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德国官方不可能了解这些，但无论怎样，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就是证据。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发生之前，坊间的各种猜疑有增无减。最终，当精准的计划遭遇到劣质的炸弹时，所有的猜疑瞬间变成了肯定。业内人士说，迟早有一天，有人会为此埋单的。在这之前，等待让人备受煎熬。
炸弹没能按时引爆，滞后了约十二小时之久，实际爆响的时间为星期一上午八点二十六分。现场发现的几只受害人的手表，全都定格在这一时刻。跟过去几个月发生的爆炸案一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警告。其实，预先的警告原本就不在计划之列。在杜塞尔多夫，一位来访的以色列武器采购官员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轿车里被炸弹炸死。同样，在安特卫普，有人将一颗伪装成书籍模样的炸弹送至东正教犹太人大会的组织者驻地，结果，大会的名誉秘书长被炸死，她的助手也在大火中丧生。在慕尼黑，有人将炸弹安放在一家以色列银行门外的垃圾桶里，造成两路人受伤。唯一的例外是斯德哥尔摩爆炸案，事先有人给出了警告。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此案与前面提到的系列案件没有关联，作案者另有他人。
八点二十五分，巴特戈德斯贝格市区的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依旧是一个绿树成荫、安静隐蔽的外交官驻地。如果想尽可能地远离波恩这个政治漩涡，但又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驱车到达，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新落成的街区，但路边的房屋设施却很成熟：草木茂盛的花园，车库上方有女佣的房间，还有安装在瓶料玻璃窗外面的哥特式防盗网。莱茵兰地区常年温湿、多雨，植物和外交社区一样，长势喜人，几乎赶上了德国人修筑公路的速度，追上了他们绘制地图的速度。结果，有些房屋差不多已经被前院茂密的针叶树所遮掩。那些灌木，如果任其生长，迟早有一天会遮天蔽日，整个地区将成为格林童话中的仙境。经证实，这些树木能有效抵御爆炸的冲击波，因此，爆炸发生后没几天，当地一家园林中心已经将此品种列为了珍品。
在这条街上，不难发现，有些房屋颇具民族特色。比如，坐落于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街尾转角处的挪威大使官邸，一栋简朴的红砖农合，乍一看，还以为到了奥斯陆的远郊呢！埃及领事馆位于街首，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仿佛艰难时世中衰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宫别院。屋内传出忧伤的阿拉伯音乐，百叶窗始终关闭，好似在抵御北非地区的热浪。时值五月中旬，天气已经开始转晴，鲜花和嫩叶在微风中摇摆。玉兰树的花期刚过，可怜的白色花瓣大都已经掉落，飞飞扬扬，满地残片。宽阔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但是，有绿树作屏障，嘈杂声几乎无法进入到室内。爆炸前，最清晰的声音当属小鸟的鸣叫，其中有数只体态丰满的鸽子，它们爱上了澳大利亚使馆武官家房前的紫藤，那也是外交官先生最为自豪的植物。向南一公里处，虽然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但却能听见驳船马达发出的突突声。浑厚、低沉的声音，当地的居民早已对此充耳不闻；倘若这声音突然消失，他们反倒不习惯了。总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早晨，尽管西德的那些重要报纸每天都充斥着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萧条、通胀、破产、失业，等等，很明显，都是些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通病——可你依然相信，巴特戈德斯贝格是一个宁静、高雅的宜居之所，而且，波恩也不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不堪。
由于种族和级别的不同，有些男人已经离家上班去了，但是，外交官们，可以说，简直就是男人中最慵懒的一类。一个面带忧伤的斯堪的纳维亚领事，因为婚姻的压力，前一晚，借酒浇愁，现在，仍在昏睡。一个南美的代办，头上套着发网，身上穿着一套丝绸睡衣——北京之行的收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告诉那个菲律宾籍的司机当天采购的内容。意大利领事一丝不挂地正在修面，他习惯起床之后先锻炼，后洗澡，而后刮胡子；他的夫人已经穿戴齐整，正在楼下批评女儿，因为，小丫头前天晚上没有按时回家，可她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还跟母亲顶嘴。每周，这样的对话是母女俩一大早必做的功课。来自象牙海岸的一个使节正在打国际电话，正式告知他的主子，为了从德国财政部弄到发展援助，他最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难办了。电话突然断了，电话那头的主子们以为他故意挂断他们的电话，即刻发过来一封电报，问他是不是不想干了。以色列劳动专员一个多小时前就上班去了。在波恩，他还不太习惯，因此，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喜欢遵守耶路撒冷的工作时间。生活就这样继续着，众多低俗的种族笑话，追根溯源，都来自现实和死亡。
在每一次爆炸中，都有奇迹发生，这一次也不例外。奇迹来自于那辆美国校车，它负责接送本社区大部分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候车的地点距爆炸中心不足五十米，幸运的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没有一个孩子需要回家去拿落在家里的作业，没有一个孩子没有按时起床，也没有一个孩子因为不愿意上学而拖延了时间。就这样，校车准时启动了。爆炸中，校车的后窗玻璃被震碎了，汽车冲到了路边，一个法国小女孩眼睛受了伤。谢天谢地，孩子们大都安然无恙。事后，这件事被定性为一种救援举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此类爆炸事件，或者至少，此类事件后果的一个特征：与其说沉浸在死亡的苦痛中，人们更愿意赞美生命。当灾难的冲击波渐渐消退的时候，悲伤才真正开始，但这往往发生在数小时之后，当然，也有例外。
爆炸的声响，人们并不记得，特别是住在附近的人们。在柯尼希思温特，老百姓听见河对岸传来一声巨响，以为那里爆发了一场对外战争。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们惊慌失措，东跑西颠；他们咧开嘴巴，笑着，好像他们是一群侥幸逃脱的同案犯。他们纷纷说，那些该死的外交官，你希望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赶快收拾行李，全部滚到柏林去，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花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爆炸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假如他们能够提起此事，假如他们能够开口说话，他们会说，他们看见道路变了形，或者，街对面一栋房屋屋顶上的烟囱腾空飞了起来，或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摧毁了他们的房屋，撕扯他们的皮肤，捶打他们的身体，把他们打倒在地，鲜花从花瓶里飞出，花瓶撞上了墙壁。没错，他们记得玻璃破碎的声音，记得嫩叶掠过地面的刷刷声。人们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低地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明显，从他们自然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声音，他们还是有感觉的。此外，有几个目击证人曾经提到，当时，法国领事家厨房里的收音机正在高声播放当天的食谱。有一个自认为很理性的女人，向警察询问说，爆炸是否有可能扩大收音机的音量。警官们把毯子裹在她身上，将她带离现场，并对她轻声解释说，在爆炸中，一切皆有可能，但在这起事件中，这种解释行不通。法国领事家的窗玻璃全部破碎了，屋内没有人去理会那个收音机，因此，它自顾自地对着大街继续播放。对以上解释，那个女人仍旧抱有怀疑。
记者们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在警戒线外张望。据最早的报道说，爆炸造成八人死亡，三十人受伤，矛头直接指向一个叫做“尼伯龙根5号”的德国右翼狂热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两名智力迟缓的男孩和一个疯老头，他们的能力恐怕连一只气球也奈何不了。中午，在压力下，媒体被迫将死亡人数降至五人，其中一人是以色列人，四人重伤，另外有十二人被送进医院，伤情各异。此时，他们改口称，对此次爆炸负责的应该是“意大利红色连队”，但是，同样，没有丝毫证据。次日，他们又有了新的版本，这一次，他们剑指“黑色九月”。又过了一天，一个自称为“巴勒斯坦的痛苦”的组织主动承认与此事有关，他们还给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之前的几起爆炸案也是他们的作品。“巴勒斯坦的痛苦”，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的名称，还不如说它直接对行凶者的动机作出了解释。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组织名声大噪，因为，许多冗长乏味的名篇都不约而同地用它作为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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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这个故事，还会继续造就——就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战争撕成了碎片，而交战的两个民族，却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约翰·勒卡雷《小鼓女》前言
“在文学的领域中，勒卡雷再一次提升了间谍小说，《小鼓女》将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间谍小说家。”
——《商业周刊》
冷战结束的时候，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个个心怀窃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断言，认为从此以后，我将不再有任何写作素材了。他们说：勒卡雷的饭碗彻底砸了。
事实是，迄今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与冷战无关。作为一个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觉更加幸福，因为，柏林墙终于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将目光聚焦到我们时代其他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苏联政体的学者，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还有那些防务记者，此刻，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寻找新的疆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划定了我的地盘。创作于1981年到1982年间的《小鼓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冷战还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乔治·史迈利，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战，充其量说，也就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真实的舞台上。借用我书中的主角约瑟夫的话，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的战争。停！停！抱歉，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偏见。在那些年月里，在以色列，不断有人向我灌输以下的观点：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两千年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犹太人的家园，直到真正的主人归来！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十分艰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贯的风格——也预测不出究竟哪一方会赢，唯一确定的是，作为一个战后活动在奥地利的年轻情报官来说，我曾经审问过无数犹太难民，他们的苦难境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英国，中产阶层中的反犹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证，相比较我在欧洲大陆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所经历到的，那可就大为逊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罢，可以说，我一无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过几年，那个时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们，在我看来，总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气。哪怕他们研究的是其他领域的问题，他们依旧自成一体，拒他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在他们眼里，那些亲以色列分子，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举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许，虚拟的外交舞台和约瑟夫真实的戏院一样，孰是孰非，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不管怎样，有一天早上，我开始行动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伦敦西区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办公室。那个时候，毗邻的屋顶上架着摄像头，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在街上溜达。我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再也没有去过中东，也没有去过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是拉姆拉维先生，我约好中午跟他见面。在这之前，我给他送了一本《时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头像。电话里，我提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人。“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褐色皮肤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们谈得来，我就邀请他共进午餐。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他能够提供给我的一切：引荐他人、建议、提醒、鼓动，甚至谎言。无论什么内容，我都不介意。两边的故事，我都想听。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决定把优先权给他们。
我按响了门铃，街上那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同样，屋顶的摄像机也对准了我。门开了，我走进一个玻璃亭子，形状像竖立的水晶棺，外面有警卫。身后，门咔地一声关上了。我西装笔挺地站在那里，目光穿过玻璃，打量着前方的门厅：漂亮的十八世纪建筑。两个阿拉伯大汉，面露愠色，狠狠地盯着我。玻璃门开了，我迈步进入门厅。那两个人来到我身边，对我进行了搜身检查：长时间、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职业手法。在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在通往亚西尔·阿拉法特临时司令部的接待室里，也经历过如此的遭遇。现在，在格林大街，这套程序依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无论是阿拉伯保镖，还是犹太保镖，他们不只是对你进行搜身，他们用手和眼睛盘问你，他们在捕捉你的身体对他们的双手作出的可疑反应。关键是时间。他们爱折腾多久，就多久。他们就是想让嫌疑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私密部位，自己的口臭，自己的不良企图。创作《小鼓女》期间，我究竟被搜过多少次身，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一次的遭遇，往往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就发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大街，在我拜访拉姆拉维先生之际。
自然，拉姆拉维先生始终没有现身。我一个人呆立在门厅里。在他的记事簿上，根本没有约会这码事儿。他的秘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他在国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来吧。改天，那将会是另一个第一次。打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个阿拉伯人接待过我，他们总是打发我等在一边。单就发生在接待室里的事情，恐怕，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了。然而，缺席的拉姆拉维先生带给我的是炮火的洗礼，这个玩笑有些不厚道，因为，他在伦敦的前任被枪杀了，而且，拉姆拉维本人不久也在西班牙被打死了，也可能是被炸弹炸死的，具体我记不清了。尽管如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不会消亡的。
……
我跟一个极端组织的代言人交谈过，这伙人公开脱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了自己的恐怖团伙。他手下的士兵，有男有女，全副武装，懒洋洋地靠在墙根下。东道主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带相框的高清图片，上面有一架瑞士航空的喷气式飞机，地点是一个报废的机场。炸弹爆响的时候，机身的中央完全爆裂开来。那一次，他们在炸毁飞机之前，先行撤离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年轻人个个情绪高涨，一个漂亮的女孩儿给大伙儿端来了阿拉伯咖啡。帅气的勇士们皱着眉，自顾自地喝起来。有个家伙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划着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那么，杀戮昵？我问。东道主被我问懵了。他吸了一口气，用官方的口吻说：一枚以色列炸弹，落在南黎巴嫩的一个聚集点，造成了无数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死难的人数超过了一年中被巴勒斯坦人消灭的犹太人数的总和……这不是杀戮，这是战争……这是自卫……我走出房间，来到户外。如果不是战争，此地的空气应该和贝鲁特大街上的一样清新。
说说以色列吧！为什么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经历呢？嗯，因为，从某种角度说，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组织结构的，而且，以色列人易于接近，他们有门铃，有正常的工作电话，还有漂亮的房屋、学校和护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谈，无须犹豫，十有八九，你的心愿可以达成。官方的说辞，听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没有人故意刁难我。将军们通常只穿着衬衣，看见我来了，他们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膀，并给我足够的时间提问。政治家、情报官，以及报社编辑，他们在一起交谈、辩论，气氛和谐，而这一切，从哲学的角度说，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见不到的。
胜利并没有让以色列名声大振，但这不是以色列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从本能讲，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众，众所周知，他们自发地四处移居，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世界大游戏中的一个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着美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并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公共关系的较量中，巴勒斯坦人变成了大卫，而以色列人则成为了哥利亚。不难理解，为何欧洲的恐怖组织把巴勒斯坦大旗钉在他们的桅杆上。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两边摇摆。 三年后，这本书被采用了。跟我的写作经历一样，这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奢望有什么改变。以色列人比较随和，给与了好评。在美国，之前的任何畅销书都不曾暗示，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因此说，我的书，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卑劣地指责我，说，批评以色列，理论上说，就是反犹太人。对此，我忍，我默默地忍。我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来自美国的犹太组织，对我进行谩骂和诋毁；也有一些来自个人，那些犹太人的信件，内容非常感人。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耐心地看完了我的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认为这本书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写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体对此书反应平淡，褒贬不一。一位重磅级的阿拉伯批评家认为此书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说和现实一样，巴勒斯坦都是输家。
至于我本人，十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时，我一反常态，感觉非常坦然。我发现，我主要的遗憾在于，开始部分，对德国人的描述有些过长了；我最大的难过在于，无须做任何改动，这个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这个故事，还会继续造就——就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战争撕成了碎片，而交战的两个民族，却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约翰·勒卡雷
1993年4月
《小鼓女》是约翰·勒卡雷出版于1983年的一部间谍小说：以色列间谍头目马丁·库兹为了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利勒——一名长期在欧洲以犹太人为目标、实施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头目——招募了一位激进的左翼英国女演员查莉。在一系列准备之后，查莉终于融人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面对虚构的情人和经历，查莉的良心和道德在两个民族之间摇摆不停，根深蒂固的道德观也已被撕扯成碎片。究竟哪一方才是正义的？作为一个脆弱不堪而渴望爱情的双重女间谍，又该如何抉择？
《小鼓女》是约翰·勒卡雷发表于1983年的一部间谍小说，讲述了以色列间谍头目马丁·库兹为了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利勒——后者是一名长期在欧洲以犹太人为目标、实施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头目，雇用了一名激进的左翼英国女演员查莉。在一系列准备之后，查莉终于融入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勒卡雷擅长间谍小说，但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小鼓女》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间谍小说。著名评论家兼作家威廉·F·巴克利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小鼓女》之于间谍题材，就如同《包法利夫人》之于通奸、《罪与罚》之于犯罪题材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