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是国内首部全景式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的著作，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罗平汉权威作品；国内首部全景式描写农村公共食堂著作；用大量生动丰富的案例和事件讲述了60多年前熟悉而又陌生的共和国往事。

本书对相关爱好者研究当年的历史有很大参考作用。

《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讲述了“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村公共食堂是如何诞生、发展和衰落的。作者罗平汉不仅收集了各个地方农村公共食堂的事例，丰富了全书内容表达，而且利用了大量官方权威史料，全面、详细地讲述了农村公社食堂的历史，有叙有论，评价客观公正地，是国内迄今为止首部全景式勾勒农村公共食堂来龙去脉的著作。

一、初澜

 1.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2.“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

 3.“这件事要提倡”

二、大潮

 1.“人民公社好”

 2.“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3.“大锅饭”的“优越性”

三、“吃饭不要钱”

 1.“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

 2.“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3.“粮食多了怎么办”

 4.“放开肚皮吃饭”

四、“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乌托邦”里的公共食堂

 2.“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3.“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

五、政策调整

 1.停伙的食堂

 2.“解散食堂，可以解决许多矛盾”

 3.积极办好，自愿参加

 4.“吃饭不要钱，实际把人钳”

六、庐山顶上话食

 1.“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

 2.“神仙”们的议论

 3.“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

七、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1.“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2.反右倾，办食堂

 3.贵州、河南“经验”

 4.劳而无益的办法

 5.生存危机

八、艰难的维持

 1.粮食增量法

 2.代食品

 3.吃饭大会

九、顺应民心，解散食堂

 1.“农业六十条”

 2.“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

 3.不约而同的结论

 4.供给制出懒汉

 5.农村公共食堂历史的终结

徐水是一个只有31万人口的小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足10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指整半劳力）”的劳动大军。其办法是打破社界、乡界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中共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并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

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仅深翻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毛泽东曾是深翻土地的积极提倡者。还在1957年10月，他就看到了一份关于山东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夺取农业丰收的材料，其中介绍说，深翻和整地是这个山区农业社增产的主要关键之一，深翻地比未深翻地每亩增产50至70斤。这一点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成都会议上，他曾说，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以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次。山东莒（南）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这年4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华东和中南两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他又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一亩地宁可花几百个工也使得。在这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共河南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了《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的发言，介绍了该县深翻土地的经验。发言中说：“深翻土地是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深翻土地才更能充分地发挥水利和肥料的增产效能”。发言还介绍了长葛组织群众性深翻土地运动的经验，并详尽地介绍了几种深翻土地的方法。这个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在5月17日的讲话中说，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一年把112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争取亩产800斤。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个别地方深翻土地或许能够增产，对全国并不见得都有效。但是，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凡是毛泽东倡导的，各地哪有不雷厉风行执行之理，而且一些地方对深翻土地片面理解，以为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竞翻有一丈多深。积肥也是越积越走样，有的地方在一亩地上施上万担的肥。这一切自然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本已不足的劳动力更显紧张。

徐水也是如此，过去翻一亩地用工只需10个左右，由于搞深翻，此时需用工40个左右。如此大的用工缺口，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以往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投入农业生产。恰在此时，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在听取代表发言时，得知有的地方已经办起了公共食堂，大受启发，立即给县里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会议，对办食堂进行具体研究，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乃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在此之前，徐水农民曾自发地办过一些食堂，但只限于单身汉参加。当然，这不包括早已办起的所谓“随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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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涌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而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的不满而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

千百年来一向生活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来到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的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之间，本没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农民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充其量也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公共食堂也就被赋予了“社会主义阵地”的特殊意义。凡是坚持办公共食堂，就认为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之，谁要是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就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然而，庐山会议后办起的公共食堂却生不逢时。1959年开始，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几年，全国粮食大幅度减产，城镇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使得农民的口粮一减再减。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还硬要去巩固公共食堂这块所谓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困难的程度和农民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在吃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亏，连续过了几年紧日子后，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此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个的调查组深入农村，从而看到了从以前各种汇报材料中看不到的真实情况，听到了群众要求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呼声，各级干部也深切地感受到公共食堂问题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顺应民意，作出了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农民自愿的决定，公共食堂也因此得以解散。从此，吃了3年多大锅饭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这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笔者出生的时候，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没有赶上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不过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吃公共食堂的种种难处和苦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小学的时候，还流行忆苦思甜，许多人可能听到过这样的笑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主持者哭笑不得。

时下学术界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著述应该说已颇为不少，但对于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笔者为此收集了若干材料，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来龙去脉作了简单的勾勒和客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