着这该隐的标记。

我婉拒了那些想提供帮助、送给我旧的衣服或者想让我到他们家去打扫的人，当他们意识到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下去时，都啧啧地连连摇头。很快我就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说我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而是胸怀野心，想从中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觉得我可以自己负担公寓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又掀起新一轮的谣言，原先的同情心也逐渐转化成了嫉妒甚至是公开的憎恨。

他们最不能原谅我的一点是，我并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指责绑匪。人们不愿意听我说绑匪并非一个十恶不赦之人，也不想听我那些黑白分界不明显的论调。的确，普里克洛皮尔是那个剥夺我青春岁月、囚禁我、折磨我的人，但是他也是在我十一到十九岁这一关键的人生阶段中，唯一在我身边的人。我是从折磨我的人手中逃了出来，但同时我也失去了在那段时间内和我最亲近的人，哪怕是逼不得已的亲近。可是就连这一丝悲伤，他们也不允许我有，或许因为这种感觉实在太难理解。只要我开始描述绑匪的另一面，人们就会撇开视线。人们似乎无法忍受他们原本定义明确的善恶观念遭到颠覆，更不愿意面对“恶魔的化身也有一张人脸”的事实。他们黑暗的那一面并非凭空而降，没有人生下来便是恶魔。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通过与这个世界和其他人的接触而被塑造成现在的模样，因此我们对于家庭里和周遭发生的一切都负有一份责任。要自己承认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假如还有人举着一面镜子站在你面前，硬逼你去认清镜子里面的现实，而你对此并未做好准备，那就更加残酷了。我的言论戳中了人们的痛处，而我尝试让人们去感受普里克洛皮尔那掩藏在恶魔面具底下善良的一面的行为，更招致了诸多不解。我甚至在逃脱后去和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的朋友霍尔扎普菲尔见了面，想跟他谈一谈绑匪，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他会变成那样。然而我却很快中断了那样的尝试，因为人们不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整理发生的事件，还给我的行为镶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饰边。

与此同时，有关当局也开始转变他们的态度。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对我的自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厌恶，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们没有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而是一味地想把那些午的记忆统统抹去。郁积在他们尤其是负责人心中的挫折感，终于在2008年浮出水面。赫尔维希·海丁格尔（Herwig Haidinger），前任联邦刑侦局局长站出来披露说，一些政客和警方在我逃离那个牢笼后曾积极展开行动，想要掩饰他们在此案调查过程中的失误。他公开了我被绑架六周后警犬稽查队提供的一些线索，当时的这些线索已经直指绑匪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然而警方对此却没有进一步跟进，而是继续像只无头苍蝇般四处寻找，拼命抓住其他每一根救命稻草。

后来接手我这个案子的特别专案组，对这些信息一无所知，有关此案的一些记录也被弃在一边。直到我成功自救后，赫尔维希·海丁格尔先生是唯一一个在检查了所有案件档案后发现该疑点的人，于是他立刻把这个重大失误向内政部长报告，并要求她提高警觉。然而这名政客实在不想在临近2006年秋季大选之际，跟任何政治丑闻扯上关系，于是对他下令停止调查。直到2008年被解除职位后，海丁格尔才将上头对此案的政治干预揭发，并透过国会议员彼得·皮尔茨（Peter Pilz），公开了他在我逃脱后的一个月，即2006年的9月26日写的这封邮件：

“尊敬的调查组长：我接到高层的指示，停止对收到的第二条线索（即维也纳警犬稽查队提供的线索）进行追查。在服从上级的原则下，我已遵照该指令办事——即使在抗议声下亦然。该指令中还包含第二项内容：在国民议会大选结束之前，即这周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当然，在选举之后，也没有人敢再去触碰该事件，所有的信息都被继续掩埋。

2008年当海丁格尔将此事公之于众时，他的这纸声明几乎引发一场国家危机。新的专案调查小组成立，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并没将矛头对准那些丑闻，而是质疑起我的陈述来。他们现在又开始搜捕共犯，甚至指控我有意包庇——我？自始至终我只受到一个人的折磨，被困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这样的我又怎么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他们还为此盘问了我好几个小时，就在我忙于撰写此书时，他们也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他们已经不再把我当成受害人，而是把我当成嫌疑犯一般对待，并指控我隐藏了一些关键的证据，仅凭他们的推测就公开怀疑我大概受到了共犯的勒索。对于有关当局来说，他们似乎更愿意证明这桩罪行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这比让他们承认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忽略了唯一的一个看似无害的罪犯来得更容易。可惜的是，他们的推测并没有得到相关的证据支持。2010年，这桩案件最终结案。有关当局的结论是：本案并没有共犯，所有的事均是沃尔夫刚·普里克洛皮尔一人所为。这样的结论终于让我舒了一口气。

现在，在我自由后的第四年，我终于可以在自由的呼吸中整理我人生中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个篇章，将它亲手翻过去，然后乐观地向前看。现在只有很少的人，通常是匿名的，对我进行攻击，而我遇到的大部分人，还是支持我走自己路，过自己的人生。于是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开始学着重新去信任。

在这四年中，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家人，并且和我的妈妈找回了从前亲密的母女关系。另外，我也完成了中学的课程，现在正专心学习语言。那段囚禁的岁月将会在我漫长的人生路上伴我左右，但是我也渐渐感觉到，我已不再受其操控，它只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生活中还有太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去体验。

写此书的目的，是想借此将迄今为止我人生中最漫长最灰暗的那一章彻底翻过去。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对于那些难以言喻、充满矛盾、反常的事物，我竟然能够组织出语句构建成这本书。看着它被印出，摆在我面前，我感到无比欣慰。它能帮助我，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一路向前。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也带给了我坚强和力量：被长久囚禁于地牢中，我都能活下来，自我解救，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自由的生活中，我更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在距离2006年8月23日已满四年的今天，自由才真正降临。现在我才可以用这些文字，为过去的一切画上句号，并由衷地呐喊：我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