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
中国和美国，被太平洋分割开来又连接起来的两个伟大国家，在不同时代分别创造出两个“万里”之长的世界奇迹，一个是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一个是近代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它们在东西相背、黑白轮转的地球两面，在大地母亲的腰际翻山越岭，像两条巨龙横亘在天地之间；然而它们在各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曰“隔”，一曰“通”——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是设置障碍，阻隔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侵扰；近代美国的太平洋铁路是消除障碍，打通美国东西之间曾经如同“蜀道之难”的交通。无论如何，在今天，它们都成为人类智慧和创造能力的重要象征，成为人类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
外国人到中国，如果没去长城，那将是一大憾事。那年我三岁的小外孙洲洲登上长城，站在烽火台上，拍着胸脯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自豪地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登上长城，我是好汉！”宇航员在太空所看到的中国，最显眼的就是长城，此时总是非常激动；神舟飞船上的中国宇航员尤甚。
一直以来，万里长城被誉为“世界中古七大奇迹”之一；美国太平洋铁路，则被称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是它成就了现代美国：这条铁路使东西阻断的美国完整了，使美国真正地活起来了，使美国走上了通往“世界第一强国”的道路。从纽约到旧金山，长约万里，太平洋铁路修通之前，这段路程需要乘船绕行南美洲合恩角，最快也要六个月；而铁路建成后只需要七天。以奇特想象闻名世界的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在《八十天环游地球》中，以科幻小说家之言对太平洋铁路做了这样的评价：如果没有它，八十天环游地球只是梦想而已。
太平洋铁路从我女儿所居住的城市善安穿过，与80号公路如影随形，形影不离。每次开车出行，无论向西还是往东，只要是走在80号公路上，都会时常看到长长的火车（一般它们都是上百节车厢）昂首行进；有时我还看到写着中国字的集装箱在美国大地上熠熠耀目，不禁心头一热。
据说，太平洋铁路当年是从东西两端相向修建。西段由中央太平洋公司负责，从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向东修；东段由联合太平洋公司负责，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向西修，最后在犹他州对接的。交会处位于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普罗蒙特里丘陵地带，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早就想一睹其风采。这次来美国，女儿女婿专门安排我们参观铁路交会点。
那天我们驱车赶到交会点时，将近中午，骄阳似火，气温足有摄氏三十七八度。一辆机车鸣着汽笛缓缓驶来，停在另一辆机车十米开外的地方。这里已经聚集着参观的人群。一阵欢呼。机车上走下十位年老的绅士，都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打扮，他们要再现当年东西太平洋铁路交会仪式的情境。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当过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中央太平洋公司老板斯坦福（就是后来创立闻名世界的斯坦福大学的那位），还有银行家，传教士，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的官员，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将军……仪式开始，首先为修路而牺牲的人员默哀，然后按照当年的实情，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登台讲话，神采飞扬，激昂慷慨，严肃而幽默，不时引得人群阵阵欢呼和欢笑，我们也不由得随之鼓掌。
1869年5月9日，路轨还差三十英尺未铺，专等5月10日最后完成，举行对接仪式。
一百四十五年前即1869年的5月10日那天，气温比今天凉快，只有摄氏二十一度。十二点四十分，斯坦福举起一把纯银的锤子，把一根纯金的道钉打下去——这银锤和金钉是专为交会仪式打造的。斯坦福砸下的那颗纯金道钉上刻有这样一句话：“愿上帝如同这条铁路连接两个海洋一般，保佑我们国家的统一。”
当年，斯坦福的第一锤打歪了，砸在临近的枕木上，引起一阵欢笑。十二点五十分，一条伟大的铁路对接胜利完成，那一刻全美国沸腾了，教堂钟声齐鸣，芝加哥的游行队伍长达十一公里，纽约彩旗飘扬、鸣炮一百响，费城古老的自由钟又敲响了……南北战争结束时的欢庆场面，五年之后再现。
5月10日这一天，以“金道钉日”而载入美国史册。
但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完成的这两个令世界惊异的“万里”奇迹，虽然在时间上相差千年之长，在空间上相距万里之远，但它们的修建却都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汗和智慧，都有千万中国人付出宝贵生命。中国古人之如何修长城（特别是古今传唱的孟姜女之“哭”），几乎家喻户晓，自不用多说，现在说说太平洋铁路修建中的一些故事，尤其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人的贡献和他们的血泪。
一份介绍华工参加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资料说，这条伟大铁路最艰险的路段，是由以中国人为主的工人修建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成为第一个大规模雇用华工的企业。从1865年到1869年四年间，约有一万四千多名华工参加筑路工程。西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是由华工完成的——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薪水发放记录中，我们也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华工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该资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从西部往东的路段修建最艰难，前面是海拔两千一百米的内华达山脉，最初的四十英里都是在崇山峻岭中穿行，必须建设五十座桥梁和十多条隧道。起初雇用大批的爱尔兰人，但他们酗酒、斗殴、不断要求加薪，每天还是有数以百计人逃跑去挖金，工程进展极慢。无奈，太平洋公司老板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到华工。此时，移民到美国加州的中国人已经有将近五万人，大多是青年男子。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应召参加了最艰巨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在工程中，他们以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出众的聪明才智，为筑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高峰时期，有好几千名华工同时参加筑路。他们一天干十二小时，而且往往是最险最累的活，严寒酷暑，崇山峻岭，沙漠盐湖，极为艰苦。1865年底到1866年初，接连五个月的暴风雪使雪崩频繁发生，有时候整个营地的华工都被埋没。几个月后，冰雪融化，人们才找到遇难华工的尸体，他们的双手依然紧紧握着工具；1866年冬，在塞拉岭通道施工中，有五百到一千名华工死于雪崩，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广为流传的“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并非虚言。
华工们不但能苦干，还表现出超人的智慧。1867年冬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三度，工程因运输困难而陷入停顿，工程师们也束手无策；这时华工们铺了一条三十七英里长（约合五十九点五公里）的冰雪道，利用光滑的路面拖运物资，这样不但恢复了运输而且加快了工程进度。在中央太平洋铁路与东段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连接贯通前的最后阶段，华工接受爱尔兰劳工的挑战展开筑路竞赛，西段华工还创造了十二小时铺轨十英里二百英尺（约合十六点四一公里）的世界纪录！1869年8月10日，身在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也提到这个事情，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美国大铁路的建成和“输入中国的苦力”分不开。
感谢这篇资料的搜集和写作者，他使我们看到了华工的血泪和他们的贡献，认识了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伟大！
每次开车出行走在80号公路上，我每每在朦胧中看到旁边发光的铁轨上，仿佛有当年华工弯腰驼背、汗水中夹杂着血水的身影，也似乎看到每根枕木下华工留下的尸骨——人们是在以华工尸骨铺就的铁路上行进呀！
由此，我更深地体会到，我们中华民族是勇于担当的民族，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中国建设还是外国建设中都是如此。在太平洋铁路修建中由于人员短缺和难度增大而面临中断的时刻，正是华工的加入使之得以继续，并且使得这条原计划十四年完成的铁路只用了七年就胜利通车。
我们中华民族是富于智慧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不但创造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而且为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增添光彩。在铁路修建中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华工用“中国智慧”为之化解，连外国工程师也啧啧称赞。
从当年华工的奉献我更深地领悟到，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坚忍和刚毅、以自己的刻苦和耐劳、以自己的博大和善良、以自己的辛勤和牺牲，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铺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如此。
这样伟大的民族必然是拥有光辉未来的民族。 这样伟大的民族理应获得世界的尊敬。
遗憾的是，华工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在1869年5月10日普罗蒙特里铁路交会仪式上却没有华人的影子，而且同一天在加州萨克拉门托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也没有一个华工代表。有一个旧金山的法官在祝酒时说“在加州人民的血管中，流着四个当代最伟大民族的血液，有法国人敢打敢冲的勇猛劲头；有德国人的哲学头脑和坚定精神；有英格兰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有爱尔兰人不知忧愁的火暴脾气。它们各自做出一份恰如其分的贡献。”居然只字不提华工所做的贡献。
更可气的是，他们“卸磨杀驴”，铁路建成后，工地上的华工全部被解雇。排华热潮，风起云涌。部分白人竟喊出了“不给华人一个工作机会”口号。许多地方的白人暴徒围攻华人，杀人越货。前几年我到怀俄明州的泉石城寻找被迫害的华人足迹，那里有二十八名华人遇害。约一百五十名武装白人围攻华人居住区，开枪射击，纵火焚烧房屋，来不及逃跑的华人或被枪杀，或被烧死在家中。旁观的白人拍手喝彩，甚至参与抢劫。当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寻找华人的足迹》在《人民日报》发表。排华居然变成美国的国会和政府行为。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禁止自由移民的法案《柏林盖姆条约修正案》，规定十年内暂不接受华工移民，并且对非美国出生的所有华人后裔的国籍不予承认。该法案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当时全美约二十三万华人，只能被“法案”局限在唐人街里生活，成为自由美国的劣等公民，直到1943年才废止。
1969年，在美国太平洋铁路贯通百年的纪念仪式中，美国白宫向旧金山华侨总会发来这样一封信：“现今中央政府全体同人，深知华裔先民流血流汗，以最大之牺牲精神，在极艰苦的环境下，移山辟路，筑成横贯东西方铁路，此项丰功伟绩，吾人永世难忘。”
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也太不彻底。
2014年7月16日草于旅次，8月5日改于怀俄明州善安市P234－239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一路叹赏风景的美学家
1983年夏天某日，我在广西南宁靠近邕江的一家新华书店，找到了一本《论艺术典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者是1977年以来经常在期刊上和何西来先生一起写文章，为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摇旗呐喊的杜书瀛先生。这应是我第一次遇见杜老师。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从此就在冥冥之中与老师结了缘分。大家知道，197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于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这与其说是纪念毛泽东的一种方式，毋宁说是借由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一运动，恰是从文学艺术问题的常识开始的。由此，关于“形象问题”，关于“艺术典型”，关于“艺术特性”的讨论蓬勃开展，其基调就是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遵循其自身的美学规律。1983年出版的《论艺术典型》收入杜先生关于“典型问题”的代表性论文，集中讨论的就是艺术典型的本质和特性问题。那一年，杜先生还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论艺术特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被杜先生《论艺术典型》所吸引的，不仅是他所论述的问题正是当时最关键的艺术、美学理论，而且还有他的严谨而清通的笔法，激情却又内敛的文风。两年后，我报考了何西来、杜书瀛两位先生所招的文艺学研究生，幸蒙两位先生不弃，得入门墙之下。先生耳提面命，醍醐灌顶，改变了我的一生——自此以后，我虽不敏，却仍能勉力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走下来，都与两位先生的教导提携有密切关系。
读《论艺术典型》是与杜老师相遇的开端。这时候老师的文字，似乎仍很“谨守本分”，遵从原有的规训，循规蹈矩，但在观念上又忍不住“东张西望”——向“东”看的，仍是祖传的“典型论”和苏联美学遗产中较有活力的部分，朝“西”望的，则是自远而近如潮水般涌来的“新学”。
起初，我们都以为老师只写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相关的文字，后来才发现，杜老师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1982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比《论艺术典型》还早了一年。这看起来像是他美学研究之余旁涉的“副业”，其实正是他区别于当时同辈的美学研究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力股”。八十年代初，同行们可能都不太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连老师本人也不是很看重他的李渔研究，事实上，他几乎把它搁置下来了。到1985年以后，随着“新学”风起云涌，杜老师早就蠢蠢欲动的创造新理论的激情也奔涌而出，他不再死守“认识论美学”“认识论艺术哲学”和文论的“家法”，转而把精力放在“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的研究和诠释上，并在这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创作—作品—接受”三方面，全面展开他的论述，从此开枝散叶，自立门户。我相信，现在以及未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人，都无法绕开杜先生创立的这一家之说，它与他的同辈学者所讨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等的文论，有互相联系的一面，也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它最重要的特征，私以为就是基于人类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文艺美学，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体系，他所开发出来的与人有关的技术美学、园林·自然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包括仪容、服饰美学等），有效解释了生活与艺术、日常审美与消闲社会、文化研究与美学研究等诸种关系，对全球化时代下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文化产业与审美价值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样具有诠释力的开放式美学体系的形成，到九十年代以后，很自然加入了与各种文艺理论、文化研究方法进行对话的行列。现在，我们似乎看得越来越清楚，杜老师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创造性理论生产，与他所经历的中国社会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巨变、与他的社会经验和阅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九十年代的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与所谓“市场经济”“去政治化”之类指称相比，把它称为“全球性的消费社会”似乎更为贴切，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之下，文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位置如何，曾引起过圈子内学人的热烈讨论，而美学、文艺学如何从理论上去诠释和回应这些问题，似乎也无法回避。杜老师和他的理论此时非但没有缺席，反而更焕发了其内在具有的魅力。这恐怕也与此时他的重读李渔并把李渔的戏剧理论激活并转化为一种新的生活美学有关。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戏剧家、小说家李渔，似乎帮助杜先生完成了从“纯粹理论家”向“经验理论家”的转变。杜老师或许不同意我的这一观察，因为“经验”的有限性与“理论”所追求的“无限”的普适性，不是矛盾的吗？先天具有“局限性”甚至“偶然性”的复数的“经验”是否可以推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限、普适、抽象、单纯的“理论”？然而，习惯于依据“理论”“概念”去理解甚至规划中国现实的我们，难道不是在“现实”碰壁之后，才从“现实”所提供的经验甚至常识中去修正和改造原来的那一套“理论”和“概念”吗？李渔的经验与当代的经验，相隔数百年，但似乎在杜老师那里找到了结合点，或者反过来说，杜老师用自己的当代经验，激活了李渔的文艺、美学思想，从而使自己的“基于人类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文艺美学”更富于“历史感”和“生命感”。九十年代以后，杜老师除了组织人力去撰写大部头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为《闲情偶寄》作注和评点，进一步展开对李渔美学思想的研究。在他同辈的美学工作者中，这种学术整理工作是十分罕见的。这两年，他甚至为了撰写《李渔传》，踏访李渔故地，收集李渔资料，一个多年来耽于“理论思维”的学者，转而成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我个人觉得，这一“华丽转身”，对于理解老师的学术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们略作观察，也会发现，在杜老师之前的老一代美学家，都非“纯粹”的“理论家”：他的老师蔡仪先生有过文学创作的经验；朱光潜先生基于经验的美学散文可能比他的理论框架更有魅力，而晚年朱光潜经由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使其美学译介工作增添了更为丰厚的学术质感；宗白华的美学，在魏晋风度中弥漫着“散步派”美学的味道；李泽厚的美学史由历史上的一个个案例出发，无疑也增加了其美学理论的历史维度。有一个李渔在杜老师的学术生命中渐渐浮现，确实可能调整、改变了老师的理论性格、气质，也使其解释框架日趋圆融丰满，实在不可小觑。
被“重新发现”的李渔，似乎幻化为杜老师生命经验中“感性”部分，这一点，见诸他退休之后如泉水般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散文随笔。我初读杜老师的散文，是他关于何其芳、蔡仪先生的回忆文章，这些散文风格朴素，观察人物的角度别具一格。后来读到老师关于亲人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一下子被他真情流露、朴实无华的风格给吸引并深深打动了，我记得读了老师写他舅舅的文章，竟忍不住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去年以来，老师连续写了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文章，如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的《大学的学术启蒙》系列（涉及山东大学求学经历，成仿吾、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高兰等学人的印象），关于陈荒煤、钟惦棐、朱寨、吴晓玲、许觉民、周扬、胡乔木、栾勋的回忆文章，以及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的经历等，令人眼睛一亮，这些随笔与此前散文不同之处，是其趋向于节制的冷静的叙述。与其说这是在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毋宁说是为五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留下了珍贵的一笔。有人说文人不宜写史，盖因文人易感风寒，情绪多变。然而，文人如能秉笔直书，不谀不媚，无畏无惧，谁曰不宜？杜老师固非“文人”，而是长期耽于理论思维的文艺学家，他的写人、纪事，富于感情却出之于清淡，运用史笔实录而形象丰满，无意中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掀开了大历史的一角，因而弥足珍贵。
而我现在要特别提及的，是杜老师另外一种文化散文：访美游记。老师开始写这批游记，始于2005年，中经2010、2012年，结集于2014年，历时将近十年。那是老师和师母到美国看望女儿杜青一家时留下的记录。这是亲情的凝聚，也是采风的实录，是自然之书写，也是社会之观察。三代人欢聚一堂的生活片段，奔驰于路上饱览自然风景的感慨，邻里街边风俗人情之观察，书里书外历史文化之撷英和思考，都被老师一一摄入眼中，放在心底，书诸笔端，或赞或叹，亦诗亦文，读之如饮佳酿，大洋彼岸，宛在眼前。
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的环境书写。一家人随女婿所驾之车，深入美国内地自由自在奔跑，将蓝天白云之下各地风光采撷笔下。从印第安人的圆形帐篷，到城镇边缘的小别墅，从黄石国家公园异彩纷呈的温泉喷泉，到落基山公园的松林积雪，从“魔鬼之塔”，到“信仰之城”，自然环境与人文奇迹，浑然一体，画面鲜明，语言生动。我们若把《蓝天白云绿草坪》《黄石归来不看泉》《能源之都》《风洞》《岩石城》《红木森林》等放在一起阅读，就能被这些散文的“自然书写”的魅力所吸引，在这方面，美学家的眼睛，文学者的笔法，为之注入了不凡的生命力。此外，作为有深切历史、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杜老师也写下了许多关于美国人文历史的篇章。他拜谒了海明威，他看到了总统山，他写下“白宫里的狮子”老罗斯福的小屋子的故事，正是这位写过《美国理想》的老罗斯福，对“现代美国”的缔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特别被老师介绍太平洋铁路的《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所震撼，这篇文章是他最近写的访美散文中最具洞察力的篇章，读后不只是感慨，更引发深入的思考。当年建造太平洋铁路的美国人，改变了美国社会、经济的面貌，而华工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工程；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人建造的又一条看不见的“太平洋铁路”——全球互联网，则不啻改变了美国，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参与这项新的“太平洋铁路”的中国人，不会再只是“躺在枕木下的尸骨”了吧？
读杜老师的这批访美游记，不知怎的，我总是想到一首诗，两个人。这首诗就是《诗经·小雅》里的《皇皇者华》：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
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
这首诗描写奉王命出使的使者，抱着到四方采风、咨询民情唯恐不及的心情，其不辱使命的咏叹，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没有特指哪位使者，却也让我联想到《春秋·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所记载的吴国公子季札。他到鲁国访问时“观于周乐”，乐工为季札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国风，又为之歌《小雅》《颂》，为之舞《象箾》《南龠》等，季札闻之观之，从各国的音乐、诗歌里，听出了国情民风，并一一为之赞叹点评。想到杜老师一家风尘仆仆，驾车出游，一路赏景观风，感慨兴叹，那一幕幕真如“皇皇者华”使者出行的情景，也让人仿佛看到季札的再现，真是读后难忘。
杜老师的这些文化散文，也让我联想到另一个人，晚清的黄遵宪。黄遵宪著《日本国史》，从撰写到出版，用时近十年。他是在当驻日使馆参赞时，有意识地以《周礼》“小行人”的身份去考察、记载日本的民情风俗，以备史官之用的。《日本国史》共四十卷，涉及“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志”“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如黄遵宪《日本国志叙》里所说，《周礼》“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返）命于王”。杜老师当然不是背负“反（返）命于王”使命的“使者”，他只是去看望女儿女婿一家的长者，然而，他作为美学家，却像季札一样，为所看到的美国的一幕幕风景人情、历史文化，留下了赞叹和点评。他虽非“使者”，却像黄遵宪所提及的那样，“无意中”履行了民间“小行人”“外史氏”的职责，为读者留下了这部生动有趣的访美游记。“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我看到了远古的传统，竟于无意之间，存续在杜老师的这些文化散文之中，而这一传统——即使是个人的、民间的，也正是使这些散文独具魅力的内在因素，它让所有关于自然的、人文的、民情风俗的和历史政经的片段记录，都被赋予了生命力，而读者正是阅读这些采访录的“王者”。
现在，听说这批游记——从2005年至2014年近十年之间的访美记录——即将付梓，既为老师高兴，又颇为感慨。杜老师嘱我为这本游记写点什么，我遂不揣冒昧，遵命而行，实在是因为老师向来的作风，就是让我们放言无忌随便写的缘故。其实，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在老师的书前妄加议论，只是想，写下我多年来阅读老师理论著述、学术思想和生活随笔的感想，勾勒出老师从八十年代以来走过的学术路线图，也许更能理解这些访美游记的家国情怀之所由来；反过来看，杜老师晚近以来所写的感性的散文随笔，或者也有助于理解他八十年代以来所撰写的理论著述所潜在的情感的力量。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八十年代迄今三十余年，杜老师一路叹赏“风景”，自己也在“风景”之中。这大概也是我自己多年来追随老师读书学习所看到的“风景”吧。
是为序。
2014年10月10日写于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旅次
（黎湘萍博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美学家、文学理论家、散文作家杜书瀛新作访美游记《坐在汽车上看美国》一书始于2005年，中经2010、2012年，结集于2014年，历时将近十年。是作者夫妇到美国看望女儿一家时留下的记录。这是亲情的凝聚，也是采风的实录，是自然之书写，也是社会之观察。三代人欢聚一堂的生活片段，奔驰于路上饱览自然风景的感慨，邻里街边风俗人情之观察。作者一家人随女婿所驾之车，深入美国内地自由自在奔跑，将蓝天白云之下各地风光采撷笔下。从印第安人的圆形帐篷，到城镇边缘的小别墅，从黄石国家公园异彩纷呈的温泉喷泉，到落基山公园的松林积雪，从“魔鬼之塔”，到“信仰之城”，自然环境与人文奇迹，浑然一体，画面鲜明，语言生动。我们若把《蓝天白云绿草坪》《黄石归来不看泉》《能源之都》《风洞》《岩石城》《红木森林》等放在一起阅读，就能被这些散文的“自然书写”的魅力所吸引，在这方面，美学家的眼睛，文学者的笔法，为之注入了不凡的生命力。此外，作为有深切历史、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本书作者也写下了许多关于美国人文历史的篇章。他拜谒了海明威，他看到了总统山，他写下“白宫里的狮子”老罗斯福的小屋子的故事，正是这位写过《美国理想》的老罗斯福，对“现代美国”的缔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震撼人心的《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一文，极具洞察力，读后不只是感慨，更引发深入的思考。
作为一个中国游客，杜书瀛老师编织的这一幅美丽的美国风光壁挂的中央，鲜艳地开放着一朵明媚无比的“中国结”，在中美文化交织勾连的千丝万缕之间，所隐伏的儒家品位、道家气韵，让人心领神会，观之倍感亲切。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作者对中美历史故事和东西人物掌故，可谓了然于心，信手拈来，皆成妙趣，读来令人折服。作为一个中国作协的资深会员，作者常常文思泉涌，笔触含情，在写景状物过程中，举重若轻，且能化腐朽为神奇。即便是平凡山水，寻常巷陌，一经作者勾画，则必定诗情盎然，画意十足，读来赏心悦目，令人经久难忘。作为一个哲人，杜老师在思考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时候，始终能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保持一种形而上的普世价值立场，在讨论中美天人关系异同和文化心态差异的时候，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杜老师通常不会做非此即彼的简单评价。杜老师是文艺美学家，自然深谙“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道理，所以，他从不代替作者做判断。古人说：“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相信心明眼亮的读者，会在《坐在汽车上看美国》中读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