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过去三十多年中用中外文字写成的几篇论印度古代语言的论文集在一起，名之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现在送到读者面前。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些论文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这些论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但是，一直到现在间或还有人向我索取其中的一些文章，因为已经绝版，无以应命。其中我的一些观点，也曾在国际上引起过争论。时至今日，老成凋谢，而结论犹渺。看来这问题还有继续探讨下去的必要。只要有可能，我自己在这方面还将进行一些探索，写一些文章。旧的文章也因之而不能废弃。如果说集子中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的话，其价值就在这里。
有没有一点敝帚自珍之意呢？说老实话，是有一点的。自从我在四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时候起，我就爱上了印度古代语言。在国外那许多年，尽管由于战争，生活条件极差，自己有时简直饿得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赫列斯达可夫的仆人奥西布一样真想把整个地球都吃下去；但是印度古代语言那些让别人看起来极端枯燥乏味的语法现象，却带给我极大的愉快。机声隆隆，饿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然而我却是积稿盈案，乐此不倦；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稍有所获，则拍案叫绝。此中情趣，诚不足为外人道也。回国以后，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已无法进行这一项工作，有时也难免有些感慨，甚至技痒难忍。就在这矛盾的心情中，一转瞬间，度过了三十个春秋。如今马齿加长，而形势大好。条件也必将有所改善。看来这一把敝帚还能用来洒扫灰尘，廓清道路，不仅自珍，珍之者恐还大有人在吧。
所谓印度古代语言是笼统的说法。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印度中世语言，其中包括阿育王碑铭的语言、巴利语、古典戏剧中的俗语，还有所谓混合梵语等等。在国际上，这一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许多国家都兴起了一代新人。不过，尽管研究目标相同，而方法和目的，则各有歧异。西方各国的学者大多探讨语音、语法演变情况，以梵文为基础，加以对比引申，从中寻出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做法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是，我自己的研究重点却想把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在某一些方面结合起来，从中探索一些重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流传的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产生、流传的过程。几十年来，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时作时辍；但只要有可能，我还将沿着这一条路走下去。我认为，这一条路是大有可为的。许多从别的方面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语言现象的探讨，可以得到解决。因此，我也希望，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走这样一条道路。
中国古语说：“以文会友。”文有各种各样的文。我认为，印度古代语言也是文之一。友有各种各样的友。“以文会友”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友恐怕只限于中国人。到了今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但有中国之友，还有外国之友。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素昧平生。然而为了印度古代语言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彼此通气了。即使有一些争论，也是常事。再引一句古语：“不打不成相识。”学术争论，坚持真理，并不妨碍友谊。而且还可以加强友谊。通过学术探讨结交的友，包括印度朋友，也包括德国朋友、日本朋友、美国朋友，以及其他国家的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违反了以前的惯例，把用中文和外文写成的论文，收集在同一本书里，送给国内外的读者，以减轻国外志同道合者在语言方面的一些困难。我觉得，我们还应当提倡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只要可能的话，就用外文写作一部分论文。这只能有利于交流科学研究成果，促进各国学者和人民间的友谊与了解，而不会有什么坏作用。就这样，我希望通过一些论文的重新发表和一些论文的第一次发表，能够同世界许多国家的许多学者互通声气，把共同感兴趣的对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同时达到“以文会友”的目的。
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想特别提出印度朋友。我毕生从事印度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等的研究。也曾多次亲自访问印度，交了不少的印度朋友。大家都知道，中印两国至少已经有了两干多年的友谊的历史。两干多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同整个人类历史比起来，又只能算是一瞬间。我们中印两个伟大的民族，既是旧友，又是新知。今天，世界环境变了，而且还将继续变下去。友谊的内容当然也就决不能一成不变。在今后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两个伟大民族必将有许多共同的事业，需要我们通力协作，其中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如果学一学老一套的做法把自己的著作献给什么人或什么事的话，我现在就把我的这一本书献给中印两国人民的古老又崭新的友谊。P6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