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家族姓布雷特豪尔，是与我父亲截然不同的、带有国际化色彩的出身。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从小就能流利地讲德语和意大利语。如果她想与我的外祖母或她的姐妹谈些仆人们不该听到的话题，就改说意大利语。很小的时候我便吃过意式烩饭和当时罕见的洋葱头，以及地中海地区餐桌上的特色美食。每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我都有回家的感觉。但是我母亲的家人并不都在意大利，因为他们是要成为一个足迹踏遍世界的大家族的。他们遵循着著名犹太银行世家的传统，以开设小型银行起家，很早便从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霍赫纳姆斯辗转至世界各地：有的迁至圣加伦，有的走入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舅舅则远赴纽约。国际间的交往抬高了他们的身份，拓展了他们的眼界，因而也更能凝聚家族的荣誉感。在这个家族里再也没有小商小贩，取而代之的是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家族成员都会讲几种语言。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在巴黎的时候，在我姨妈的家中，亲戚们能够随意转换语言。这个家族也非常团结。每当穷亲戚家的女孩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家族成员们就会凑出一笔不菲的嫁妆，以免她降低身价嫁人。虽然我的父亲是位受人敬重的工业家，但是我的母亲从不愿将两家的亲戚一同比较谈论，尽管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每个姓布雷特豪尔的人始终带着出身名门的家族荣誉感。多年以后他们其中的一位为了讨好我，曾放低身段对我说：“你不愧是布雷特豪尔家的子孙。”他仿佛是在说：“你算是生在好人家了。”
还有一类靠自力更生发迹壮大的犹太家族。．我和哥哥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时愚蠢，有时讨厌。我们总是听到他们在讲什么人高雅，什么人低俗。他们要调查每个朋友的身世，看他是否属于上流出身，就连朋友的亲戚和财产也不漏过。在家庭聚会和社交场合中，等级评判成了频频提及的话题。其实这是最可笑且势利的，因为犹太家族的发源地只有一个，而且他们都是相继从那里迁徙出来的，前后也不过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在我们男孩子的眼中，显示高贵出身的做法只不过是佯装贵族的人在惺惺作态罢了，但是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想法体现了犹太人生活中最秘密、最不为人知的意图和倾向。人们总是认为财富至上一直是犹太人的终极目标，然而这是最错误不过的观念了。其实，犹太人只不过将财富看作实现最终理想的基石和途径而不是目的。犹太人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在精神领域里提升自我。在东欧正统的犹太人身上，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势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在他们身上，我们甚至看到了精神高于一切的最典型体现：一位虔诚研究《圣经》的学者在其犹太群体中的地位远远高出一个富翁一千倍。腰缠万贯的父亲情愿把女儿嫁给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也不愿嫁与商人为妇。这种赋予知识分子最高社会地位的做法，在犹太人的阶层中比比皆是。就连那些顶风冒雨、肩扛背包的穷人小贩，也愿意牺牲一切供儿子念大学。如果某位家族成员跻身知识界，如当了教授、学者、音乐家，这就是整个家族的身份或荣耀，仿佛他的家族凭借他的成就就会高高在上似的。犹太人在潜意识中会竭力避免成为没有道德、令人讨厌、心胸狭窄、视一切为交易和买卖的人，渴望步入与金钱毫无瓜葛的知识阶层，并会为此不懈奋斗。坦率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要拯救自己和整个民族于拜金歧视之苦似的。于是在一个犹太家庭中，对财富的渴望在两代人至多三代人身上显现之后就淡化消褪了。正是在家族产业日益兴盛的时候，儿孙们却抵制继承父辈的银行、工厂、兴旺商铺。比如说，有位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位瓦尔堡是艺术史家，有位卡西雷尔成了哲学家，有位赛松是诗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取得艺术成就的犹太人都被同样的潜意识所左右，意欲与残酷的金钱利益划清界限，并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来摒弃纯粹的犹太气质，从而达到人性的最高境界。一个上流犹太家庭并不只代表与之相配的社会地位，而是要通过对另一种文化的适应，甚至可能是对所有文化的适应，来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犹太人身上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但是，由于后来大量犹太人成为知识分子、进入知识领域，于是就像当初局限在纯物质领域一样，犹太人又遭遇了灾难。这也许就是犹太民族命运中永恒的矛盾吧。P9－11
我从未如此重视过自己，以致非要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不可。在我鼓起勇气写一部以自己为主角或中心点的书之前，世界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事件、灾难和艰难困苦比任何一个时代能够承受的苦难要多之又多。我之所以将自己置于这么显著的位置，无非是想以解说员的身份做出阐释。时间提供了图片，我只是伴着它们讲解而已。实际上我讲述的故事是我们那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遭遇，与我个人的命运并无太多关联。我们那代人承载的命运重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即便是那些最弱小、最微不足道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欧洲大陆上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彻底地震撼了。但是我清楚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条件：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我总是身处最猛烈的震区。在那儿发生的三次地震摧毁了我的家园和我的生活，将我与我的过去完全分割断绝了。我被狂暴的力量抛到一片真空中，落入我再清楚不过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境地。但是我并无遗憾，因为正是无家可归的人才能获得全新意义上的自由，正是失去一切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由此，我希望自己至少具备能够真实描绘某个时代的首要条件：诚实且不持偏见。
实事求是地说，我已经被迫地脱离了与自己相连的一切根系，以及那片滋养过我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1881年我出生在一个伟大而强势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王朝帝国①。但是现在请不要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国家，因为它已经被彻底地清除了。我在维也纳长大——座两千年历史的、古老的、超民族的大都市，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城之前，我只能像罪犯似的被迫离开那里。我以我的母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在那片土地上被烧成灰烬，可还是在那里，我的作品早已与成千上万的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我无家可归，无论在哪儿我都是个陌生人，或者至多是个过客罢了。自从欧洲在一场兄弟相残中又一次自取灭亡，我心中的这座家园如今已经消失了。我极不情愿地见证了理性遭遇到最可怕的失败，看到了野蛮篡得了有史以来最狂妄的胜利。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代像我们这样，经历了道德从相当的高度跌落至谷底的倒退——我并不是怀着骄傲而是耻辱的心情才这样说的。从我的胡子刚刚长出到它渐渐发白的短暂历史间隔中，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和转变比十代人的经历都要极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种情形未免太过分了！我的今天和我的每个昨天，以及我的起起落落都是如此不同，以致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不只经历了一种人生，而是截然不同的几种生活。这种感觉常常出现在我不经意间谈到“我的人生”的时候。每到这时我只得自问：“这是哪种人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人生，还是两战之间的人生，抑或是现今的人生？”或者我发现在说“我的家”时，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自己指的是以前的哪个家，是在巴斯的家，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的家，还是在维也纳我父母的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的人民之中”时，我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早就不属于祖国人民中的一员了，就像我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对于前者，我不再与之保持任何有机的联系，而对于后者，我又未实现完全的联结。我感觉我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是完全被隔绝的不同的世界。每当与年轻的朋友在谈话中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插曲时，从他们诧异的发问中我都会注意到，有多少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东西，在他们的眼中已成为历史或者变得难以置信了。然而某种神秘的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对的，因为连接我们的今天、昨天和早前岁月的所有桥梁都被彻底地烧毁了。
对于如此复杂迥异的生活变故，就连我自己也不禁迷惑不解：我们是怎样将其压缩到一种极不舒适且危险的生活中去的呢？尤其是当我将祖辈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比时，这种感觉就更明显。我的父亲、我的祖父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从生到死、简单的一生，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穷困潦倒，没有动荡，也没有危险，有的只是一些轻微的焦虑—某种不被察觉的转变而已。在同样的节奏中，时间之波悠
闲地、静静地将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一生都住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座城市里，而且几乎始终生活在同样的房子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只停留在报端，从没降临到他们身上。在他们那个年代，某处也出现过战争，但是以今天的规模衡量那只是一场小仗。它发生在人们听不到炮声的边界线以外的地方，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被人忘却、化作历史干枯的一页了，而后往日熟悉的生活又周而复始起来。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没有重复。过去的一切既不会延续，也不会重来。那些历史曾经保守地、一次次地分配给一个国家或一个世纪的灾祸，现在竟无一例外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从最大的程度上讲，某一代人会经历革命，下一代人会遭遇暴乱，第三代人会饱尝战争，第四代人会忍受饥荒，第五代人会挣扎于经济崩溃。更何况很多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什么都没有遭受过。可是，我们这些现年六十左右的人，和那些还要活上几年的人，什么没有见过、没有遭受过、没有经历过？我们反复地、费力地翻看着写有任何可想而知的灾祸的目录，但是我们还没有读到最后一页。我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时代人，而且每次都身处不同的阵营，一次站在德国一方，另一次站在反德国一方。在战前，我了解最高程度和形式上的个人自由，而后却看到了近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被赞美过，也被鄙视过；我有过自由，也受过束缚；我曾经钱财无忧，也一贫如洗过。《约翰启示录》里所有灰色的马①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革命和饥荒、通货膨胀和恐怖、瘟疫和流亡。我亲眼目睹过重大的、群众性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其中国家社会主义作为最严重的瘟疫已经毒害了欧洲的文化之花，而我作为一个无力抵抗、无能为力的见证人，不得不亲眼目睹这场最难以想见的人性的倒退。可是，上述蓄意的、带有纲领性信条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行径，却是人们自认为早已忘却了的。只是在几个世纪之后，唯独我们又看到了未经宣战的战争、集中营、政治迫害、大规模的抢劫和空袭不设防的城市。以上兽行都是我们之前的五十代人所未知的。但愿我们的后人不会容许它们重演。矛盾的是，虽然我们的时代在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但是在同一时代，我见证了人类在技术、学术上将自己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仅一个展翅就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的成果：人类的飞机征服了天空，声音能够在一秒钟内传遍地球，随之他们又征服了空间，分解了原子，攻克了最危险的疾病。在昨天还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变成现实。相反在我们之前的时代，人类在整体上既没有恶魔般的表现，也没有上帝般的成就。
为我们所经历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意外不断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要再次重申这一点，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变的见证人，并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们这代人无从逃避，也不可能像前人那样置身事外。在同步性技术的支持下，我们总是被不断地拖回这个时代。上海的某些房屋被炸时，在伤者被抬出家门之前，我们就在欧洲自己的房间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发生在几千英里之外大洋彼岸的事情，很快就以图片的形式形象地跃入我们的眼帘。由于我们被不断地告知、被卷入这些事件中，世界上再也没有保险和安全的地方了，没有可以逃往的国家，也没有买得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地攥住我们，将我们抛回它贪得无厌的戏弄之中。人们不得不始终臣服于国家的意志，以致成为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同时迫使自己适应最荒诞的变化。不管怎么痛苦地抵制，他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会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无论是完整地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还是那些在此期间被追逐、被驱赶的人，都知道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喘息之机，都经历了比他的先人们更多的历史。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上，所以我有意将我一生的回顾终止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因为1939年9月的那一天写有一个时代的最后繁荣，而那个时代曾造就和培养了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人们。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将这个正在衰退时代中唯一的一点真实传递给下一代人，我们的辛苦就算没有白费。
我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利于写作。尽管我们时代的特点就是如此，我还是要在其中尽力地回忆往事。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异域他乡来记录这些往事的，而且缺乏对记忆有帮助的、哪怕是最不足取的材料。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我的手边没有任何我个人的书籍、任何我做的笔记、任何朋友的信件。我也无处获取信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被阻断，或者被审查制度所阻碍。我们过着相互间彼此隔绝的生活，就像一百年前轮船、铁路、飞机和邮递问世前人们的生活状况一样。由此，我的过去仅剩下留存于头脑中的回忆了。至于其他的记忆，此时已无从寻觅，或者被忘却了。不过我们这代人完全掌握了一种超强的本领，那就是从不留恋失去的一切。实际上，文献和细节的缺失也许会成为本书的优势所在，因为我并不是将人的记忆看作一种随机保留或遗忘的能力，而是一种有意识地组织并明智地排除的力量。人在一生中所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注定要被本能忘记的。惟有那些自己想要留存的东西，才有资格为他人保存下来。鉴于此，那就让记忆做出选择并且为我讲述吧，并且至少也来展现我的生命在消逝之前的某些人生！
《遭遇这些事的人是我》介绍：斯蒂芬·茨威格深入人类的苦难和灵魂，触摸历史的焦灼和隐痛，记录下人类永恒的悲哀与困惑。因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还是面向所有人、所有逝去时代的警醒之悟。
在罗曼·罗兰看来，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
由于受到弗洛伊德的深刻影响，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大都以探讨人的内心世界为主题，观照人的情感世界的幽邃纠结，情欲之海的波涛起伏，道德彷徨下的迷失等等。他是温和的叙事者，深深懂得弱者的灵魂中潜藏的力量，只叹息而不审判；他是敏锐的心灵捕手，任何疯狂的行为与激情都在他这里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他一生为巨人作传无数，最后只为自己留下一个弥漫着沉重乡愁的昨日世界。《遭遇这些事的人是我》由斯蒂芬·茨威格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