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留下的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后人的财富。

后人从历史中感受到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当珍视。

无论作品反映了什么，无论你体味到什么，理解与思考最重要。

——谨以此书献给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和尊重历史的人们

张向持编著的《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以纪实文学形式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全中国的一场大饥饿，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黔暗的印记。河南信阳地区，是这场巨大的生命悲剧的重灾区之一，大饥饿夺走了百万人的生命，史称“信阳事件”，反映艰难岁月中的党同人民群的“血肉联系”。

军旅作家张向持呕心沥血，历时十年，踏遍豫南的山山水水，寻访上百位当年的干部、群众，满怀一腔热血创作《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一书，首次全景观地披露了1959-1961史称“信阳事件”这场大饥荒里发生的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反映艰难岁月中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圣殿》所要展示的是：

大难临头之际，一个馒头似条命，却有人把自己的“救命饭”送给他人；

大难临头之际，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却有不少人甘愿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

大难临头之际，千村万寨依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粮仓饥民不谋；

大难临头之际，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冒着丢官甚至更大的风险，无私无畏地维护百姓利益；

大难临头之际，众多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视“生活特殊”为耻辱，家人饿死也属平常；

大难临头之际，朝不保夕的百姓却救活了共产党的干部；

大难临头之际，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百姓仍然希望不灭，铁心跟着共产党走；

大难临头之际，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的精神、顽强的生存意志、良好的风尚、坚定的信念、真挚的情感，等等，感天动地。

展示历史悲剧：一场生命灾难，让人们看到政策、决策违背科学规律的惨重代价，让人们懂得尊重科学、崇尚民主的极端重要。

警示存亡之忧：一场生命灾难，让人们看到淡忘群众观念、忽视群众利益的悲惨后果，让人们彻悟“执政为民”、“群众路线”的永恒价值。

揭示天理人心：一场生命灾难，揭示“圣殿”与“根基”的存亡关系，警示执政的共产党人永远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

前言

01 序篇·追逐梦想

 敢教日月换新天——建设激情波涛汹涌

 追星逐月舞云端——“大跃进”狂热逼退科学

 天寒再遇西风冽——庐山会议“人祸”助天灾

 坠地逝梦对愁眠——苦日子又回来了

02 上篇·大难临头

 大河有水小河干——许世友密送军粮救乡亲

 “命根”与“心泉”——“饿死不杀牛”震荡大别山

 “百里大堰”藏玄机——杨守绩巧立名目救饥民

 “劈山”之愿——灾区开展“三反”活动

 宜将冰泪化春水——地委默许“粮种换人种”

 纤夫之责——国库“借粮”放粥

 忠孝吟——行署专员为民丢官

 “涌泉”不薄滴水缘——粮站站长“盗粮”救官

03 中篇·地狱门前

 阎罗殿前有勇者——庄稼汉唐丰山的故事

 生命尊严覆盖“贞节牌坊”——寡妇凤嫂的故事

 生死抉择一笑间——刘氏家族的故事

 “园丁”与“花朵”——县中校长的故事

 “百灵”放声向天歌——欢妹的婚姻故事

 “大义”不孤独——老猎人的故事

04 下篇·希望不灭

 小卒过河不回头——“张三铁匠”进京告状

 不惧险阻“炮翻山”——杨守绩急电北京“揭盖子”

 诤言不抑是忠诚——王国华发起鸡公山“会议政变”

 毛泽东勃然大怒——信阳事件定性“反革命复辟”

 昏黄油灯照幽夜——杨守绩子女的幸运

 高墙围不住的声音——“特训班”响起“为人民服务”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的批示保护了大批干部

 心有愧意不遮掩——蔡中田奔波“谢罪”

 “眼睛向下”心无憾——李丙炎“死抱萝卜”不放手

尾声：心中的圣殿

后记：漫漫十年为“一谏”

坠地逝梦对愁眠——苦日子又回来了

一连数日，路宪文感到头脑一片混乱，他弄不清自己该干什么，干过的事情不知道是对是错，执行上面的精神下面不满，尊重下面的意见对上面不好交代……环境使然，路宪文的头脑无法不乱。

1959年国庆节前夕，路宪文对张树藩说，这些日子脑子乱了，庆祝国庆节活动早该布置下去，却刚刚想起。他让张树藩赶紧搞个电话通知传达各县。

张树藩说，估计大家的心思也不会在这上面，庆祝活动是喜气洋洋的事，眼下这种困境中只怕大家兴奋不起来。

路宪文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但“喜气洋洋庆国庆”是省委的要求，无论怎样还得布置下去。

大难将至的严峻局面昭然若揭，而上级仍在起劲粉饰太平，继续称颂“大好形势”。

195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体参加。声势浩大的场景，热情洋溢的气氛，尤其是中央领导人满面春风的表情，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大难将至的味道。

这一天，举国欢庆，人们似乎忘记了饥饿。

这一天，《人民日报》社论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这一天，全国多家报纸都转载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河南日报》还发表了《红日出东方光芒千万丈公社康庄道农村变天堂》一文，热情讴歌河南“人民公社健全发展坚如磐石”。

这一天，又为狂热中的民族加了一把火。

国庆节过后，信阳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以继续批判“右倾思想”为前提，以“乘大好形势跃进再跃进”为指导思想，部署下步工作。

部署什么？核心工作自然是继续“反瞒产”，向国家上交更多的粮食。这次会议上，各县领导的表态大出路宪文意料，以往的抱怨、质疑全然不见，尽显“积极向上”之状。路宪文当然能听出，都在反话正说。

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说，他做了个梦，一个仙翁点拨说，杨知县莫愁，百姓灶台下埋的都是粮。于是他带人连砸十家的灶台，果然都是粮食，一算，“反瞒产”任务再增加几亿斤都能完成！

路宪文哭笑不得，提醒大家会议不是开玩笑的场所，要严肃点。

可是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的表态仍不严肃，他说：我前两天又去崦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社员说，书记，您弄的瞒产数字恁大，上面能信吗？不如让俺再放颗“高产卫星”配合下，上面知道咱产量高了，定会相信咱瞒产多。我一听大骂，×你妈，咱产量本来就高，还用你造假？我讲这话是想请地委领导放心，遂平有的是粮食，“反瞒产”再搞三五年也经受得起！

还是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态度比较“严肃”，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向地委报告一个好消息：水稻大丰收！继而“装腔作势”道：谁说水稻缺水不能生长？谁说大旱之年无高产？统统是“右倾悲观论调”！县委准备开会研究，把今年收的稻米全部交给国家，一粒不留，决不再出现瞒产问题。

另外四个县的书记也哄然“报喜”：水稻获特大丰收。

无疑都是戏言，是变个方式抵抗饥饿下的“反瞒产”运动。

哪曾想，“戏言”却成了党报的“好素材”，几天之后又让信阳地区多了一份“光彩”。

10月19日，《河南日报》以《高举大跃进的红旗阔步前进》为题，突出报道信阳地区“水稻高产”的消息。消息说，新县、商城、光山、固始、信阳等县战胜百日无雨的大干旱，水稻平均单产540余斤，获得“空前大丰收”。消息还引用光山县社员的话说：“1942年全县只有38天没下雨，结果，赤地千里，寸草不结籽；今年大旱80多天，却是特大丰收年，这真是奇迹。要不是共产党的好领导，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今年说啥也得不到这么大的丰收。”

人们注意到，省报在宣传“高产卫星”上似乎心虚了，因为1958年省报曾经有过信阳地区某县水稻“亩产万斤”的报道，而今的水稻“单产540余斤”，反差实在太大。有人讥讽说，应该把作者和报纸总编都抓起来，他们把这么小的产量称作“空前大丰收”，完全是污蔑“大好形势”。的确，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水稻生长靠喝水，大旱之年水源几乎枯竭，水稻怎可能增产？所以百日大旱后水稻获得“空前大丰收”完全是无稽之谈。无稽之谈也不得不谈，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好领导”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为了鼓舞人们“高举大跃进的红旗阔步前进”，谈而无妨。

这一“好消息”却让行署专员张树藩怒容满面，他拿着报纸来到地委通讯组，问：谁写的？谁审的？群众饿肚子，你们报高产，向国家交不出粮食谁负责？想没想过后果！

通讯组有人答道：这是地委扩大会上谈的情况呀。

张树藩说：说的都是气话，怎能当真？今后再写什么，先要核实情况，不能听到什么就是什么。

面对这样的“好消息”，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同样有苦难言，因为就在此时，接连不断的坏消息正令他不知所措，寝食不安。

P66-69

巍峨圣殿，牢于根基；根基溃，则圣殿倾——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圣殿与根基，具有无法改变的“存亡关系”——这是事物本质的昭示。

中国共产党好比“圣殿”，人民群众好比“根基”——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结论。

由此，引发一个必须思考的话题：离开人民群众这个“根基”，共产党这座“圣殿”能否存在？

无疑，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体现的正是“圣殿与根基”的关系，它关乎党的命运，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珍视党群关系，重视群众利益，坚定群众路线，社会便呈现勃勃生机；反之，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灵魂”，“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生命线”；对于“灵魂”与“生命线”的坚守，是共产党人永远的责任。

故此，共产党十八大政治报告重提“群众路线”，把永久坚持“群众路线”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

故此，习近平总书记严肃告诫全党：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使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使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故此，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取得实际成效。

壮哉！对于问题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敢于自省。

幸哉！对于“灵魂”和“生命”，中国共产党决不自轻。

善哉！新的历程再次牵起一个民族的梦想。

恰逢其时，今天，我们追忆尘封已久的“信阳事件”，目的正在于揭示“党群关系”的重要意义，正在于证明“群众利益”的至高地位，正在于诠释“群众路线”的永恒价值。无论是追忆“心中圣殿”，还是警示“根基疏牢”；无论是坦言“代价”，还是抒情“血肉”，皆蕴含着一个殷切的呼唤：共产党人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我们呼唤，缘于忠诚——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的利益。

我们呼唤，缘于责任——有责于历史、有责于当下、有责于后人。

我们呼唤，缘于信心——守望“圣殿”，永固“根基”。

忠诚是对信念的坚守——无论泰山压顶，无论风雨飘摇，我们决不改变！  责任是对追求的担当——无论艰难险阻，无论遍体鳞伤，我们决不退缩！

这就是《圣殿》的主旨。

那是一场历史罕见的大灾荒——三年久旱，赤地千里。

那是一幕不堪回首的大悲剧——稀见炊烟，遍地饥号。

那更是一场“血肉联系”的大展示——生死相依，感天动地。

公元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遍及全国的大饥饿造成令人痛心的生命灾难。这段历史史称“三年自然灾害”，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阴暗的印记，“信阳事件”是那场灾难的一个缩影。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与湖北省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省的安庆、六安、阜阳地区接壤。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信阳淮河中上游一带派生出申、弦、息、黄、蒋、蓼、番、赖等诸侯小国。宋初信阳称义阳郡，后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以“信”代“义”改名信阳。

这片土地文化深厚、人杰地灵。这里有裴李岗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有孔子周游列国的终点“子路问津”处，等等；这里产生过楚国两代名相孙叔敖、黄歇，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元代文学家马祖常，明代文坛领袖何景明、“大状师”宋士杰，清代鸿儒胡煦、文学家蒋湘南，还有当今人们更为熟悉的一批共产党的要员和战将，邓颖超、许世友、李德生、杨靖宇、尤太忠、郑维山、万海峰……

信阳地区境内的大别山区是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了共产党早期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李先念游击纵队。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为摆脱困境千里跃进大别山，随后逐鹿中原大显神威，都得益于大别山人强有力的支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招牌深深刻下了大别山人对共产党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更闪耀着大别山人血染的风采。

然而，这个素有河南“小江南”之称的鱼米之乡，在迎来翻身解放、追逐幸福梦想的岁月里，竟然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上演了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在血染的红色招牌上再添斑斑凄惨的泪痕。

多少年来，那场悲剧一直是个异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牵扯到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

但是，那场悲剧毕竟是段让人无法遗忘的历史，不可能被永远尘封。近年来，网络媒体打破沉寂，以“民间版本”为主的回顾文章闹得沸沸扬扬。如此局面只有一个结果：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认识和判断众口不一，造成异常的混乱，且不断堆积着稀释不去的“负能量”。

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原历史？那段历史并非“漆黑一片”；我们为什么任凭“猜测”？历史真相不是以讹传讹。  或许，不断地回味苦难对一个经历过太多磨难的民族来说并不愉快，过多地思痛对一个需要舒展心理的民族来说有失轻松。

或许，“向前看”自然不失为一个高明的口号，它引导人们摆脱对历史的纠缠，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启示人们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

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无法忘记历史，尤其是在现实与历史的某些现象出现重叠时，更容易勾起人们对某段历史的回忆。回忆，蕴含对过去某些美好事物的怀念，也不排除对现实某些现象的批判因素。50多年前的那场大饥饿事件，依然让人们无法忘却，正是这个道理。

我们回顾那段历史，自然无法回避代表着刻骨伤痛、巨大生命代价的“死亡数字”，但这绝非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全部意义，因为那场大悲剧中也产生了许多值得怀念的东西。“值得怀念”更有价值，有价值就不可忽略，因为我们需要以“正能量”减少“负值”。

所以，我们需要旧事重提。

本书单单重提“信阳事件”，是因为它在当年那场大悲剧中具有典型意义，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的绝非仅仅是区域人群，而是一个民族的情怀；也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深刻地领悟到中华民族兴衰的根本是什么，“圣殿”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当然，也能够使我们加深对“代价”的理解。

《圣殿》更多展示的是：

大难临头之际，一个馒头似条命，却有人把自己的“救命饭”送给他人；

大难临头之际，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却有不少人甘愿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

大难临头之际，千村万寨依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粮仓饥民不谋；

大难临头之际，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冒着丢官甚至更大的风险，无私无畏地维护百姓利益；

大难临头之际，众多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视“生活特殊”为耻辱，家人饿死也属平常；

大难临头之际，朝不保夕的百姓却救活了共产党的干部；

大难临头之际，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百姓仍然希望不灭，铁心跟着共产党走；

大难临头之际，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的精神、顽强的生存意志、良好的风尚、坚定的信念、真挚的情感，等等，感天动地。

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无疑令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今天许多人生存在追逐财富和利益的环境中，脱离自我的东西已经不那么时尚了。

同样，从当年走来的人们对今天的局面也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总是大惑不解：当年能够做到的事情今天为什么那么难？

两代人的“不可思议”告诉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我们今天拥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却并不见得比昨天更富有，因为我们丢失了过多的精神财富。

自然，本书展示那段历史的目的是追寻一些美好的东西：追寻一个古老民族不朽的精神和意志，追寻子孙万代用之不竭的财富，追寻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信念；同时，追寻的还有一个执政党的宗旨和形象。

毋庸讳言，需要“追寻”是因为我们匮乏。时代在不断发展，民族在不断进步，我们拥有的东西已今非昔比。然而，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究竟能够释放多大的力量？当年我们靠精神、意志和信念战胜了巨大的灾难，放在今天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我们必须意识到丢失了什么，我们必须理解“寻找”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白精神和意志是一个民族永远不可或缺的根本，我们必须懂得“圣殿”与“根基”的存亡关系，我们必须反省什么是“代价”以及“代价”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圣殿》的要义。

无须回避，那场历史灾难，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共和国的躯体上留下一记抹不平的“伤疤”。这个“伤疤”被层层包裹着，“代价”似乎早已被人遗忘。

我们必须明白：如果只是把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和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留给历史，而不痛定思痛、汲取教训，甚至在百般“掩埋”以蔽后人，那么新的代价将不断叠加。“代价叠加”现象已不乏时日。

我们必须懂得：假如新的代价继续消耗我们的“本钱”，而我们在遭受重复打击之下依然麻木不仁，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弹尽粮绝”。我们已经面临这种险境。

我们必须警醒：忘记历史，忘记教训，“弹尽粮绝”之后迎面而来的定是“灭顶之灾”。

《圣殿》连接着“沉重话题”，它长期压在人们心头，欲吐不能、欲罢不忍。而今天，当共产党人终于在“亡党亡国”的惊呼中跃马出战，“兴党兴国”的壮举惊天动地，“沉重话题”也当破缚而出、一吐为快了。

仍需重申的是：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绝非翻腾“旧账”，实为昭示后人。历史是面镜子，是与非、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摄而不更，折而不变；她给后人正冠之机、涤污之便、取舍之启、善行之惠。

今天，我们袒露“疤痕”，绝非撕裂旧伤，实为避添“新痛”。今日甘甜不忘苦，往昔之痛蜇心醒，实为一种境界；知耻后勇自奋蹄，察错自纠求正行，实属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坦言“代价”，绝非仅怨而泄，实因“自省”之须。志存高远，脚下路遥，自省而健行；避“代价”之重，保“精血”之旺，峦峰取胜景。

后人需要智慧地擦亮而不是愚蠢地摔碎历史这面镜子。我们回顾历史、袒露“疤痕”、坦言“代价”，无不蕴含着美好的梦想——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这一切，也充满对“圣殿入云端”的渴望。

这就是《圣殿》的期盼。

当然，我们不能奢求一部作品能改变什么，毕竟它只是一堆文字。但这并不意味饱蘸汗水艰辛笔耕却对它不抱丝毫希望，我们希望通过展示一段历史而给人以更多的启迪，我们希望通过揭示一个事物而让人明辨是非与曲直，我们希望通过作品而让人找到灵魂和责任……

希望，总是让人心动。

漫漫十年为“一谏”

《圣殿》一作，从采访写作到出版，整整耗去了10年时间，光是采访写作就用了六年多。

有朋友说：十年磨一剑，这种作品，其史料价值、现实意义非同一般，花费再大的工夫也值得。

我暗暗叫苦：倒不如说十年只为“一谏”更贴切。为了一声呼唤，耗去10年大好时光，人生有几个10年容人如此消耗？这账怎么算，也觉得过于“挥霍”了。

如此“挥霍”究竟为何？为了后人不再“饥饿”。“饥饿”不仅仅是肚皮与粮食问题。

但愿“一谏”初衷有“一剑”之效，这取决于读者如何评判。作品出版，艰辛终成正果，似该放松一番。可是头脑还是难以平静，每每回想作品艰辛而又曲折的产生过程，总难消“百味杂陈”之感，似乎总在提醒我“有话要说”。

我始终认为，人是需要信心的。

有信心，才有决心，才有恒心；有信心，就不畏艰难，就不会退缩。信心，支撑着人的信念；信心，助燃着人的希望。

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充满信心的社会，清风不屈于浊气，云雾遮不住晴空，坎坷阻不住脚步，艰难消不退意志。信心，拱卫着社会的安宁；信心，催动着文明的车轮。

可是，这些年来人们的“信心”在哪里？“信心不足”已成为常论的话题，这种局面潜伏着什么样的危险不言自明。

我们经历了“信心不足”的岁月，这段岁月过于漫长；我们到了必须“恢复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热量。

《圣殿》，正是“信心”的产物。

1998年，一篇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在网络媒体迅速传播，作者是已故的“信阳事件”当事人、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

我认真阅读了这篇回忆文章，最真实的感受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后人最坦诚的告白。

张树藩告诉人们：那场生命灾难是个沉痛的教训，它说明了违背科学、作风浮夸的严重危害，更说明了方针、政策脱离“群众路线”的惨重代价。

张树藩发出两点呼唤：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敢于讲真话；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这种坦诚的告白可贵在于，不是为了单纯“声讨”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公正地审视是非，从中揭示天理人心；没有以怨恨的情绪看待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评论是非中呼唤铁肩道义。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干人大会”上对“信阳事件”的公开评价，并具有普遍的认可度。

我最初的困惑在于：“人祸”何以成为主要因素？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可能置民于饥饿而不顾？

记者的职业敏感与作家的好奇心，促使我一探究竟。2005年初，我首赴信阳，开始了艰难的实地采访活动。

采访过程的艰难无须细赘，点多线长的地理不便（17个区县大半属于山区），采访条件的艰苦（缺少车辆、食宿保障），等等，都是可以预料的问题。没关系，田野滚大的人，不怕吃苦是基本功，坐拖拉机、小摩的、毛驴车，住小旅馆、山乡农舍，这些在我都不算什么。一切所谓的“艰苦”在哈哈一笑中过去了。

但最难办的是无法得到配合，比如无法获取相关的档案资料，无法依靠相关部门联系采访对象等，这就无法避免地增加了采访难度，拉长了采访时间。

我只好依靠“民间力量”突破采访屏障。第一站奔赴固始县找到一位军中朋友的家，那座农家小院给我的采访活动提供了“火种”。

军中朋友的父亲唐纪银老汉也是信阳事件的亲历者，他对我讲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事值得好好写。俺父亲饿死了，村村饿死人，也没几人骂共产党。现在啥隋况？

我心头一震：饿死不骂共产党！

老人的话存在心里，我预感到这可能是采访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之一。

采访活动从农家小院不断扩展，联系到的采访对象不断增加，我从“民间”找到极大的信心。

尤其幸运的是，采访活动得到了许多经历过“信阳事件”的老干部鼎力相助。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向我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这茬人，好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健在的也都80岁左右，再过几年，“信阳事件”的见证人就找不到了。我们迫切希望向后人公开这段历史，这有利于我们党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有利于共产党人回到人民群众中来；有利于增强社会信心。

他们是真诚的。面对真诚，信心倍增。

在采访桂慕李老人时，我们交流了“信心”问题。

当年，桂慕李担任固始县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他列举以下几个现象，并自我解答：

——到了“一口饭”连着“一条命”的危机时刻，饥饿的群众每天围满公社粮站门口，为什么没有发生一起哄抢粮食事件？因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没有丧失信心，坚信每家“锅灶一定能冒烟”。

——大灾难产生了，百姓在煎熬中挣扎，为什么整体上没有出现谩骂、痛恨共产党的现象？因为许多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表现，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依然充满信心。

——从省、地到县、社，都有领导干部公开批评错误政策、错误行为，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公开叫板，为什么不怕冒风险？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党的宗旨不会变，对党纠正自身错误、回归正确道路有信心。

——灾难波及干家万户，为什么社会没有乱？因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信心，共产党对人民群众有信心。都有信心战胜灾难。

“你想想看，信心有多重要。我们那代人，缺文化、缺物质，就是不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信心。”桂慕李老人说。

我坚信，这是桂慕李老人刻在脑子中的记忆，这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信心”。

彻夜难眠，我不停思索桂慕李老人谈及的那些现象，又联想到唐老汉的那番话，感到回味无穷。的确，灾难连着怨恨，而“深情”依然存在，过失严重的共产党与受害的百姓仍似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不正是“信心”在起作用吗？

这自然让人联想到今天的窘境。信心，对今天的人们、今天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有价值——这是我黎明前的顿晤。

我对自己的“顿悟”充满信心。在此后漫长的采访过程中，“信心”溪流不断拓展着河床，渐渐洪流奔腾。

身在军旅，又非专业作家，也只能利用休假或出差的机会从事这项“业余活动”，六年间先后六赴信阳，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采访活动。六年采访，找到的是久违的“信心”。

诚然，我从这场灾难中感受到了伤痛，因为这种伤痛连接着巨大的生命代价；但也感受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振奋，因为这种振奋连接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连接着共产党人曾经的风采，连接着后人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

我对朋友说：在“信阳事件”中找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恰恰是今天被我们淡忘却又必须追回的。

可是，朋友没我那么乐观，提醒说：毕竟涉及“饿死人”问题，这种题材太敏感，你能怎么写？

怎么写不是问题，是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理解就怎么写，反映一个历史事件既需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也需要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我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也清楚自己的信心在哪里。

我发现的是长期以来被云雾淹没的“霞光”，是被阴影遮挡的“景色”。我们不能忽略“霞光”与“景色”存在的价值，因为这关乎到历史的另一面真实，这种真实同样需要得到展示。

我的信心在于：共产党经历过无数次大风大浪，何曾畏惧过什么？一个强大的、不断进步的党，何至于脆弱到对一个历史事件谈之色变的程度？我坚信共产党不缺少敢亮“家丑”的勇气，因为她有“自我批评”的传统；我坚信共产党不缺少“接受批评”的胸襟，因为她有“谦虚谨慎”的作风。那么面对“历史教训”，我坚信共产党更不缺少“以史为镜”的智慧，因为她肩负“开创未来”的重任。  信心在胸，义无反顾。无论写什么，无论怎样写，目的只为发出一声呼唤，在于找回滋养“信心”的那块土壤。那声“呼唤”是什么，那片“土壤”是什么，我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

从采访到写作，几乎耗去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书稿终于完成，我希望，自己这部“信心”催生的作品，能为读者、为社会带来“信心”。

回顾历史是为了超越历史。

时至今日，网络媒体关于“信阳事件”、“三年自然灾害”的信息铺天盖地，争论此起彼伏，最激烈的话题聚焦在“死亡数字”上。

的确，关于“死亡数字”，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做出了不同推算，数据差异有如天地之别，长期处于“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

显见的是，网络媒体这种无休无止的喧闹，让不了解“三年自然灾害”那段历史的年轻网民们如坠云雾里，在将信将疑中游荡不止。无疑，这一状态下最容易产生影响的是“负能量”，声讨、怨恨、谩骂等声浪似乎淹没了一切。这般情绪笼罩之下，人们的“信心”便无从谈起了。

“死亡数字”不管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令人痛心的生命悲剧，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应被后人铭记与反思。我不赞成以“死亡数字”论曲直。因为，那场灾难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诸多不可忽略的内外在因素，“死亡数字”只能说明灾难程度，并不能说明引发灾难的实质问题。此外，面对“死亡数字”大小，你想证明那段岁月“日月无光”，还是想证明“一片光明”？都不能。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一只眼睛”看历史，必然看不出“信心”来。

紧盯着“死亡数字”争得口干舌燥，死缠烂打不可开交，究竟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仅仅是为了“揭伤疤”，或是为了求证“疼痛度”，其回顾的价值便大打折扣了。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超越历史——回顾痛苦而超越痛苦，回顾灾难而超越灾难，在回顾与超越中扫荡一切遮挡视野的阴影，才是今天和未来所需要的一种理念。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警示今天与未来——历史的创伤、历史的教训，不能成为今天的包袱，因为我们需要轻装前行；汲取历史教训，需要深扎一层，以超越的思维探讨问题“根源”，使我们的今天与未来避免“新痛”。

立足于美好的向往，让历史停留在我们身后；继续创造美好的历史，为后人拓宽奔跑的征途。这，难道不是我们最该确立的观念吗？

感情与距离，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而整体上为何没有影响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真实的答案只有一个：百姓与共产党之间感情没有距离，没有距离的感情经得起风雨。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距离缘于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仍恪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共产党整体上没有“远离百姓”；百姓也把共产党看作“一家人”，在饱受苦难之时仍保存对共产党的信赖与拥戴。

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对这个答案有何感想？当我们看到当下社会涉及权力和权利的诸多不公正丑恶现象时，我们共产党人真应该想一想“远离百姓”有多远？想一想百姓对共产党人还有没有“一家人”的感觉？想一想当“鱼水情深”般的感情日渐淡薄之后，还能否经得起风吹浪打？我们面临的“代价”将是什么？

毋庸置疑，产生“距离”与党内腐败之风日渐盛行难脱干系。我们必须明白，“距离”的出现是我们党自身的原因，宽厚的百姓不希望共产党离他们越来越远，不希望看到“一家人”远去的背影，不希望心中那朵圣洁的花儿不断地萎缩，只渴望熟悉的面孔越来越近……

2013年兴起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引导全党回归人民群众。习近平每到一地总要提醒党的各级干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我是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

习近平反复告诫各级领导：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

习近平在视察时，也屡次嘱咐当地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当我们重温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领袖们的种种教诲，尤其是认真品味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言语和行动，更坚定一个信念：回到百姓中间是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领导全民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驱动力。

……

2006年11月下旬，远在欧洲的乌克兰人在全国各地集会，纪念大饥荒73周年。在73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有近千万乌克兰人被饿死。集会主持人说，我们这样做是“要提醒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前辈有过怎样的可怕经历。这些事件提醒我们要珍惜面包，记得我们中间还有挨饿的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警示。  我们有过同样的“大饥荒”，却从未有过提醒后人“要珍惜馒头”的纪念活动。我们在担心什么？无论担心什么，都不比担心“忘记历史”更重要。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不该成为这样的民族。

《圣殿》，权作是对“三年自然灾害”、对“信阳事件”的一种纪念吧。

因思虑“代价”、心系“圣殿”而有此一书，或许是杞人忧天了，或许是妄言不羁了，或许是自作多情了。即便如此，请相信皆于“忠诚与责任”，因为我是中华子民，也是共产党员。

作者

2015年3月于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李朝全：作品深入挖掘三年困难时期信阳饿死无以计数百姓这一民族灾难、国家不幸，触目惊心，振聋发聩。

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袁志发：作品震撼人心，这肯定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作品给我们的是呼唤，也是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少杰：作品看得我老泪纵横，通宵不眠。社会结构、机制是否科学关系到社会进步与发展，社会分配是否合理关系到社会人群的情绪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