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遗风
在我36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有26年时间是在办一本杂志——《电信技术》。从做助理编辑开始，到后来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
《电信技术》杂志的主编先后换过多任，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佟树龄。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位主编。
佟主编称得上是邮电出版社的元老了，但社里老的、少的都管他叫“老佟”，没有什么人称他“官衔”，倒常有人直呼他的雅号——“老夫子”。
佟主任为什么得此雅号，我没有考究过。只是通过自己的直觉，认为他确实有点像“夫子”。他办事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给人审稿时总强调要找依据，查出处，凡事“要说出个道道来”。特别是对于政治性较强的稿件，他更是慎之又慎。有人说他“胆小”，也有人说他“保守”，但他却闻风不动，依然故我。
开始，我对他那份“抠”劲也很不习惯，认为是多少有点“草木皆兵”。后来，经历的事多了，便渐渐意识到，干我们这一行的，“白纸黑字”，不“抠”的确不行，不“抠”就可能出问题。有一次，我们的杂志装印完毕后发现封二栏头上的“自力更生”错成“自立更生”了。由于差错出在严肃的政治口号上，这是绝对不容许的，非返工不可！于是乎，动员全社职工，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改错，刊物也因此而误了期。类似的事，在我当期刊编辑期间及之后，曾发生过多次。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抠”得不够，审得不严。
老佟的言传身教，对我这个新编辑还是很有影响的。我由此也渐渐养成了在编稿或审稿中查资料、找依据的习惯。我的案头总是放着“词典”“标准”一类的工具书，对于文章中任何一个疑点，都会先用铅笔做个记号，事后一一查核或提出与作者商榷。搞清一个问题，就用橡皮擦去一个问号，直到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心里踏实下来为止。这样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老佟是我接触的领导中，少数几个可以和他随便开玩笑、提尖锐意见的人。因为，和他说话，无论说重说轻，都不必担心会被他“穿小鞋”或“秋后算账”。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们不把他“放在眼里”，无视他的“尊严”，但仔细想来，这恰恰折射出了他人格的魅力。人们对他不设防，是对他最大的信任和尊重。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推心置腹”更珍贵的呢？
在“运动”频繁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从没有听说老佟整过什么人。有的只是善意劝导、真诚帮助和身先士卒的垂范。
老佟不善言辞，默默工作。从同事那里听到过不少关于他让工资、捐善款的传闻，我没有核实过，但编辑部每月的评奖会却是切身感受到的。几乎每一次评奖，他都退避三舍，执意把名额让给其他人。对下属，他关心备至。每次出差去杭州，他都会找到我的家门，踏上那吱吱作响的楼梯，去看望我年迈的双亲。我的父母亲每当提起这件事，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感动。
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大家拿的都是低工资。很多年，我都是拿56元工资，除了自己的开销，还要供养父母，生活过得紧巴巴的。老一代编辑要比我们好一点，有的还享受肉蛋配给，人称“肉蛋干部”，有的享受糖和豆的配给，人称“糖豆干部”。老佟虽说也是“肉蛋干部”，但他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可他对人却很大方，常常听到他在别人困难时解囊相助的事。我自己也亲历一回，至今难忘。
1969年5月19日，在人民邮电出版社老人的心中永远留下一个难以消失的阴影。那一天，在一列开往武汉方向的列车上，出版社“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铁青着脸宣布：人民邮电出版社撤销了。
由于这“连锅端”的下放决定来得如此突然，以致每个人走得都那么匆忙。因为要一辈子在农村扎下去，带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少。像箱子、蚊帐、厚被、草帽、军用水壶等一年四季要用的东西都要备齐，这使得原本便颇有点经济拮据的我感到不堪承受。不料这种情况被细心的佟树龄主编察觉到了。他没多说什么，硬是往我手里塞了50元钱，说：“你就先用它买点必需品吧。”看我有点犹豫，他又善解人意地说：“没有关系的，等将来你有钱了再还我就是了，没有钱也可以不还。”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感到这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当年50元钱是很顶用的，可以买不少东西。我用它买了蚊帐、箱子、背包等下放所需的用品，解了燃眉之急。
佟主编借给我的这笔钱，我一直放在心里。在我经济状况稍有好转时，几次想把这钱还给他，但都没有好意思出手。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同样是50元钱，现在已经买不了一两件像样的东西了。如果付给佟主编利息，按照他的为人，是绝对不会收的。在犹豫中不知不觉又拖了些时日，可心里却依然忘不了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民邮电出版社终于恢复了。《电信技术》也回到了北京东长安街上那座颇具历史意义的小木楼里办公。老佟还是大主编，我也从湖北阳新的一个工厂被召了回来，继续在他手下当一名普通编辑。在生活安定下来后，我又想起了老佟的那50元钱。有一天，我终于双手把钱奉还给了老佟，只深情地说了声“谢谢”，其他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老佟就是这样一个把扶危济贫、报效社会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人。
2007年9月，当他从《新华每日电讯》上看到《为了不让桃园沟变成“文盲沟”，湖北山区女教师胡安梅坚守15年》的报道后，便深为感动，决定加入助学山区贫困儿童的行列。这几年，经胡老师的介绍，他先后资助了多名山区儿童，使他们重返了校园。每当他收到被资助孩子的来信时，心中都感到十分欣慰。他说：“从一个个孩子的成长里，我体会到快乐，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虽然我老了，但是还能为山区贫困学生做些贡献感到非常高兴”；“认识了一些青少年朋友，也为我的老年生活增添不少乐趣”。
转眼间，老佟90岁了。虽然已是满头银发，步履蹒跚，但却依然焕发着其生命的青春，向社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传送着温暖和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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