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法制晚报社编著的《甲午遗证(赴日寻访甲午战争清军遗物纪实)》祭奠甲午战争120周年。
谨以此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
12件清军遗物,二甲子风雨东瀛。
2014年,时值甲午战争120周年,《法制晚报》甲午遗证报道组远赴日本,辗转七座城市,寻访到甲午战争时被掳去日本的12件清军遗物。
本书也因此而生。
这些象征着中国耻辱战败的清军遗物现如今在日本是何处境?日本人是如何对待并处置它们的?如今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甲午战争的?
本书图文并茂,以实地采访经历为线索,现场拍摄照片为凭据,再辅以甲午战争亲历者后人的采访以及史料,将甲午战争系统的、立体的呈现给读者。
法制晚报社编著的《甲午遗证(赴日寻访甲午战争清军遗物纪实)》讲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苦心经营近30年的北洋海军一朝覆灭。这场旷日持久的海陆大战,在此后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给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隐隐伤痛,也让大量的清军遗物被掳至东瀛。时值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法制晚报》甲午遗证报道组远赴日本,寻找那些曾经象征着中国战败耻辱的战利品,抚摸流浪百年的灵魂。
两甲子匆匆过去,历史并未走远,当年日军的“战利品”在日本并不难觅。面对这些“甲午遗证”,中国人当如何反思?日本人又当反思什么?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但中华民族必须有以战止战、保卫和平的能力与决心。历史可以有相似之处,但悲剧不能重复上演。
今天我们反思甲午战争,并不是简单地反思战争胜败,而是为了超越历史、超越战争,是中国人、日本人乃至相邻国家的相处与未来。
野心不死
国际法“三大紧箍咒” 遏制日本挑衅别国
12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仍野心不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问题专家冯玮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能够运用国际法应对日本“出轨”行为的一个重要国际法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国家海洋法公约》。比如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涉及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而在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上,中国完全可以“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日本自己官方的《外交文书》本身就提供了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证据”。
冯玮表示,如果从甲午战争起看的话,日本人是做得比较“卑鄙”的。首先一点,7月25日宣战,战争爆发以后,也就是丰岛海战以后,《泰晤士报》方面的英国国际法的权威就发表文章指出,“日本不宣而战”。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期,日本的舆论是站在下风的。但是很快,日本买通了英国牛津大学等国际知名的国际法专家,随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中国军队,由此扭转了国际舆论。日本是比较注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的。
冯玮称,相比之下,中国当时并没有很强的国际法概念。在西方是根据“国际法的秩序”,而中国当时只有“华夷秩序”的概念(编者注:华夷秩序是中国在晚清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国际秩序。在这一体系内,由于中国在这一地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水平,所以就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向中国朝贡的各藩国与中国历代王朝之间的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谓的华夷秩序就是“贵贱上下之别,华夷内外之辩”。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比如说像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并没有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观念本身就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是缺乏国家观念的。甚至于包括甲午战争,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战争,严格地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这样一个地方部队在与日本的国家军队进行战争。
应该认识到一点,中国在法治方面起步较晚。而之所以这样,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文化主要是“三足鼎立”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中国的儒教在中国的文化中是占据首席地位的。当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响应,随后开始贯彻。而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要禁绝各种思想文化,而是强调治理国家要单独地采用儒教的做法。因此称之为“儒术”,也就是治国之术。而儒术主要强调道德教化,而不是像法家一样强调的是法制的原则。所以在中国社会中,长期主张道德教化,而不是法治原则。中国文化大师林语堂在《中国人》这本书里面就写道:“铁面无私的规则最不符合中国人的脾性。”所以在法治历史上,中国从来都是失败的。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现在的中国还是非常强调一个“情理法”,而不是“法理情”。
冯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当然要遵守国际法的准则,在这方面中国正在不断地发展、前进、学习当中,了解熟悉和遵循国际法,这是中国必然的方向。此外,中国国际法的专家也比较缺乏,比方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就急缺海洋法的专家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伸张正义。
冯玮表示,目前看来,中国用国际法来伸张正义“有其难处”。例如在海洋争端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德国海德堡的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柳井俊二。而且柳井俊二还是安倍政府日美安保法律基础恳谈会的核心成员,他是首席专家。他是安倍一系列“出轨”行为的“首席智囊”,比如说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日美安倍法律基础恳谈会他们的工作内容。所以,至少在人事问题上,中国就不可能通过国际法律来解决海洋争端问题。在这一点上,由于日本和韩国也存在岛屿争端。韩国就曾明确地提出,这样的人事任命有失公平。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外部原因,但是中国在历史问题和与日本的争端问题上,依旧是“有理有据”的。此外,中国也一直在国际上申说自己的主权问题,这是中国一直在做的。
冯玮表示,尽管宪法本身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但是在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即便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也不可以轻易地发动侵略战争。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这三条在当年1945年6月份规定《联合国宪章》的时候,为当时侵略的国家已经“预留了席位”。这三条也因此被称之为“敌国条款”。这三大条款的核心精神原则就是如果当初侵略的国家再次挑衅别国发动侵略的话,那么受到它攻击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联合国同意进行武力反击。这就是套在日本头上的“紧箍咒”。所以这三条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试图要将其修改和去除掉,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三条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日本胆敢挑衅中国的话,那么根据国际法的原则,中国完全有理有据进行武力反击,中国的导弹部队,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就可以直接对日本展开攻击。所以日本是不敢轻易挑衅中国的。
……
P49-51
甲午战争及其失败,击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第一次强国梦想,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并迅速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成为几代国人心中至今难以抚平的深重创痛。
120年后的今天,对于甲午悲剧的历史反思,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作为一家传统的纸媒体,极富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法制晚报》,投入很大力量组织记者远赴日本各地深入寻访甲午战争的历史遗存,精心制做出12集电视资料片并出版《甲午遗证》一书,以第一手生动形象的资料来引发国人对甲午历史悲剧的深刻反思,对于我们今后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代海军史专家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