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发所著的《边走边看（海楼小集）》，为作者多年来的文学作品散文集。

黄开发，主要从事周作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和现代汉语散文研究。

本书收录的作品多为作者几年来的生活感悟，充满了作者真挚的情感。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让内心平静，从字里行间感受作者多年以来的为人经验和处世智慧。

黄开发所著的《边走边看（海楼小集）》为散文集。内容分为三辑，第一辑“门外琐谈”，收录的是有谈话风的小品文，大多属于学术性的；第二辑“时光留痕”是记叙抒情的文字，记述与自己人生经历有关的人和事，抒写生活情志；第三辑“远山如黛”是游记，包括国内游记和域外游记两部分。

自序

门外琐谈

 无所归依——“名”与知识分子的学问之路

 宗经明道与鲁迅精神

 “我”为何缺席

 被压抑的经验

 不同的师道

 韩国女生谈化妆

 论文选题随议

 谈硕士阶段的专业学习

 美丽的花朵千千万

 也谈吃狗肉

 王朔现象与青年的自恋主义

 阿索林在中国

 周作人散文代表作三篇

 梁遇春小品的议论

 张爱玲散文与上海文化

 张爱玲散文中的隽语

 苏青的散文

 庾信文章老更成——舒芜的周作人研究

 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读《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

 写传记有如写历史——止庵的《周作人传》

 别样的散文史论——刘绪源的《今文渊源》

 沈启无——人和事

 《人在旅途》后记

 《文学之用》后记

 《未名社作品选》编者前言

 《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道路》序

 重印《大学国文》序

时光留痕

 记海鹊楼

 一条小河、一条大河与两个村庄

 叶集

 大舅

 外祖母

 粮食关

 我的小学

 留痕

 抒情年代(二篇)

 文学梦

 住办公室

 做学问

 汉城女生

 到郊区装修房子

 中年得子

 黄果自述——我和爸爸

 果果与爸爸的N个不同

 懒人种花

 养兔记

 接近舒芜

远山如黛

 那清澈、嘹亮的歌声

 摩梭女子

 茨中教堂

 屯溪老街

 京郊小游(三篇)

 茶马古道普洱香

 夕阳下的乌珠穆沁草原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村庄

 领略大漠

 古香道

 小五台山上的金莲花

 云边堂安

 带果果去爬山

 韩国人的爱国

 在韩国住民泊

 贞陵

 安徒生与他的故乡欧登塞

 奥尔堡的秋

 奥尔堡狂欢节

 圣汉斯之夜的烧女巫

 奔驰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

 日落伊亚

 新年在圣塞瓦斯蒂安观浪

 行走在王子运河边上

 雪中游黛提瀑布

 果果与欧洲旅行

在中国这个注重诗文传统的国度里，除了像“文革”那样的时期外，读书做学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深地怀疑。几乎每个青年学人的身边都有同行下海（投海？）或另谋他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空前的大逃亡景象。

然而，读书做学问在古代知识分子那里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左传》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正是扬名后世的一种重要途径。

不过，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现实主义的，他们注重现实的幸福，支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是没有天国的精神世界，死后的事情更难以预料，所以他们不仅求身后之名，更求生前之名，希望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辛弃疾的词句“了却君主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人生态度。不过，现实的幸福难以预期不说，还是易朽的。这样，身后之名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人生局限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救助之道。学问对古代读书人的意义是双重的，它又往往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因为应付科举考试需要学问的根底，并且在注重诗文的官场，它对职位的升迁也不无意义。也就是说，学问不仅可以使他们获得身后之名，而且可以赢得生前之名。司马迁受宫刑后，现实的幸福已经没有可能，身后之名寄寓着他的全部希望，他发奋著《史记》，以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对“名”如此执着呢？这种文化心理深受原始的巫术观念的影响。胡适在作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名教》中就指出，中国人对于“名”的信仰源于古老的迷信。日本的中国文化学者森三树三郎在《名与耻的文化》一书中对此做过进一步的分析：“原始思维的特点之一，是认为‘经常接近的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物和它的名总是如影随形，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是‘名表现体’而是‘名即体’。”因此可以说，人死后，只要他的名字流传下来，为人称颂，他就可以凭另一种方式存在，也即是“不朽”了。

现代人接受了唯物论（至少是对死的唯物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身后之名已不再能给他们以安慰。在现实生活中，学问也不再能使他们春风得意。德国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把诗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比作捡垃圾者。“捡垃圾者”一语道出在精神领域从事创造性劳动，而与市场无缘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在现代社会里，许多歌星在台上一曲千金，科学家带着发明专利走向实业，实用性强的学科研究者不断寻求和市场接轨。与市场无缘的是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从事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他们和一部分艺术家一起固守着人类最后一点尚未被商品殖民化的精神尊严，也因此一贫如洗。

做学问对个体的意义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罢了，与钉皮鞋、卖酱油一样，只是钱挣得更少。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同行们还承受着生活重压。一个也在高校任教的朋友，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平房里，老婆气管有病，怕煤烟，不能生炉子，冬天屋内冷得像个冰窟。他曾踢着装书的几个大纸箱，愤然说：“要这些书到底有什么用！”他说只要给他两居室的房子，学非所用，也在所不惜。连起码的思想空间都没有，学问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显得太奢侈。况且，做学问一点都不比干别的轻松，它需要献身精神和持久艰辛的劳动。既然如此，苦守学问还有什么意义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在职业上尚未定位的青年学子开始了他们的逃亡历程。

告别学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精神上的归属感。前年去海南开会，遇到一位投身商海的文学硕士。他已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来拜访和笔者住在同一房间的他的同窗。同窗仍在内地的大学教书，送给他一本在学术界小有名气的专著。他翻看着书，说：“我将来还准备回去。”他到底回去不回去，回哪去，我不得而知，但我感到他的心里有些不平衡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还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名”的情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渐趋定型，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的待遇自然会得到改善。在学问失去对个体的终极意义又不能带来现实的福祉时，学问之路注定是一条精神上的漂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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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时候做过作家梦，后来却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感觉像是追求小姐不成，最后与丫鬟结合了。然而，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对文艺女神的眷恋。

人生贵得适志。“适志”意为舒适自得，就我个人而言，这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当然是要搞学术研究，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我想选择几个研究领域，研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以期对别人理解文学有所助益。其次，在工作之余，能够葆有一份感性和温润情怀，关注世道人心，写一些有文学意味的东西。小说、诗歌写不来，可以从较为平易的散文入手。再次，能够有些闲钱和闲工夫出门旅行，去见识书斋外面更宽广的世界。

近年来，我在北师大讲现代散文，是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有几个学生问过周作人对我的影响问题。得老实承认，周作人对我的思想、文学趣味乃至写作都有很深的影响，但他是学贯中外的大家，而本人腹笥寒酸，缺乏天分，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另外，也没有他那样大的定力，自己生性好动，常常一心有鸿鹄将至，感性的冲动往往逸出书斋。我向往远方的山水，特别是那些较为原始的自然风景。

然而，适志的理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日渐受到侵蚀。学校要排名，管理者要出政绩。要想在当下的大学里生存，就得满足各种功利主义的定量考评。学校要求成果的数量，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的研究项目。在这种评价体系中，人们更计较利益，学术本身则无足轻重，文学研究变成了与心灵、文学、人生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混迹其中，置之不理是不现实的，于是只能妥协。本想与文学保持着个体的联系，但现行制度恰恰要摧毁这种联系，使你变成学术大生产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结果是想搞的研究做不好，想写的与研究无关的文章没法写，既没有时间，也缺乏心情，内心常常板结得像大都市里的水泥地。

去年正好遇到一次公派到欧洲工作两年的机会。出来一趟，既可以在欧洲各国转转，观察和体验西方的社会和文化，登临山水，又可以疏离那个熟悉的固化空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利用空闲时间写几篇自己想写的文章。于是，妻子停薪留职，儿子保留学籍，我们一起来到北欧。他们只陪我一年，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假期我们都在旅行。感觉好像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准备中。

今年8月初，妻子和儿子回北京了。在接下来的十多个月里，我将只身一人在北丹麦度过。北欧的社会生活似乎一切都在既定的轨道中运行，日子慢慢悠悠地过。这里的人们公私分明，工作以外的私人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喜欢热闹的人可能觉得过于冷清，而我除了有些想念儿子外，并不怎么以为苦。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十个月之后，又要回去混饭吃了。我竟有些时不我待的感觉，除上班外，就宅在寓所，利用早晚和周末的时间，一个多月里一气写了许多篇散文。  过去一个多月的另一项成绩是整理旧作，编选了这本散文集。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门外琐谈》，收录的是有谈话风的小品文，大多属于学术性的；第二辑《时光留痕》的篇什是记叙抒情的文字，记述与自己人生经历有关的人和事，抒写情志；第三辑《远山如黛》是游记，包括国内游记和域外游记两部分。以上只是大致的归类，实际上很难做到泾渭分明。

人已两鬓斑白，到现在才编成这样一本有些拉杂的散文集，足以证明始终没有得到文艺女神的青睐。那么，积存在这里的只能算是半箩筐失败的情书。

2014年9月13日于丹麦奥尔堡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