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日方推出了走红程度如日中天的少女偶像团体AKB48，担任“日中亲善大使”。放眼今日日本娱乐界，AKB48可谓风头无两，形成了令人不得不瞩目的社会现象，但其深层内涵也招来许多争议。
有一天到一家很小的中餐馆吃饭，看到秋元康曾在杂志上推荐过此间的饺子。这位秋元康，即AKB48的教父，在歌曲作词和商业推广领域拥有不凡成就。我觉得AKB48之所以大红大紫，最关键之处在于秋元康的经营手法。传统的艺人表演活动要保持与观众的直接联系，不管舞台是流动还是固定。现代声像技术的发展，使得艺人的表演活动可以与观众脱离开来，而AKB48的专用剧场演出形式是一种回归；在中国，赵本山和郭德纲在二人转与相声领域也有同样的成功案例。艺人与观众的距离究竟宜远宜近，这是一个难题。窃以为影视艺人因为要扮演不同角色，适合保持本尊一定的冲秘感，而剧场表演型的艺人，与观众的接近更加有助于培养忠实“粉丝”。AKB48和其姊妹团体以剧场表演、握手见面会等形式博得了知名度，也营造出“和粉丝共同成长”的氛围，使无数日本宅男死心塌地地甘愿效忠。
不过，AKB48最值得探究的在于她们的少女形象，以及庞大的规模。去年年末晚上，无意间看看红白歌战，被AKB48们吓了一跳，舞台上挤满超过一个加强连的制服少女。此前，AKB48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人数最多的流行偶像组合”，这次又打破了日本NHK红白歌战的登台组合人数纪录，大有倾国倾城之势。多年来，日本歌坛一直流行非乐队的多人表演组合，流风影响东亚各地，但像AKB48这个人数级别的团体着实令人震惊，连记住所有成员的名字都要花费一番工夫。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小时默背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往事，感慨一下。
俗语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四十八个女生凑在一起，单纯是人事管理，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也就是集团性格强烈的日本人才能做到。从商业角度讲，这类多人组合追求的是规避风险和扩大效益，受众往往会在其中找到一个看着顺眼的，AKB48的规模将此项机能发挥到了极致：看着花眼。这便是日本评论界有人指出的问题所在。评论家们批判廉价服装商家优衣库能导致“亡国”，有趣的是，亦有评论家将AKB48比作优衣库，即同样以廉价行销、批量复制为模式，破坏了对质量和品位的追求。还好，他们没说AKB48会“亡国”，考虑到粉丝的威力，估计想说也不敢，最多腹诽罢了。事实上，这二十来年里，由于商业操作机制对流行音乐的掌控翻弄，使得流行音乐不仅在日本，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质量的滑坡。优秀的创作与演唱天才寥寥，能够恒久萦绕于心的作品寥寥，和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到处群星璀璨的盛况对比，显得好景不长江河日下。这当然不是AKB48的责任。 AKB48真正需要被评论的，是其暗含的比较另类的色情意味。在AKB48之前，日本还有“早安少女”等所谓“美少女”组合，这是日本文化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分析对象。十年前，我受邀观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东京纪念音乐会，王菲、滨崎步等两国大牌接连亮相，但观众以政经文化界人士居多，反响并不热烈。最好玩的是一个日本少女组合开始表演时，NHK剧场的最后方骤然响起一阵欢呼，令前面的观众纷纷回首眺望。那大约是几十名男子，雀跃程度热烈癫狂，仿佛在和台上歌舞的偶像遥相呼应。而节目告终，后面也没了声息，我回头看去，竟然人去座空。我不禁慨叹：这才是从一而终的粉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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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千年错看史（代后记）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
一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着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巳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盲目轻视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魏齐王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十八次派出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论》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文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人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人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象，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
在此应当提及的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留学、移民日本的浪潮，然而，这次浪潮中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起近百年前的先辈还有不同。大多数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因而乐于成为滞留日本的外来劳动力，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交流贡献不多。一些人更因其犯罪行为，成为令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急速恶化的一大缘由。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人因美国文化征服和教育内容变革等种种原因，也使他们不再如前辈那样熟知中国古典文化。尽管古典中国的影响对日本人理解现代中国时可能是一个负担，但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知识减少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乃至连肤浅的了解也无从说起。在较为引人瞩目的历史教育领域，双方自说自话，出现了胶着的互有攻防的局面。必须阐明的是，历史教育的误导绝不是日本或中国单方面的问题。茨木智志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的相互认识》中通过对两国教科书涉及对方内容的分析，得出“日本是为了现在的日本教授中国史，中国是为了现在的中国讲授日本史”的结论。日方讲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伟人，而中方则注重于日本近现代的侵略。无独有偶，谭汝谦教授亦在《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学的看法是“厚古薄今”，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则“厚今薄古”。这种错位现象，与前述的两国彼此误读可谓一脉相承，绝不仅局限于思想、文学和历史教育的理论层面，而是渗透了两国上至官方下至民众的现实生活。
中日两国皆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在地缘上的唇齿相邻不可更改，因此，建立彼此间的正确认知是理所应当的大事。然而，这个干年痼疾的根治需要双方彼此正视的尊重，协调配合的默契，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求同存异的宽容，以上条件暂时都不完备，所以教人无法以乐观待之。或许，不论未来究竟往何处去，都是中日两国的宿命吧。
独辟蹊径看日本
王东兄嘱我为他的这本书写段文字，留日十余载的岁月中，好在有王东兄与我击节话诗，对酒当歌，留下处处美好记忆的同时，也让我的心智学识斩获颇丰，实乃生命中不可多得之良师挚友也。因此虽虚长几岁，我仍以兄相称。
初识王东兄，说起来也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时的他有点愤世嫉俗，经历了这些岁月的洗礼，他比那时多了几分沉稳和成熟，但其点评时事的犀利文风与其知识跨度之广仍如当年一样，在日本的华人社会中难寻出其右者。
后来，陆续与王东兄一起走过很多地方，接触过很多人。从灯火阑珊的号称亚洲最大欢乐街区的不夜城歌舞伎町，到闹中取静的山县有朋大将打造的和风庭园椿山庄，从明星政要到诗人画家……饕餮过已经变得近乎面目全非的日式“中华料理”，也曾在时尚流行发源地涩谷的地下酒吧抑或最为传统的居酒屋柜台上喝到天明……我们各自用自己不同的目光审视日本，这个无法搬走或视而不见的邻居。
一提到日本，很多人自然的第一反应就是抗战的艰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余音未息。但我们国人，尤其是群情激奋走上街头的那些青年，究竟对日本了解多少？我们是否曾试图去真正地了解这个岛国上的民族？
清末民初的大儒辜鸿铭曾经说过：“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这个观点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很前卫很激进的看法，但辜老先生并不是一味地妄自菲薄。他在《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说来惭愧，当下的中国社会，恰恰缺乏的就是“同情的力量”和“心灵的生活”吧？
早年戴季陶的《日本论》呼吁国人必须了解身边这个邻居，可惜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界以及大众完全没有对此予以重视，直到近些年，对于日本的介绍以及译作才有逐年增多的趋势。但遗憾的是，居多的是一些围绕政经形势的“大手笔”或个别文人式的无病呻吟。王东兄的这本书，开卷之后可发现其独辟蹊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资料的翔实与写作手法的轻松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甚至连很多留日、旅日多年的华人，对一些平日貌似了解的日本事物，都不禁发出“哦，原来如此”的感慨。比如关于近年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推崇备至的日本饮食文化，王东兄却提出了冷静且独到的评说，尽管我个人对此并不完全苟同，但也不得不佩服他客观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读后应该说开卷有益，能够了解其迥异于他人的思维视点更是获益匪浅。本书虽不敢说在这方面独步人先，但确实是作出了一种尝试，而这种努力在波乱浮躁的今天尤为可贵。 本书中不仅涉及了日本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等“上层建筑”的范畴，也将笔触伸向了颇具特色的娱乐圈、“风俗”（色情）业乃至卡拉OK等百姓感同身受的“小事”，但在王东兄的注释与深入分析后，不仅会让读者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日本事”有耳目一新的“真知”，更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文化意义上的“灼见”。
我和王东兄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赶上了文化传统的一段波折时期，后来又感受了社会财富上的急剧变化，亲身体验了时代的种种陵替起伏。我们在岛国客居的这些年中，除了承担着基本生存要求的压力，为稻粱谋之外，聊以自慰的是并没有放弃求知若渴的习性。而王东兄比我更加积极主动地担负起社会责任，笔耕不辍，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身边这个复杂的邻居，实为我的榜样。我也以在游学东瀛的岁月中能够有幸结识这么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深为骄傲。恐怕一直身处国内的朋友难以体会到的是：在去国漂泊的海外，能够有一个随时能互相依靠的臂膀且丝毫不掺杂利益关系的兄弟，是多么的难得！
彼时，与王东兄在某居酒屋对饮至半夜，聊起写作与出版，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摒弃所有羁绊和顾虑，出一部彻底为自己写的书——我期待着。
高源伸
于京北半坡莊
《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是畅销书《别跟我说你懂日本》作者王东的最新作品。本书内容有“压抑与暴力”“愈暴力愈美丽？”“军国主义还会来？”“右翼是个什么玩意儿？”“AKB48的色情意味”。本书似乎有一双独特的眼睛，能看见一个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读者可以借作者一双慧眼，读懂那个暧昧的日本。同时配有王轶庶的独家手机摄影图片，展示镜头下日本的敛默与疯狂。
有一个日本，是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有一种情结，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结。畅销书《别跟我说你懂日本》作者王东再次带你走进日本，让你进一步了解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配有多幅知名摄影师王轶庶提供的独家手机摄影图片，展示镜头下日本的敛默与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