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乃为政之基，从幕之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是由信用构成的。人们通过货币交换商品，是因为承认了货币的信用力。日常的生产生活也处于各种信用体系中。例如出现不良消费记录的话，用户可能会被运营商列入信用黑名单，不再为其提供普通用户可以享受的服务。
道德伦理堪称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信用体系之一。品行优良者能得到社会更多的信赖，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至少在社会秩序正常时是如此。
古人特別强调道德教化，试图把人们培养成信用良好的有德君子。但遗憾的是，无论社会宣扬的主旋律价值观如何，实践效果与指导思想难免有所偏离。即便是能把孔孟经典倒背如流的读书人，最后也未必能成为合乎儒家规范的君子。
幕业就职者多为落第书生，正因如此，这个群体鱼龙混杂。而事实上．师爷的地位与作用十分特殊，更需要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来约束。
汪辉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取信于主官。才能直言进谏。想让主官听从自己的计策，首先得让对方不怀疑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坚信做人要以清心为本。唯有律己立品主人，才能彻底获得主官推心置腹的信任。
而汪辉祖强调清心律己不光出于求职就业的需要，也是为个人立身树立一个标杆。每次择幕就馆之前，他首先以严于律己的品行取信于人。而每次辞职去馆之后，他也继续保持清心律己。于是乎，一代名幕在官场上的口碑就此树立。
一、治无成局，清心为本
读书人考科举是为了进入仕途，然后施展治国理民的抱负。汪辉祖也是读书人出身，自然怀着完全相同的儒者理想，但他也深知做个名垂青史的好官绝非易事。许多失足官员在最初也有一番雄心壮志，但在官场这口大染缸待久了，初心和良心往往都被染得漆黑无比。勿要为官。为官必贪，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尽管明知官场是口大染缸，但汪辉祖依然以入仕为目标。因为他很清楚，官场越是不尽如人意．越是需要清正廉明之人挺身而出。从事幕业不仅仅是为了衣食生计，更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有句谚语：“官断十条路。”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比较集中，同时履行多种职能，可以从各方面轻易断绝小民的活路。佐治主官的师爷也有同样的破坏能力。权力集中导致公务繁重，再加上清朝官员的理事技能整体偏低，地方官只能把许多具体事务委托给心腹师爷全权负责，自己只做个盖印的甩手掌柜。
师爷虽非正式职宫，却常常替幕主审理案件、制作公文、管理印章，手中的实权不可小觑。汪辉祖有感于权力对人心的侵蚀，时刻提醒自己立心一定要正。
＜佐治药言）中有言：“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正心乃为人之本，心正而其术斯端。此言操存有素。临事又以公私之別。敬慎之至也．勿误认有事方正其心以辞害意。”
为幕之人代替主官手执权柄，为公为私全在一念之间。再老练的师爷也有出纰漏的时候，但只要平时一心为公，舆论也会宽恕你的无心之过。那些以权谋私的入即使办事滴水不漏，但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就算不为公法所诛．也迟早会遭到天谴。所以，公门中入不能不端正自己的心思。心思端正才能以公正的态度处置政务。而不以私心妨害公理，也就不会落得个赃官恶吏的骂名。
汪辉祖这番话说得虽无干云豪气，却也实在得很。务实，一直是他最主要的优点。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眼高手低缺真才”是读书人普遍的毛病。儒家教义博大精深、提纲挈领，可是四书五经诞生的年代太过遥远，书中的常识早巳与清代社会生活脱节。别的不说，五经中的＜礼记）是汉朝儒家学者考证的西周礼仪（其实更多是经过春秋战国改革的礼仪），但异族入主中原形成的大清王朝，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礼仪风俗。也就是说，作为科考必读书目之一的《礼记》，在当时完全没有操作的可行性。
如此一来，考上科举的读书人未必真的有治国之能。少数佼佼者能在翰林院的庶常馆获得三年学习政务的机会。他们在完成学习后要经过“散馆”考试。如果文辞不工整或满文不及格就不能“留馆”，要么补授他职，要么放到外地做知县。科举出身的地方州县官员虽然满腹经纶，但学习的东西基本脱离基层实务。
由于清朝地方官员普遍不长于政事．难免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惠政”，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在这个背景下，汪辉祖自然不会生出“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大儒豪情。在汪辉祖眼中，做人“立心端正”比“才华横溢”更为根本。这种理念的源头来自北宋名臣司马光的人才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德才兼备者为圣人，无德无才者为愚人，德胜于才者为君子，才胜于德者为小人。后世儒者的人才观受他的影响颇深。
按照清朝世俗的主流观念，世人愿意宽容“有德无才”的君子，但恐隕并憎恶“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君子只是好心办坏事，若能得到有才贤良辅佐．肯定能为百姓带来福利。小人则不然，才华越出色越能把“官断十条路”这句谚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小人不会找君子辅佐，只会与其他小人蛇鼠一窝，鱼肉百姓。
所以，汪辉祖特別强调做人做官应当先正心，树立一颗勤政爱民的公心，否则，就不堪为经世致用的儒者。
孔孟之道，仁政为本。仁政之要，首在爱民。尽管古时候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宋朝大儒张载也把“为生民立命”视为儒者四大终极追求之一（其余三个分别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许多儒门书生除了圣贤书之外，一不知经济民生，二不懂带兵打仗。故而世人常常讥讽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两汉之后的治国能臣，鲜有不学孔盂之道者。儒家学问虽不涉及军政司法与科学技术，但在其仁政观念指导下，人们却可以更好地将这些实用学问用于造福百姓上。
汪辉祖曾经在＜学治臆说）中指出：“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不然，姑息者养奸，刚愎者任陸，邀誉者势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入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
时代一直在变，古今政策迴异。而且每个地域有自己独特的民生情势，没有万世不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治理模式可用。主政之人必须因时因地安排政事。法无定法，治无成局，只要效果好，就是治理有方。
在汪辉祖看来，能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能推行惠民政策，就是治理有方。儒家仁政讲究“生人”，即顺应民心，给予百姓希望得到的东西，舍弃百姓反感的东西。这也是孔孟先师主张以教化为主、少用刑罚的根本原因。
汪辉祖一方面继承了这种观念，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杀人而当亦谓之仁”的观点。这里的“杀人”当然不是对平民百姓滥用刑罚，而是指用刑罚杀死违法作恶的歹人。
通常来说，仁政的一大要义是忠恕，是宽赦犯罪的百姓，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这个美好的理想，屡屡被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汪辉祖办案无数，见过许多地棍滋扰善良百姓。他担任刑名师爷时极少判处罪犯极刑，不过对于。该重罚甚至该杀主人，他也绝不姑息。刑杀恶人，除暴安良，这对守法百姓来说也是仁政。
但是，无论“生人”还是“杀人”，为官为幕者都应本着一颗公正的仁义之心。那种姑息迁就的态度会助长奸恶之徒的气焰，万万不可取；而内心刚愎自用之人会任性作为，迟早伤及百姓；贪图名誉之人会为了沽名钓誉而贪赃枉法；避嫌之人自私自利，毫无责任心，不会为民着想。汪辉祖认为这几种人对治理地方毫无益处。他们内心都不光明磊落．所做之事不过是冒充政绩的面子工程罢了。打着爱护百姓的名义做出危害百姓利益的事，这样的官员不堪为地方父母官。
清朝一代名臣，嘉庆朝首辅、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王杰对汪辉祖有极高的评价：“子尝谓，子孙不以能文得官为贤，唯愿以知廉耻、明道义为贤，穷通知有命在，读书不为利禄，则出处俱可自信。年兄（指汪辉祖）与愚可谓同志者。”
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的状元郎，历任多个要职。他为官清廉．耿直刚正．曾参与审理大清第一巨贪和坤的案件。连他都把汪辉祖视为同道中人，可见汪辉祖的人品有多高洁。
王杰一方面很器重汪辉祖，另一方面又尊重其个人选择。汪辉祖辞官归故里时，不少朝廷要员想高薪聘请他做师爷，但他全都婉拒。王杰十分赞同其做法。
纵观汪辉祖的一生，始终贯彻着清心为本的做人思想。他不仅在做师爷时保持着清廉公正之心，成为正式的朝廷命官后也谨守着“为生民立命”的从政初心。可见，王杰对他的赞誉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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