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血领导力：从战场风云人物看领导力特质》这本关于解读领导力的书籍中，作者柯瑞里·巴尼特详细剖析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20位领导人的优点与弱点。他分析了他们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他们采取了何种行动，政绩及成败如何。为现代管理中的领导力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有趣的视角。

《铁血领导力：从战场风云人物看领导力特质》作者柯瑞里·巴尼特选取了自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世界战争史上的20位风云人物，从领导力的角度，通过剖析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面临困难与压力时的综合表现，从意志力、个性与人格、视野与判断力、沟通及人际关系方面做出了综合评判。为现代管理中的领导力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有趣的视角。

序言

第一章 拿破仑·波拿巴：浪漫主义理想化的领导

第二章 亚伯拉罕·林肯和失败的将军们：手持钝剑的改革者

第三章 尤利西斯·格兰特和罗伯特·李的对比研究

第四章 冯·毛奇元帅与俾斯麦的战争：计算胜利的人

第五章 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元帅：无能的代价

第六章 霞飞元帅与小毛奇：勇气与怯懦

第七章 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僵局与替罪羊

第八章 战时首相劳合·乔治：才华与背叛

第九章 贝当元帅：军队的救星

第十章 埃里希·鲁登道夫：灾难领袖

第十一章 道格拉斯·黑格元帅：1918年的胜利

第十二章 埃尔温·隆美尔：前线领袖

第十三章 山本五十六：铤而走险的赌徒

第十四章 威廉·斯利姆：反败为胜

第十五章 阿瑟·哈里斯爵士：英国皇家空军元帅

第十六章 伯特伦·拉姆齐：海王星行动的海军上将

第十七章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盟军最高司令

第十八章 格奥尔吉·朱可夫：斯大林的元帅

第十九章 阿道夫·希特勒：歇斯底里的幻想家

第二十章 温斯顿·丘吉尔：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

在波拿巴的崇拜者所称赞的战役中，1796年至1797年的意大利之战被视为一场战略创新、英勇无畏、表现出波拿巴领导才能的奇迹。传闻说他打破了18世纪战争的枷锁，摒弃了复杂的供给车队，避免因此造成的行进缓慢，不能一心围攻要塞。他开辟了战争的新时代：快速调遣部队，使所有部队齐心协力应对关键战斗，以取得战场主动权，赢得胜利和令人欢欣鼓舞的和平。但事实上意大利之战展示出的是另一种情况，一种令波拿巴的每场战役都陷入泥潭的模式。

首先，波拿巴利用掠夺意大利各州的资产为自己的部队提供现金流转和物资，这很快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广泛而愤慨的起义大军人数增加，这迫使波拿巴分散大部分精力来保护基地与前线的交通系统，大肆烧杀镇压起义军。波拿巴企图在物资问题上走捷径，却不曾想这直接把他拖进政治和社会纠纷的泥沼，而彼时正是他拼命抵御奥地利反攻的紧急关头。1796年，波拿巴根本不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9月，他写道：“或许我们就要失去意大利了。”在1798年的埃及，1806年的意大利南部，1808年的西班牙，1812年的俄国，以及1813年的德国，这一模式一再出现。每一次，他都以暴力抢夺财物，并且给当地政府机构施加高压，这一切所导致的广泛起义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后果。在西班牙这个地大却贫瘠的国家，生活着骄傲勇猛的人民，波拿巴惯用的枪杀、焚烧村庄等镇压手段在这里第一次失效。由此可见，他的那套靠掠夺获得物资的方式并不总能起作用；威灵顿公爵和西班牙游击队让法国军队最终走向毁灭。

波拿巴式战争的第二个基本缺点在1796年至1797年他的首次战役中也显露无疑。由于波拿巴的军队在行军过程中缺少物资和交通工具，因此迅速取得关键性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靠掠夺勉强糊口的军队来说，任何意想不到的阻碍和延搁都会带来饥饿与败北的危险。波拿巴在蒙特诺特的皮埃蒙特之战取得第一个著名的胜利后的一周内，食物、粮草和弹药稀缺，撤退似乎在所难免。

波拿巴的每场战役都冒着相似的风险——后勤物资严重不足，他一次次面临迫在眉睫的物资危机。1799年，波拿巴的军队从埃及进军巴勒斯坦，途中在跨越西奈的时候意外地在艾尔阿里什遇到土耳其堡垒的阻挡，军队“处于一旦耽搁就会毁灭的状态”。1800年，穿越圣伯纳德大山口到意大利时被奥地利的巴德要塞所阻，他给军需处长写信说，士兵们已经“快要饿死”；给参谋长发信号“意大利的命运，乃至共和国的命运，都在于能否拿下巴德要塞！”

1805年，波拿巴从布伦的侵略营地向多瑙河进军，意图在乌尔姆包围奥军，人们常常认为这一举动是波拿巴最杰出的壮举。事实上，这恰恰证明了他的供给系统之差，物资安排之乱，以至于不得不靠敌人的愚蠢渡过难关。当时波拿巴自己也认识到，“若我军遭遇一点挫败，肯定是弹药不足造成的。”另外，他对监督总长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如果物资配给不及时，“就会给部队和帝国带来最为灾难性的影响”。

即使1806年至1807年在普鲁士东部和波兰的贫困乡下，波拿巴确实恢复到像18世纪那样的补给站和用马车队式的方法为部队配送物资，但他仍无法为有限的后勤资源制定合适的战略。结果他的军队再一次面临饥饿的困境。波拿巴给监督总长的信中写道：“食物匮乏限制了所有行动。”在给一位部长的信中表示：“如今欧洲的命运和最重大的结果全都依赖于物资的供应情况”。

然而这次就像除侵略巴勒斯坦之外的所有战争一样，他获得了胜利。为何事到如今没有一次因物资危机致使他在战场上失败？答案就是他的敌人犯了战略错误。他们在战争中总是主动迎战，且进攻计划常常考虑不周，提早进行重要交战，这正是波拿巴的冒险机制赖以生存的条件。而他们一旦首战失败，就弃战求和，做出友好姿态——这多亏了法庭上的“和平党”，就像1796年蒙特诺特战役后的皮埃蒙特之战的案例一样。波拿巴的敌人并没有采用对付他这种财政困难和后勤紧缺的司令所必需的战术：消耗战和持久战。

俄国在1812年意外地采取了这一战术。在计划侵略俄国时，波拿巴确实考虑到他那45万人和上万牲畜的大军团靠忍饥挨饿在俄国生存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以书面形式制订了最为详细的计划，在行军沿途设置储物仓库，用马车队给部队运送物资。但是现实与波拿巴的乐观预想相差甚远，由于俄国道路稀少而泥泞，所以根本无法承担足够的运输量。

入侵开始的两个星期内，大军以真正的波拿巴形式被消磨得饿着肚子行军。结果波拿巴再次和以往一样更加迫切地渴望打场胜仗以摆脱困境。然而俄军高级将领之间意见不一，战争没能打响。因此俄军幸运地躲过一场波拿巴式猛攻，撤退到广阔国土的深处，使波拿巴枉费追赶之力。每行进一里，波拿巴的物资危机都更为尖锐，大军在不断减少。到维贴布斯克时，人数剩下23万；到斯摩棱斯克时，就只有15.6万了。尽管如此，在波拿巴的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仍在力求胜利。当他最终进入莫斯科时，大军只剩下10万人。

尽管这次战争的规模更为庞大，但当时的情况是：表面看来他成功征服了俄国，但实际上他的大军越来越衰弱，处境越来越危险。以往他在陆战中能顺利脱离困境，是因为他的敌人进攻草率或要求休战。俄国并没有走这两条路。时间一周周过去，俄国的冬天到来了。最终，波拿巴别无选择，只有撤退，他在1812年10月14日下达撤退命令。

不祥的结果终于出现了：他的战略完全失败，军队被毁灭。此前，这种结果其实已经无数次险些发生。  其他国家可以学习俄国的经验，不要再落入波拿巴的圈套——波拿巴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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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的本质

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字，阐述了作为将领在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中应发挥的作用：“如果他的士兵骁勇善战、士气高昂，长官几乎无须展示对目标的坚定意志。而一旦面临巨大的困难，往往在决定成败的紧要关头，事情的发展便不再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运转良好，这台机器自身就会产生阻力，为了克服困难，长官必须表现出强大的意志力。当士兵们的精神一个个被压垮，集体的惰性就会逐渐向长官的意志施压；此时就必须依赖他胸中的火花和精神的光芒；必须让意志之火、希望之光在众人心中重新点燃。”这不是为将之道，不是指挥之经，更称不上“管理”，而是领导力的体现——向有需要的人们传递精神力量。还有一段揭示了领导力的本质，它与纯粹的等级或权威截然不同：“马克曼恩非常清楚自己与手下将士们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他不是指挥官，而是领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毫无理由地信任他，如果有需要，他们愿随他下地狱。”虽然这段话真正描述的是一战期间西方战线的一位德国连长，但对于海军中将纳尔逊勋爵和他的地中海舰队、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军队也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所说的并非“盲目地遵从”，而是“盲目地信任”。

与正式的级别或权威不同，真正的领导力不是强加于人，而是众望所归。

一位领袖的个性必须与被领导者的特定心理相符。拿破仑的领导方式——在进攻发起之日慷慨激昂地下达命令、以威严的目光注视每一位士兵的脸、与他的“孩子们”亲切聊天、捏捏对方的面颊——正合革命动乱时期应征士兵们的心意。当1812年拿破仑在去俄罗斯途中检阅帝国卫队时（德国诗人海涅观察记录），“老掷弹兵们抬眼望向他，目光是那样的忠诚、那样的真挚、那样的视死如归……”拿破仑的魅力如此之大，足以化解1812年俄罗斯、1813年德国以及1814年法兰西的巨大军事危机；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的法国部队“帝王”亦是如此。

威灵顿将军则与拿破仑截然不同，他是个冷漠稳重的贵族，不会亲近长期为他服务的士兵。但将士们给予这位领袖绝对的信任，深信如果有他坐镇战场，他们一定能打败法国人。

评价一位领袖，就要考虑到他所领导的集体有何特点，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领导力涉及双向关系。

工业革命对于领导力的影响与西方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战争的性质也因19世纪的工业革命得以改变。再加上科技迅猛发展、人口飞速增长，工业革命的影响变得更为巨大，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和更加庞大的军队形成了可怕的组合。

如此大规模的发展确实令人震惊。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役中率领6。7万名士兵；而100年后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指挥150万士兵，分为4个部队，每一个部队人数都远超过威灵顿的队伍。无论在战场上还是非战斗期间，威灵顿能够并且确实亲自控制整个部队（在滑铁卢甚至直接给营部下达命令）；而黑格则不得不通过四个下级指挥官和一个贯穿军、师、旅、营的指挥系统

来领导一切。

由于规模膨胀、复杂性骤增，再加上发展更为迅猛的科技创新，军事领域迎来了彻底的革新，尤其是在军火方面。在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投入使用了156把枪，全部为短程前膛枪，这种枪的黑色推进火药弄得战场满是刺鼻的烟雾。而1917年，仅仅是黑格的一个部队在一场战斗中就启用1295把后膛枪和榴弹炮，全部使用无烟推进剂，最大口径的榴弹炮射程长达14000米。在滑铁卢战役中，轰炸敌人需要在开阔的地域进行，而在一个世纪后的西方战场，攻击敌人已使用了移动火力网，因为飞机和跟踪气球具有定位功能，还配备了可以精确声测和光测敌人的技术。为了确保最高的精准度，估算枪炮手数量时就不得不考虑枪膛的损耗、推进剂的质量和会影响炮弹飞行的天气情况等因素。简单而言，射击不再是艺术，而是科学。

后勤物流方面，威灵顿时期慢悠悠的牛马车在一战时被蒸汽货运火车所替代，后者不仅速度比前者快上10倍甚至20倍，运送距离也比前者远得多。另外，一战期间卡车作为军事物流的工具首次亮相，其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916年凡尔登战役中为被围困的法国堡垒运送供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装配线的组装能力惊人，使得用卡车运输整个部队和供给所体现出的灵活性已远远超越铁路运输。

海上运输也发生了相似的革命，受制于变幻莫测的风和潮汐条件的帆船被蒸汽货船和运兵船取代，它们以每小时10~12海里的速度往返于母港与战区之间。

从19世纪到20世纪信号技术的惊人发展才确确实实对领导力产生了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因为在任何时期，领袖掌控力的关键都在于当时传达命令、接收执行报告和情报的方式。

工业革命之前的近距离陆战中，马背上的长官能够亲眼看到战斗进行得顺利与否。他们可以自己观察到哪个军团遭受敌人攻击，陷入危险，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能及时向下级下达相应的命令。但在1914—1918年，西方战场上数以百万计的士兵掘壕固守，军队在体制上又层层分级，长官本人对战事的回应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直接。因此，他们必须依靠科技手段来进行沟通。鉴于西方战场处于僵持状态，一战时期英国远征军仍要靠复杂的电话网

络来连接所有部门和编队，法军与德军亦是如此。但是当受到攻击时，盘绕在战场上的临时线路很容易被敌军炮火切断或

是毁坏。电话无法为前线部门和指导作战的长官间提供可靠而及时的联系。摩尔斯电码无线装置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太过笨重，而且传输过程慢而费力。

信号技术中的这些限制意味着参战的军队一旦离开战壕便消失在与外界隔绝的“黑洞”之中。这种隔绝状态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结果就是他们的长官，从营级到总司令，几乎对前线的战况一无所知。这样一来，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出及时、适当的战术指导。

直到二战时，才发明了新技术来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无线电通话机。这种无线电装置装设在坦克、总部卡车、战术飞机甚至步兵背包里，让人们享有前工业化时期如威灵顿一样的亲临战场指挥战斗的能力。

18世纪以来的信号革命给战略领导带来了同样深刻的影响。1776—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广为分散的英国部队只能靠骑马或乘船的情报人员来通信，需要数日甚至数周才能完成，导致他们几乎无法及时协调进攻战斗。而不到100年以后，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总司令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则通过摩尔斯电码对远方战场上的下级下达即时指示。

19世纪末，一个以水线和陆线组成的电报网实现了全球覆盖。帝国政府能够与其在伦敦、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的海军部及远方的殖民地、海军基地和舰队进行即时沟通——这与乔治王朝时代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乘坐帆船从伦敦到美国需要1个月，到印度加尔各答需要6个月。19世纪90年代以后，有线电报辅以摩尔斯电码，使得与海上船只，及船只与船只之间也能够交流。

二战时期，跨洋电话作为摩尔斯电码的补充出现；电传机可以直接打印出报告和指令；远距离无线电在大陆间传递信息。另外，无线电与德国“Enigma”（英格玛）、英国“Typex”等机电密码机相结合，使司令部、军舰、潜水艇、飞机和军事机构间可以不断进行秘密交流。

这又促使另一项杰出的科技发明的出现。在前工业化时期，获取敌人的行动机密关键靠间谍的报告，而今破译敌军看似牢不可破的机电密码成为关键。这项任务需要高智商人员以及和房间一样大的电子计算机，比如英国的“Colossus”。

有了SIGINT（信号情报）这项发明，政治和军事领导就能够在窃听敌人情报的同时制订计划、发布指令——这是战争史上空前的进步。

空军的出现对领导力的影响，从第一架150英尺长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1903年由威尔伯·莱特和奥威尔·莱特兄弟发明）诞生，到气势磅礴全副武装的空中力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华丽亮相，不过用了短短15年时间。1918年仅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数量就多达22000架。重型轰炸机由弗兰德斯飞机场起飞，以远至莱茵兰的工业基地作为目标；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猛烈炮轰西方战线的敌方步兵团、炮台和交通工具；侦察机有组织地拍摄敌军防卫情况和军队动向；观测机为大炮瞄准提供指南。水上飞机和飞艇在海上的航线上巡逻、搜寻德国U型潜艇。

二战期间，一切为水陆两军提供帮助的空军功能都得以极大加强，提高速度、扩大范围、改善武器装备，还新增目标定位和导航功能。

陆战中，这些加强和改善以“战术空军”的形式出现，并配备到各个部队或集团军群，由一个联合的空军总部统一号令。1944年6月和7月，诺曼底战役中，联合战术空军作为空中火力摧毁了德军的防御阵地，并无情地攻击其正在转移的部队。轰炸道路、桥梁和铁路网，“战术空军”成功地打乱了敌军的部署。

海战中，空军与水兵同样进行团队合作。1942年至1943年的大西洋之战。对抗德国U型潜水艇时尤为如此。这场战役由英国空军海防司令部和皇家海军西部反潜司令部共同策划，大西洋中部的陆基“超远程飞机”和舰载飞机与护航船队联手搜索并击沉敌军潜艇。

另外，舰载空军力量夺取了重炮战列舰在海上称霸的关键性地位。此时，攻击敌军舰队可用射程远达200英里的炮弹和鱼雷，而1916年日德在海战中所用的15英尺型枪射程只有10~15英里。1942年在太平洋关键性的中途岛海战中，日军部署7艘战舰，美国一艘都没有。然而，当美军3艘航母发动的空袭折损了日军全部4艘航母时，日本海军上将立即下令撤兵，以免再次受到美军空袭。

中途岛海战中，对峙双方的水面舰艇无需碰面，这不仅是日美对抗史、也是海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力量不再只是陆军和海军的附属品：空军已成为军队的三军之一，在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被认为是空中力量独立后的首场胜利。英国空军战斗机指挥部指挥战机在英格兰南部上空击败纳粹德国空军，迫使希特勒侵略英国的计划流产。这次战役打破了德军的空中优势。面对英国海军，德国元首和他的海军上将及将军们都不敢冒险让大批载满士兵、笨重拖拉的舰艇横跨英吉利海峡。

更值得一提的是，皇家空军这场护国之战的胜利使自1941年开始的在英国大规模部署美国军事力量成为可能。这一部署又为1944年6月英美攻打希特勒占领的欧洲打下基础，盟军于1945年攻入德国腹地。

空军指挥部的胜利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希特勒在西方的胜利之梦破灭后便转向东方，于1941年6月侵略苏联。但他没能如愿以偿地迅速取得胜利，德意志国防军与苏联红军卷入了长达四年的混战之中。1945年5月，这场战争在柏林的街道上收尾。  然而在1940年夏天，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联合政府从未想过未来会取得胜利，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迫切且巨大的问题：孤军奋战的英国怎么可能击溃所向披靡的纳粹德国呢？

在当时，甚至在未来，要想进攻希特勒控制的欧洲是毫无希望的。英国人口不过是大德意志国的一半多一点，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英国军队（即便有自治领特遣队支援）都绝不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对手。

所以对1940年的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同僚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空中力量——特别是重型轰炸机。轰炸机能够直接将战争引入德国腹地，摧毁其工业，破坏其城市，重挫其斗志。事实上，空军支持者甚至认为轰炸机完全不用攻打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就能取得胜利。所以丘吉尔的战时内阁选择极度扩充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

然而，直到1943年，也就是德军入侵苏联两年、美军参战打破了英国孤立状态之后，英军轰炸机司令部才准备好发动一场持续的夜间轰炸战。因为直至那时，司令部才拥有足够的飞机，飞机上才备足导航和定位的电子设施。与此同时，以英国为基地的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也做好了持续战斗的准备：飞机上安装了日间雷达以对付诸如滚珠轴承工厂和煤矿石油提炼厂等特

定目标。

有了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联合参谋长的全力支持，两支轰炸机部队展开一场战略空袭，削弱德国战争经济，挫败德国人的士气。

当欧洲的这场战争于1945年5月结束之时，联合空中部队共使用将近两百万吨炸弹，将柏林和其他两大城市炸成了一堆废墟。

毫无疑问，战略空袭为英美胜利做出了主要贡献。它使德国军工生产增长速度减慢，迫使他们投入大量人力、枪支和飞机来抵御国家被轰炸，因此在诺曼底登陆前一年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

不过轰炸机并未如战略空袭支持者所愿，独自赢得胜利。纳粹德国的败落，是因苏联、英国、美国部队（包括战术空军）共同从东西两方向德国腹地推进，导致德国在陆战上败北。

只有1945年在日本爆炸的两颗原子弹才标志着空中力量的独立胜利。

但必须铭记，那是个特例，因为目标国家（日本）无法用原子弹回击。1946年至1990年美苏“冷战”期间，双方都拥有巨大的核武器库（在MAD“相互确保摧毁”阶段），导致原子弹问题僵局出现。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美国领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都很清楚，他们之间的任何军事冲突都能提高动用核武器这一风险。这样一来，核武器对平民的破坏性成为超级大国及其同盟和平相处的保证因素。

科技进步对领导力的影响。自18世纪开始，领导力的本质和范畴因军事领域的科技发展和社会革命而发生深刻变化。克伦威尔和威灵顿这些向经验学习的“务实派”领袖被这场革命淘汰。尽管领导力最基础的心理影响力依旧重要，但熟练驾驭复杂科技问题的本领也必不可少。在当代社会，这就需要练就一身硬本事来管理数量空前庞大的各个组织。

因此，由军方——最早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鲁士军人——首次提出靠集体智慧管理复杂新事物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集中智慧的地方就是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的任务在于系统地研究最高领导人所面临的战略和执行问题，然后在长官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旦确定方案，总参需负责草拟详细计划；再起草、发布必要的各种指令。为一场战斗、战役乃至整个战争安排后勤也是他们的职责。由于战场情况多变，总参谋部还要常常重拟执行计划、重新安排后勤工作。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流的参谋便成为军事领导的核心力量。如今，各行各业和政府也秉持同样的观念。

领导必须清楚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下属们的特长，如何使他们对他的意愿和目标充满激情。事实上，现代最高领导人能够真正亲自领导的人只有他的参谋——也就是直属的下级长官们。

在工业革命时代，人口增加，大众教育和大众媒体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发动战争不再像威灵顿时期那样只是一小部分政治和军事精英们的专利，而使整个国家卷入其中。尤其是小型职业部队让步于大批征用兵员，这一进程在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

因此，国家领导人的最大任务就是让士兵和国民保持士气高涨。战时的领导者，无论在国民中还是在军队里，都要让自己的魅力笼罩远方军民——也就是说媒体成为领导必不可少的工具。1914年至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媒体”是指流行的报纸和影院新闻片；二战时，首次使人们收听到前线现场报道的广播也囊括其中。现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这样的新帝国战争，都通过夺人眼球的最新卫星电视报道进行报道。

这样残酷的曝光给军队和民众的领导者带来了同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和未来的成功领导者首先，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能够令人折服的能力：意志力、魅力（个性与人格），这些要求虽然老套却很基本。他们必须由内而外迸发出自信与坚定，因为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使命深信不疑。他们必须对与自己职业相关的各个领域了如指掌。同时，他们也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准确的判断力，使他们在自己的管辖领域或外界社会和政治环境等更为广阔的环境里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必须善于交流——不仅要言语通畅，更要带有真诚的人文关切。比起伏案办公，成功的领导者会花更多的时间深入民众；比起说话，他们更愿意倾听。

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领导的秘密不在于管理“人力资源”，而在于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