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银熊、戛纳评审团大奖导演王小帅的“三线”记忆 、《青红》《我11》《闯入者》创作背后的真实故事、模糊的回忆、幸存的老照片、儿时的画、家书、剧照、几经手改的文稿，订成一本私人笔记《薄薄的故乡》，献给所有回不去故乡的人们。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迁徙流变，勾画出一代人的集体遭遇：一群没有故乡的人仅以留存的记忆碎片。

导演王小帅一直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在上海出生4个月后，他跟随父母来到贵阳“支援三线”，13岁因父亲工作调动迁到武汉，15岁考上央美附中来到北京，23岁北影毕业后分配到福建，两年后无片可拍的他逃离体制，开始他的“北漂”和独立电影创作生涯。

从《青红》到《我11》、《闯入者》，他一遍遍在光影中回望他的童年所在地贵阳，作为一个“三线子弟”，他对讲述和发现这段历史有着无法释怀的责任感。

但这本《薄薄的故乡》却无关宏观历史。这本书中的文字、无意中幸存下来的老照片、儿时的素描、父母的家书等，装订而成的，是一个无故乡的人的精神故乡，是一个四口之家颠沛流离的命运。与其说它是在向读者讲述，不如说它是作者的私人笔记——在撰写整理这本笔记的过程中，他让自己沉浸到往事中，他发现自己不免絮叨，更加发现回忆的不可靠；他意外地找到以为早已丢失的照片和画，惊喜地知晓了一直好奇的谜底。

现在这本笔记已经完成，如一部最终剪辑而成影片，不再私有。

序

镜中无光

湖边青年

城域边缘

电影中的乡愁

父亲

母亲

附录：王小帅父母回忆“三线”

回到北京已经是90年代初了。街边多了许多大排档，店主直接用电线把灯泡吊在外面，有的铺面外挂上了灯帘，由小灯串起，当时很时髦，人们叫它满天星。黄昏来临的时候，满天星亮了起来，北京看起来更加热闹了。

我们坐在东四和隆福寺之间的一家饭馆外面，这是一家广东大排档，据说是两个广东的姐妹开的,在当时的北京城，吃粤菜是一种时尚。刘小东和我喝二锅头，喻红喝汽水，吃的什么记不起来了。从1981年考入美院附中，我就和小东认识了，那时我15岁，小东18岁，比我高一届。他很早就和喻红偷偷谈恋爱，大家一起玩耍已经是他们进入三年级的时候了。之后，他们进入美院，我随后一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89年我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当时这意味着我将永远离开学习生活了八年的北京，离开许多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包括他们俩。

其实我真正到福建报到是分配一年以后的事情，这期间刘小东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并且一次性把画卖了出去，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和有钱人。后来我在福建期间，在我们仅有的一次通信中，我说出我的绝望，他说我要赶快干事，这样友谊才能持续并平等。

我是90年9月份到的福建，92年初回来，然后我们就坐在东四的这个时髦的大排档，喝着二锅头，吃着粤菜。我们有两年没见了，我说我回来了，而且不走了，重新当回北京人，就算当不回北京人，我也要赖在这里不走了。

就是在那个粤式大排挡里，我决定流浪北京。并且为了让小东相信我这个朋友不会连累他，会像他信里说的会做点事，不拉大差距，我正式宣布我要拍电影了。显然我还不知道要拍什么，只是恐惧让我必须要先把它说出来。当时我一个人坐在小桌子的一边，小东和喻红并排坐在对面，我看着他们俩，念头就冒了出来，我说就拍你们俩吧。他们说为什么是他们，我说没有别人，因为还没有一分钱，不可能找正式的演员来演。他们说他们能演戏吗？我说不用你们演，待着就行，拍他们也就是拍我们。他们同意了，就是为了帮我成就自己的一个事，这样将来可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同学，导演王小帅。

其实冒出这个不靠谱的想法以后，我第一个找的不是他们，是邬迪。在学校期间邬迪已经以机械员的身份拍过几部戏了，按当时的说法算是跟过组的人。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留学生的学生作品的拍摄时候，我们认识了并成为朋友。

邬迪的父亲是儿影厂的职工，所以他在学校边上儿影厂的家属楼有一个小小的一居室，那个一居室就成了我们的窝点。那时候能拥有一个一居室完全像已经拥有了天堂。读书期间和毕业之后等分配的那段时间，我们就在哪儿喝酒、打牌、谈恋爱，留下了许多轻狂记忆。分别两年之后再找到他，他已经有了正式女朋友，小窝点没法长住了，我只能背着唯一的一个挎包，开始流浪北京。记得在学院边上专利局招待所十元一铺的地方睡过一晚，小月河一个剧组的美术的床上睡过一晚，第二天一早等剧组乱哄哄地出发之后，自己再顺着墙边溜走。有一天转移到小月河后面的一家不知名的旅社时，我彻底绝望了，巨大的恐怖伴随着寂静的黑夜笼罩了下来，难道就这样了吗？那个从贵阳到了武汉，又从武汉兴冲冲来到北京，做了将近十年临时北京人的我，就这样再一次被彻底遗弃了吗？在北京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档案，没有了与朋友平等的座位。街边新建的一栋栋楼房，每一个窗户里都亮着温暖的灯光，街边新开的饭馆、大排档，人们坐在那里喝着啤酒，这一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恐惧和孤独压迫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回想自己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国地图上最偏远的那个省份，那个之前几乎没在意过的城市，以为电影的大门会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敞开。而现实是，你几乎用生命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如今没人能够挽救你了，学校跟你的关系结束了，朋友也都一样年轻迷茫，这天下只剩这么一个幼稚无知的大傻子了。在那个深夜，我咒骂着自己的愚蠢。但这不是最后，生命和世界都还没有结束，明天天还会亮，你还要离开这个旅店，在街上寻找下一个可能免费的床铺，你必须做点什么！我是干什么的？我想干什么？

天亮的时候，我找来了邬迪，还有何建军，我说我要拍电影，马上,不能等了。他们说你有投资了？我说一分都没有。他们说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去找九个导演，九个摄影，一起当导演，一起当摄影，来拍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我认为这样不行，导演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工作，人多了会乱，还是得单独干，自己闯出一条血道。集体创作的事情被放到了一边。

再后来我找来了刘杰，加上邬迪，摄影师我有了。刘杰和我跑回了他的老家取得了保定胶片厂的同意。保定乐凯胶片当时已经不生产能用于电影拍摄的大本胶片了，大本胶片出厂时都被裁成35张一卷的照相用的胶卷，我们说服他们再次振兴国产胶片，他们同意将在我们拍摄期间特意为我们保留一些大卷，这样我有了胶片。我们又在北影厂的器材库里找到了一台早已弃用的摄影机，这台摄影机不能用于同期录音，一开机哗哗地响，像是拖拉机从你耳边开过。我不管那一套，只要能挂上胶片，把人拍动起来就行，声音后期再配，这样我有了一台摄影机。

于是，我坐在东四街口的广东大排档里向小东和喻红宣布我要拍电影了，演员是他们俩，这样，我有了演员。

剧本在美院的学生宿舍里完成了前半部分，取名“冬春的日子”。我向小东和喻红道歉，我说这个电影里的他们还没有办过个展、卖出过画，还没有成功。这个电影里，他们是迷茫的两个人，连爱情都要走向绝路。我拍的是他们的影像，可附着的全是我现在的心境，一个恐惧、迷茫、失败的黑白世界，这个世界还联结着我们89年毕业的所有人的境遇。

十几年前，一个抱着当画家的理想的青年，一个人离开武汉，开始了在北京的独自生活，那个时候的他，完完全全想不到他未来的职业会是一个如此遥不可及的梦。父亲苦心经营的绘画理想结束了。父亲曾反复劝告他，不要走有关戏剧或电影的路，说这条路太辛苦，所有的一切你都决定不了：演员可能一辈子等不来一个机会，导演可能一辈子无法自由表达——一方面戏剧电影本身的集体创作形态使一个作者很容易就被淹没掉个性，另一方面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度，由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特性，很多时候导演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绘画就不同了，绘画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完成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可以是山，是水，是花鸟，无关乎别人，无关乎政治。在绘画艺术里，你可以自由自在。

因为父亲一生的经历，我相信他说的话。

P90-96

“你老家是哪里的?”

这是中国人见面最常用的一个客套问题。然而在我这里，它就真的成了问题。熟悉我的朋友会为我打圆场，说这个问题可复杂了，我来替他回答吧：父亲是山东人，祖上闯关东去了丹东，然后又到了合肥。他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大就去了贵阳，在贵阳长大，然后又去武汉，在武汉上中学，十五岁就到北京上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福建，现在人在北京，但是户口在河北涿州。所以，你说他是哪里人？

我确实无法说清自己究竟是哪里人。这样的回答我自己也重复过无数次。

问话的人或许还会说，这不难啊，你出生在上海，就是上海人啊。可是我出生才几个月就随父母内迁走了，连户口都没有上过，我怎么好意思说我是上海人呢?

问话的人又会说，那你户口本上的祖籍是哪里呢?我的户口本上写的是“辽宁丹东”。父亲不愿意填写“贵阳”，就把祖上闯过的地方当成了我的祖籍，而那个地方连我父亲都没有去过，那个时候人们不讲出生地，只讲老一辈的祖籍，所以直到现在，我莫名其妙地当着辽宁人。

每到这个时候，发问者就哑口了。

实际上一直到拍《青红》之前，为了让这个问题简单化，我都会回答“贵阳”，因为我从有记忆起就在那里生活、成长，那里是我看得见、摸得着的老家，或者说“故乡”。事情在《青红》的时候发生了变化。为了看景我回到离开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少年时的伙伴们重又聚在一起。众多少年时的记忆重新被唤起——这些记忆于我来说是全部，对他们来说却只是一些遥远而模糊的片断，它们存在过，但早已被后来漫长的岁月覆盖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用纯正的贵阳话交流着，偶尔冒出的两句上海话似乎是在照顾我这个外来者，只有这偶尔的“乡音”让我确信眼前的他们还是他们。“贵阳话听不懂了吧?”“我是贵阳人怎么可能听不懂?”就在我说我是贵阳人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用一种从鼻孔里冒出来的声音讥讽道，“你怎么可能是贵阳人?我们才是贵阳人呢。”

这句话瞬间击碎了我心中本来就脆弱的幻影。是的，一个十三岁就离开了的人，还有谁会接受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呢?贵阳作为故乡这根稻草就此断裂。心目中自以为的故乡在同学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中彻底化为乌有。

从那次起，我就开始在那句问题面前“凌乱”。有时候为了能像听到“你吃了吗?”一样简单应付，就说“我没有故乡”。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却要去写故乡，不免让人困惑。

在和编辑讨论书稿的时候，我们谈到，实际上现在人们的“故乡感”已经越来越淡化，哪里都一样了，更多故乡的意味只能在记忆里去寻找。这使我释然了许多。是的，物理上的故乡越来越同质的今天，保存记忆其实就是在保存精神上的故乡。

你可以失去故乡，但不可以失去记忆。记忆将成为另一种故乡本身，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记忆回到故乡，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处。

写下这本书，就是试图用文字找回“故乡”，或者是用文字把“故乡”变成记忆装进纸页，在其中找回我薄薄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