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庭芳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①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②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③。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④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⑤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⑥憔悴⑦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⑧。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⑨。
【注释】
①“风老”三句：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露蔓虫丝多，风蒲燕雏老。”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刘禹锡《昼居池上亭独吟》：“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②“地卑”二句：地势卑湿，衣物易受潮，颇费炉火烘熏。杜甫《遣兴》：“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润销衣上雾，香散室中芝。”③溅溅：水声。萧衍《游钟山大爱敬寺》：“幽谷响嘤嘤，石濑鸣溅溅。”④“黄芦”二句：白居易左迁九江司马，作《琵琶行》有云：“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⑤“年年”四句：到处漂泊，寄身之地如社燕所栖之屋椽。欧阳澥《燕》：“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索隐》引崔浩说：“群鸟之所解羽，故云瀚海。”杜甫《回棹》：“几杖将衰齿，茅茨寄短椽。”⑥“且莫”二句：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四：“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杜牧《张好好诗》：“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⑦憔悴：此特指不得志。杜甫《梦李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⑧急管繁弦：乐音急促繁密。鲍照《代白纻曲二首》其一：“古称渌水今白纻，催弦急管为君舞。”蔡邕《琴赋》：“韵宫商兮动徵羽，曲引兴兮繁弦抚。”⑨醉时眠：《南史·陶潜传》：“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评析】
这首词借写溧水风光，表明作者特定时期的矛盾苦闷心态与因应之法。上片布景。夏日溧水，一场新雨过后，“嘉树清圆”、“新绿溅溅”，曾经留下过美好的印象。同时，“乌鸢”的自乐与新绿的欢快一样，都是乐者自乐、哀者自哀，与作者似乎不免存在疏离之感，无法产生共鸣。更由于“地卑山近”，气候潮湿，颇难适应，也使作者联想到当年谪居江州时的白居易。在相同的天涯沦落之感中，透露出了怨恨情绪。过片四句承接上文，以“社燕”之“飘流瀚海”，将话头接过来，明白叙说漂流落拓之苦。“且莫”二句，笔意陡转，欲借酒驱愁，忘却身外事。但“长近尊前”仍无济于事，原因是，饮酒听歌反而更增添心中郁闷：“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既不愿逃避（“急管繁弦”可以理解为面对现实社会的象征），万般无奈之下，设想只有进入醉乡，才能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扰：“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难以排遣的忧愁经过几次转折，达到高潮便戛然收束。这种“克制态度”（施议对《宋词一百首》），大概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的体现。
此词有代表性地展现了清真词出神入化的融裁前人诗句功夫。起首三句，分别化用杜牧、杜甫、刘禹锡诗句。可以看到，刘禹锡原句“日午树阴正”中的“正”字，不及“清圆”一语更能描绘出嘉树亭亭如盖的形象。大小杜原句并不对仗，周邦彦随手剪裁，以“风”对“雨”，以“莺雏”对“梅子”，工致而又浑成；尤其是以“老”对“肥”，二字均做成使动用法，可谓妙到毫巅。仿佛将大小杜并捉一处，还意犹未足，下片又以“且莫思身外”二句，将大小杜诗句打成一片，堪称二难并而众美具。（按：王伟勇《论贺铸、周邦彦借鉴唐诗之异同》经过细致查证，得出贺铸作词最喜欢借鉴的唐代诗人是杜牧，凡五十九次；周邦彦最喜欢借鉴的则是杜甫，凡六十四次。反过来，贺铸借鉴杜甫、周邦彦借鉴杜牧均为三十一次。）从一定意义上看，周邦彦是“以江西派的工夫，写西昆体的风格”。江西诗派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而不是自铸伟辞，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应对之法，因为连王安石都认为：“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陈辅之诗话》所引）而魏晋以后，诗文中“羌无故实”，已然被认为是没有文化品位的表现；在“造极”中华文明的两宋，应该说，以才学、文字为诗是“理性的自觉”。（详参江弱水《古典诗的现代性》）周邦彦示人矩矱的“点”、“夺”作法，与黄庭坚一道，表明自唐代以来，诗、词二体都已相继进入“规范”时代，发生着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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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政权建立后，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施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文人官吏，几乎给予了空前绝后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这是其文化得到高度发展乃至登峰造极的重要因素。北宋前期词坛，在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寂寞后，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联袂而起，一面承袭西蜀、南唐遗韵，一面多方求变创新，共同开创了宋词发展的新局面。其中，柳永贡献尤大。11世纪下半叶，柳永等人先后离开词坛，继之而起的，一是以苏轼为领袖，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以及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的晏几道和贺铸等组成的泛苏门词人群落；一是以周邦彦为主帅，由曹组以及曾供职于大晟府的万俟咏、晁端礼、徐伸、田为、晁冲之、江汉、姚公立等人组成的泛大晟词人群落。两大群体中人，“各尽其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苏轼登场后，继柳永之后新开一派，全面革新词风，为词体创作指出向上一路，进一步大力开拓词境。苏门弟子黄庭坚、晁补之师法苏轼而自成面目，秦观学柳永而别有会心。晏几道对小令有新的发展，贺铸融豪侠之气与绮丽柔情为一体。通过他们的努力，北宋中后期词苑呈现出繁花迷眼的鼎盛气象。至周邦彦，就水到渠成地绾结北宋，通过建立严整的词艺规范而另开一派，登上了又一座高峰。南宋词就是沿着苏、周二人开辟的方向继续发展的。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五世祖某仕于钱镠。祖周维翰，父周原，皆未仕。邦彦为周原第三子。（吕陶《净德集》卷二十六《周居士墓志铭》）叔周邠，嘉祐八年（1063）进士，熙宁间为钱塘令，与苏轼为知交。后知吉州，官至朝请大夫。邦彦早年“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本传）。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入都为太学生。六年七月，献《汴都赋》七千言赞颂新法，神宗异之，命尚书右丞李清臣（一说为王安礼，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读《汴都赋》于迩英阁，并召周邦彦赴政事堂。七年，为太学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四）哲宗元祐二年（1087），出为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后赴荆州（今湖北江陵）。元祐八年，知溧水县（今属江苏）。（《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绍圣末，还为国子主簿。元符元年（1098），重进《汴都赋》，除秘书省正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九）徽宗即位，迁校书郎。崇宁三年（1104），迁考功员外郎。大观元年（1107），迁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参与修撰《礼书》。政和元年（1111），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未赴。（《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二六）二年，改知隆德军府（今山西长治）。五年，迁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六年，还京为秘书监。七年，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重和元年（1118），出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改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宣和二年（1120），徙知处州（今浙江丽水），值方腊起义，道梗不赴。旋罢，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宣和三年卒，年六十六。五月，追赠宣奉大夫。（《宋会要辑稿》仪制十一）现存词集两种：《片玉集》十卷、《清真集》二卷《集外词》一卷。《全宋诗》卷一千一百八十八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二千七百七十四至二千七百七十五收其文二卷。
周邦彦卷入党争，几度浮沉于地方州县，羁旅行役之感因之成为其词的重要主题，漂泊的疲惫和失意则构成了其词作的情感基调。如《六丑·落花》：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写惜花之情，不断变换角度、层次，把一丝感触、情绪向四面八方展开，层层深入地烘托，毫发毕现地刻画，一气贯注，千回百折。又在其中隐隐表露出自伤自悼的游宦之感，因此也可以说是首“惜人”之作。即便重返汴京为官，词中也充满着“谁识。京华倦客”（《兰陵王·柳》）的孤独和“自叹劳生，经年何事，京华信飘泊”（《一寸金·江路》）的悲伤。压抑苦闷之下，周邦彦有时也借助咏物词加以表达。与柳永图形写貌以及苏轼开始物我合一不同，周邦彦所作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意之苦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为南宋咏物词重寄托开示了法门。
被誉为“词人之甲乙”（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的周邦彦，词作精心结撰，强烈追求词艺的规范，“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主要体现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等方面。因为法度秩然，所以“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张炎《词源》卷下）。如果考虑到黄庭坚之前已对有宋诗法按照自己的理解予以规范，因而跻身于唐宋规范诗学家的行列，那么，周邦彦的规范词学、示人矩，也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表明自唐代以来，诗词二体从此都已相继进入规范时代。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蕴含其中的讨论代表的是一种学术发展趋势。
周邦彦词（以下简称周词或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缜密而又复杂多变，主要是变柳永的平铺直叙为曲叙，将顺叙、逆叙和插叙等多种方式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出跳跃性回环往复的特点。如《早梅芳·牵情》：
缭墙深，丛竹绕。宴席临清沼。微呈纤履，故隐烘帘自嬉笑。粉香妆晕薄，带紧腰围小。看鸿惊凤翥，满座叹轻妙。 酒醒时，会散了。回首城南道。河阴高转，露脚斜飞夜将晓。异乡淹岁月，醉眼迷登眺。路迢迢，恨满千里草。
词意细腻绵密，“无一剩字”（黄苏《蓼园词选》）。又如《过秦楼》：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沈书远。 空见说、鬓怯琼梳，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憀，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篇法精妙，“不可思议”（陈洵《海绡说词》）。还有《瑞龙吟》：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先叙目前景况，再追叙过去，最后回到本题。虽然内容上只是“人面桃花，旧曲翻新”，但“由无情入，结归无情，层层脱换，笔笔往复”（周济《宋四家词选》），道似无情胜有情，又能整篇浑成，毫无堆砌痕迹。又，《兰陵王·柳》：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也是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备极吞吐之妙，“无处不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尤其是其中“斜阳冉冉”句，“绮丽中带悲壮”（梁令娴《艺蘅馆词选》梁启超评语），一直以来备受赞誉。
周济借用画论中体现艺术辩证法精神的“钩勒”范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清真词高妙的艺术手法，加深了对其艺术成就的理解：“读得清真词多，觉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经意，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介存斋论词杂著》）在周济看来，清真词中也有一些点明主旨的“钩勒”之句，却不仅没有使词的含蓄蕴藉之美受到影响，反而“愈钩勒愈浑厚”，审美价值更高，这是他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如《浪涛沙》：
昼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缆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 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 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
“恨春去”句为周济所评“钩勒”之句。从全词来看，该句以上，由往事写到现在，反复渲染现今的思念。“恨春去”句跳出叙事语境，直接抒发情感，好似对以上情事的总结，全篇主旨也于此句显明和凸现。这种以叙事渲染、以抒情“钩勒”的手法，使词旨在显与不显中闪动，意境更加浑厚。
周邦彦能自铸伟辞，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浑然天成，冠绝一时。与一般人只是或全句嵌用，或句法不变而略改数字不同，周词不仅经常数句同时化用，更从意境上点化，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将其发展为一种可资取法的语言技巧。如前引《瑞龙吟》，几乎句句有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又能不露痕迹。又如《西河·金陵》：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化用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莫愁乐》，言语既经整合，情境更饶新意。周邦彦虽以语言雕刻取胜，但有的作品也能写得朴实自然。如《苏幕遮》：
燎沈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以雨后风荷为中心，引入故乡归梦，结尾用“小楫”二句绾合，上下片联成一气，触景入情，不着痕迹。其中“叶上”三句写荷花神态，锻炼推敲之极，而又自然清新，一直以来，就深受读者的喜爱，并不是偶然的。
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是调美、律严、字工。周邦彦新创、自度五十余调，虽然数量不及柳永，但其中如《瑞龙吟》、《六丑》和《兰陵王》等，声腔圆美，用字高雅，因而受到更为广泛的遵从和效法：“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沈义父《乐府指迷》）周词也注重词调声情与宫调音色协调一致。如同为《少年游》，写离别感伤，选用商调（首句“并刀如水”）；写荆州的明媚春光，则用黄钟宫（首句“南都石黛扫晴山”）。为使音律和谐，周词审音用字非常严格精密，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仄字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密切配合。如《绕佛阁·旅情》之双拽头： 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
四声几无一字不合。后来，吴文英等作词分四声，就是以周词为典范，凡与周词同调之作，音律一概依之不变。方千里、杨泽民的《和清真词》与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几乎遍和清真（分别存词九十三、九十二、一百二十八首），且谨守其句读字声，“一一按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片玉词》提要）。“（宋代）词律未造专书，即以清真一集为之仪。”（邵瑞彭序《周词订律》）可见周词影响之大与规范词律之功。周词还特别擅长在拗怒中追求音律的和谐统一，一方面是字声错综使用，能更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情感；另一方面能加强声情顿挫的美感，适应歌者的自然声腔和乐曲旋律的需要。所以，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说：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杨缵曾以周邦彦词为典范指示词法，成《圈法周美成词》一书，惜已佚。杨缵所作《作词五要》，传于张炎，著录于《词源》，可能是《圈法周美成词》的纲要，至少两者应该是相通的。这五个要点是：择腔、择律、填词按谱、随律押韵、立新意。前四条讲词律，是重点所在，特点在于“严”。词法与词风彼此呼应，相互影响。宋末论词，几乎无不以协音为先，词家也多严于持律。杨缵所指出的这些特点，与周邦彦的典范性创作有莫大关系，当然会对后来的词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又，曾学词于吴文英的沈义父，在其《乐府指迷》中将周邦彦树为楷模，当是带有吴文英指授的影子。而具体地看，吴氏对他的传授，可能就包括：
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这些内容正好可以铺展开来形容周邦彦。以这四条为纲领，《乐府指迷》主要谈具体的词法，类似于发源于唐、大盛于宋的一些诗格著作，因而不妨将之称为“词格”。《乐府指迷》与张炎《词源》前后出现，从二者表现出的相当的一致性，可以见出当时词坛的总体趋向。
本书为展示周邦彦词全貌，以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为底本，参以吴则虞先生所校《清真集》、罗忼烈先生《周邦彦清真集笺》、孙虹教授《清真集校注》等，共收词作一百八十五首；删去原有的题材分类标识（如“春景”之类）与宫调标识（如“越调”之类），依照《全宋词》排序，行文中亦据《全宋词》对相关互见之作略作提示。注释主要参考《清真集校注》等，不厌其烦，择善而从，以协助读者排除读解文本中可能会遇到的障碍。评析则注意在读解文本的基础上，兼采众长，灌注史识，纵横比较，适度发挥，力求还原周邦彦的词史地位和影响，要在整体揭示清真词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反差现象（即学术层面上已然完成经典化进程，而普通读者层面却远未达到像其他一些北宋词人那样相应的、耳熟能详的程度）及其因由。
限于水平，书中恐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在编写过程中，对前修时彦如陈思、程千帆、村上哲见、蒋哲伦、刘斯奋、刘扬忠、刘永济、刘永翔、刘尊明、龙榆生、罗忼烈、钱鸿瑛、沈祖棻、施议对、孙虹、唐圭璋、王国维、王强、王兆鹏、吴世昌、吴熊和、吴则虞、夏承焘、薛瑞生、杨荫浏、叶嘉莹、俞陛云、俞平伯、张师宏生、诸葛忆兵等诸位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有参考。所有这些，都尽可能在正文中以随文作注的方式加以说明，另于书末按编著者姓氏音序，列举出主要参考引用文献，以为读者提供方便。责任编辑高林如、王建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致谢。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北宋著名词人，其词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善于融化前人诗句，浑然天成，长篇尤富艳精工，善于铺叙。精通音律，下字用韵皆有法度，浑厚和雅，冠绝古今。
《周邦彦词》为周邦彦词全集。注释注重以古诗词解释字词，评析则力求还原周邦彦“千古词坛领袖”的词史地位和影响，从整体上揭示周邦彦词在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反差及因由。整理者语言古雅，诗意盎然。
读一本《周邦彦词》，不仅可以欣赏到清真词精美的结构，还可以欣赏到中国古代许多优美的诗词。再加上作者语言古雅，整部书读来诗意盎然。评析则力求还原周邦彦的词史地位和影响，并从整体上揭示周邦彦词在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反差及因由。此外，书中对周邦彦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可使读者对周邦彦词有一个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