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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 |
分类 | 经济金融-金融会计-金融 |
作者 | 王千马 |
出版社 | 现代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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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激荡三十年》作者,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鼎力推荐! 从雷履泰、胡雪岩到马云,从日升昌、宁波帮到腾讯、阿里巴巴……全面记录中国民间金融跌宕成长的第一本书! 让人民用自己的钱用得更便利! 吴晓波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大力推荐并深入报道本书! 王千马编著的《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着眼于中国民间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后的历史风云,通过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发展脉络,来挖掘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的传奇以及智慧。 内容推荐 从雷履泰、盛宣怀、胡雪岩到马化腾、马云,从日升昌、宁波帮、到招商银行、平安集团、腾讯、阿里巴巴……中国民间金融不仅让人民使用资金更为便利和快捷,更刺激了商品经济以及市场在中国的发展。如果想读懂中国经济的变革,就必须要了解中国民间金融的生长。 王千马编著的《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着眼于中国民间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后的百余年历史风云,梳理了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发展脉络,从中挖掘出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的传奇以及智慧,赞颂它们在牟利的同时,坚守信誉、积极服务民众、扶持实体经济、力促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并联手对抗外来的金融霸权的壮举。 但是,民间的“非理性”因子,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让中国民间金融逐渐由主体走向了边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如何给民间金融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空间,让民间金融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如何重新厘定民间金融于当今中国之意义,本书给予了自己客观和理性的思考。 目录 绪论 人民能用好自己的钱 让人民的钱“轻盈”起来 钱轻VS权重 自由市场启示录 儒商伦理下的“历史三峡” 平等、自由、开放:以互联网精神的名义 第一部分 民间崛起(1823-1905) 第一章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钱轻成就票号 “两权分离”法则 票号的治理 失落的“民间帝国” “自救”失良机 第二章 “部分开放”下的“广东特区” 王权特许下的“贸易特区” “口岸金融”崛起 买办:香山制造 从“不能露脸的小角色”,到大商人 盛世说危言 第三章 宁波帮,帮中国 向东是大海 西风东渐下的金融创新 从宁波到宁波路 他们才是资本家 抢占制高点 第二部分 夹缝突围(1905-1949) 第四章 晚清金融的自我救赎 狼来了 钱庄VS银行:先合作后附庸 中国要有自己的保险和银行 盛宣怀长袖善舞办“通商”(上) 盛宣怀长袖善舞办“通商”(下) 国家出手:从“户部”到“大清” 第五章 民营银行突进:江浙商人的银行大梦 以日为师 信成与四明——民营银行“试水” “拨伊铜钿”办“兴业” 革命的“资金通道” 第六章 “南三北四”普惠前传 天子之津渡 “北四”合力 “大”时代下的“小”追求 民国亦见“普惠金融” 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 第七章 “统制”下的独立气节 宋汉章们的说“不”史 信交狂热、废两改元及看得见的手 当“统制”成为习惯 民族大义:银行家仅剩的尊严 第三部分 浴火重生(1949—未来) 第八章 “计划”困境求生 潮商:世界“弄潮” 上海没落与香港崛起 “国家资本主义”悄然成型 春去春又回 温州模式,及“地下”妖娆 第九章 市场倒逼“存量”改革 重启股市,建立资本市场 “招商”再造 “五道口”金融圈&“92派”企业家 从民生再到“民营” 第十章 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浪潮 驷“马”难追 钱包革命:从银票到支付“宝贝们” 掘“金”大数据 “央妈”去哪里:重新定义权重与钱轻 后记 从鲸鱼,却到鲇鱼;从藏富于民,再到融富于民 参考资料 图书(以第一作者拼音首字母为序) 报纸 期刊 网络 其他文献 试读章节 绪论 人民能用好自己的钱 1855年是个不太平凡的一年,却没有人愿意怀念它。 这一年,2月云南大理地震;5月永昌府瘟疫大行,而旱灾、水灾、雹灾更是绵延全国,安徽春荒之后人食人。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得忙着对付天平天国起义,“十一月甲子,胡林翼奏,罗泽南、李续宾迎击石达开、韦俊于羊楼峒,败之;请购洋炮击贼。”“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丙申,江西贼陷临江、瑞州,敕曾国籓拨兵剿之。” 然而,危机正是危险中所蕴含的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它是危险,而对这一年刚刚成立平遥同兴公镖局来说,它更像是个机会。 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以来,白银成了明清两朝的合法货币,并成为本位币。交章纳税要靠白银,商业中的交易也要靠白银。《水浒传》里描述的好汉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同时,顺手就摸出几两碎银的场景,只有等到明朝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在明朝之前,铜币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才是真正的“金”。然而,到明朝中后期,因为适度地放开了海禁,葡萄牙商人和荷兰商人相继到来,为中国带来大量的白银。加上此时正值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征服美洲后,在墨西哥发现巨型银矿,同时期,日本本土也发现银矿,由于此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大量出口,中日、中欧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又为中国输入了大量白银。这让中国的市场上,充斥了来自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还有日本的“龙洋”。中国这个事实上的金银“贫国”,居然因为贸易成了“白银帝国”,这也让张首辅的改革成为了可能。 同时,也正因为洋钱的大量流入,民间产生了兑换银钱和铜钱的需求,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钱庄便在宁波应运而生。 除了需要兑换之外,白银还不是一个适合随身携带的货币,如果是大宗白银的交易,支付起来更是不方便。尤其是在战连祸接的中国,“露白”简直给自己招灾。这就需要有人帮助打点。于是,同兴公的机会来了。 作为镖局,同兴公要想成功,除了要善于抓机会之外,更要有“拳脚功夫”。拳上能打,脚下能走的镖局,才能顺利地帮助别人押金运银。无疑,同兴公有个很好的“领头人”,它的创办者王正清是个武术奇才,他的经历犹如成龙的电影似的,出身肯定贫寒,身体也肯定弱小,不是为仇家所迫,就是为生计,最后流落他乡,遍寻师傅而不着,最后却因其它机缘练成了一身的功夫。王正清大致就是这样的人,他先在北京以苦力轧面为业。期间,以粗壮轧面杆为枪,将武技训练巧妙运用于其中,可连送数百下。京人服其膂力,送绰号“面王”。日后,拜武术大师刘留为师,学武3年,进步很快。之后再拜刘留师兄贾殿魁为师。内外兼修,让王正清武艺大涨,更重要的是,他的师傅贾殿魁,曾在皇宫传授过道光皇帝武艺,这让他居然成了皇帝的同门师兄弟。出师之后,他先被江西道台朱文聘为教习,缉盗无数,声名大振。不过,在47岁的时候,他告别江湖,返回老家平遥,次年开办“同兴公”镖局。与祁县戴龙邦、文水李毓秀一起,并称“华北三杰”。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王树茂也尽得其真传且有青出于蓝之势。正是父子同心,同兴公成了镖局中的知名品牌。 它做得最响亮的一桩生意,就是为皇家押运现银。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前往西安,路经平遥,盘点现银93万两,这么大的数目,又适逢乱世,该交给谁呢?同兴公居然将这趟生意接了下来。随后,王家镖队一路上风尘仆仆,历经波折,日夜兼程,只半月余将银两送抵西安,分毫无差。慈禧太后当然很高兴,着赏王树茂一块题有“奉旨议叙”的匾额,至今还挂在旧址的门上。 这成了同兴公最大的风光,就连平遥当时著名的票号——日升昌也对其鼎礼有加。在王正清过七十大寿时,日升昌的第三代掌柜侯殿选就以侄子的身份送给他的一块寿礼——一块铜制寿屏,上面刻有“南极星辉”四个字。 只是它的风光来得快,也去得快,1855年创立,1913年就宣告结业,之间不到一个甲子。它的没落,一方面源于自身押镖的成本很高,基本上是走一里路收一两银子,对客户来说挺不划算。另一方面,就是铁路兴起——1876年英国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运输铁路——淞沪铁路,其后唐胥铁路、京张铁路相继开通——这让“拳脚功夫”中的脚相形见绌,自此镖局从陆路押运货物的生意急转直下;还有就是洋枪洋炮的出现,在黑火药面前,“拳脚功夫”的拳再厉害也没法对抗,这让镖车和十八般兵器没了用武之地。但这些对镖局还不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它的致命一击,恰恰就是来自以日升昌为首的票号的兴起。早在1823年,平遥人雷履泰征得财东——达蒲李家其时的家长李大全的同意,将自己所在的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这一年,也成了中国票号的元年。票号的出现,意味着生意人不必再把成箱的银子打包运输,只要拿一张银票,就能在各地提取现银。 同兴公和日升昌共享了一段赚钱的好“时机”,但最终还是让位给了能让银子变“轻”,也就是说用得更方便,更顺手,更安全,更重要的是还减小了交易成本的日升昌。这不像是友善地传承,更像是无奈地退让。 在今天的平遥古城,南大街是同兴公的旧址,西大街则是日升昌的旧址。这两条街在古城的深处交汇而过,这让古城成了道径交互的花园。 站在十字路口,你似乎能亲眼看到,历史在这里轻巧地转了个弯。 P1-3 后记 从鲸鱼,却到鲇鱼;从藏富于民,再到融富于民 毋庸置疑,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民间金融犹如鲸鱼般存在。它们体量巨大,却又不失灵活,胃口良好,却又不擅长攻击……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它们游弋多年,从不知疲倦。尤其是到明清之际,随着晋商、徽商、潮商、宁波帮以及广东十三行的兴起,它们更会兴奋地跃出海面,尽情地展现自己优美的身姿。然而,事易时移,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民间金融,显然已经不是这样一种形象。都说鲸鱼不是鱼,它们变成了鱼,却已是鲇鱼。 做不成鲸鱼,无疑是一种无奈。这源于政治气候,水文环境的改变,还有外界那些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的捕手。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权重是一种持续的存在。尤其是明清在专制统治上集大成,更是让国进民退成为了屡屡上演的现实。随着国家在金融业上的一统天下,中国民间金融从往日的主体地位,越发地边缘化。尽管新中国的成立,让封建专制成为了历史,不过,意识形态上的桎梏,让国家包办一切的计划,依旧高高在上,直到1978年之后才重启的改革开放。只是,没有什么能一蹴而就。尽管30多年的发展,让市场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垄断依旧是它头上难以摆脱的阴影。有例为证,在这几年间,挤入世界五百强的都是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这样的“巨无霸”,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成了中国最赚钱的企业,在201 4年,它甚至力压苹果位居世界五百强最赚钱企业的第四位。其他的国有银行也不甘示弱,在2014年的世界五百强的银行业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是第一,中国建设银行则取得第三的位置,而新晋的的中国农业银行,也一举成为老五(见《财富》发布的2013、2014年世界五百强排行榜)。这无疑印证了这些年的戏谑,中国的银行赚钱都赚到手软。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喊渴”,却无从解渴。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背离了银行业发展的初衷。如果说中国通商银行还是“毋任外人专我大利”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银行,信成、四明、金城、盐业、大陆、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多以扶持工商业为己任。它们将自己与中国的实体经济捆绑在了一起,追求水涨船高。然而,现在的大银行,大多丢掉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不仅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以利为导向,唯利是图。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个好“妈”——央行。这些年,它对各大银行的信贷利率基本上实行了一种“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政策,这让中国的“存贷差”一直不能反映出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和诉求。目前,中国存贷差是3%,发达国家平均是1%。不过,这种利率管制,却保证了银行可以靠着息差,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无疑,这是天然的政策红利。相反的是,国外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却不是息差,而是其他新兴业务和“中间业务”。所以也不难想象,在央妈的呵护甚至可以说是溺爱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这些嫡子们活得如此风光。但是,这也造就了几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国的银行业大多创新能力不足,尽管体量巨大,但大而不强。二个就是它们没有兴趣再去“拯救”众生。毕竟,这有可能耽误它们赚钱,另外,高高在上惯了,很难让它们俯下身段。 所以,我们尤其希望中国民间金融能重新站立起来,当不成鲸鱼,但当一条鲇鱼,同样光荣。谁都知道鲇鱼用来干吗,当年的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然而长途运输,却往往造成沙丁鱼大量死亡,所以,有人就将鲇鱼放在沙丁鱼的鱼群中,让沙丁鱼备加警惕,在鱼槽里加速游动,最后到达运输地点,依旧能保持活力。后人将这叫作“鲇鱼效应”,也就是说,通过某个个体的“中途介入”,对群体起到竞争作用。如今,当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被金融利益集团所垄断,而且利益被严重固化并牢不可破时,也许,从那些曾被证明是优秀的传统之中,来重新寻找突破口,是个必要的选择。 中国民间金融作为鲇鱼,它在新时代所背负的作用无疑有这样几条: 一条就是刺激。我们可以通过民营银行的建立,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来改变那些国有金融机构积多年来之陋习,提升服务,注重创新。 二条是协作。对那些国有金融机构来说,民间金融并不是自己的敌人或者说对立面。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为己用。它们对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局势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今天,国家都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民营经济息息相关的民间金融自然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对象。 三条是启示。在互联网金融成为时下热点的今天,中国的金融业如何顺应时势,改变自己的思维,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放大信用的同时,一定要遵循自由、平等、开放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体验经济”中获取人心。 四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普惠。这个普惠又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让中国中小实体都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像中国民营银行的设立,就可以专门解决中小企业的“饥渴”问题;另一层就是让普通民众手中的钱多了流动的渠道,而且可以“货比三家”。这样一来,一定会改变中国民众一直依赖于劳动性收入的整体状况,并相应地增长财产性收入。得承认的是,国家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追求藏富于民,但是,民众的钱放在家里,或者掖在腰兜里,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只有融通,才更值钱。所以,我们需要从藏富于民,再积极发展为融富于民,这样,人民的钱不仅变得更“轻”,而且还会变得更“重”——变轻是因为获取/使用的途径无限广阔,变重的则是价值。 对这样一条鲇鱼,我们无疑需要给它以生存的空间,并认可它现今的地位,就像我们一直相信人民在用钱上的智慧。历来都是权力在用钱上大手大脚,崽卖爷田不心疼,但人民却从来不会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当然,我们还是得承认,没有什么能一蹴而就。中国民间金融想要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也不现实,不过,我们总得给它前行甚至是试错的机会。一方面,国家需要监管,并为其把握底线,但另外一方面,那只有形的手并不能伸得过长,同时还民间金融以“民间”的面目,让其真正地民权、民立、民有。 显然,对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再次腾飞,很多有识之士都抱有期待之心。正像中国民间金融曾在过去的岁月里给中国带来了两次金融浪潮,那么,第三次还会远吗?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无疑包括瀚华金控的张国祥董事长,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民间金融的赤诚,以及关注,催生出了这本书。而他率领的金控企业,也致力于普惠金融的开拓,并于2014年6月19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普惠金融第一股”(即国内首家也是全球首家以担保和小贷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股)。当然,这里还得感谢瀚华金控的杜建华大哥,他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提供了多种有益的意见,并给与了相当的支持。一并感谢瀚华金控其他同仁,以及美丽的重庆妹子刘一橪同学。 除此之外,对亦师亦兄的吴晓波也要献上我的谢意,他对中国经济领域的多年关注,让他位于杭州的家,几乎成了一座小型的经济类图书馆。正是在这里,我得以“搜刮”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无疑,这对我的创作起到了莫大的帮助,让我对中国民间金融的前世今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他所认为的“不研究历代的经济变革,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也给予我相当的启发,加深了我对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趣。这也支撑着我完成了大量的走访、阅读以及创作。当然,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包括蓝狮子企业研究院的何丹院长,以及此书的策划编辑王彬斌。另外,对中国企业案例研究颇有些兴趣的同事杜博奇同学,也对这本书的框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向鱼问水,向马问路,向中国民间金融,问希望。 王千马 2014年7月25日,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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