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死，有人那样活，有些人生我们从来都不懂。拥有60年法医生涯的日本法医之神上野正彦在《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一书中将为我们讲述四十三个真实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一幕幕与死亡相关的悲喜剧。作者上野先生不仅学术造诣颇深，还切实关心民众疾苦，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宽以待人的一面。尤其是他对亡者的敬意、对生者的关怀更是能打动万千读者的心。

《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是日本首席法医上野正彦的代表作。作者将60年法医生涯浓缩成43个真实故事，用质朴却不失风趣的文字，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与死亡相关的悲喜剧，深深打动了无数人：被残忍杀害的小孩子眼中最后的景象，被子下被冻死的老人临终前的孤独，用身体做盾牌保护爱子的伟大母爱。这就是拥有2万次医检经验的原东京都监察医务院长眼中的生命，记录了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人生。

Ⅰ

 与死者的对话

 检土杖

 亲子鉴定

 赤坂殉情

 性交猝死

 安乐死

 死者之雄辩

 撞击

 死者未亡

 死后也要看名医

 食人谈

Ⅱ

 微小的呼吁

 最后的时光

 继承人

 失信于人

 头发

 橘子

 生命的价值

 涉及保险的问题

 家破人亡

 医学与法律

Ⅲ

 日本毛女贞

 木口小平

 警官的验尸与法医的验尸

 特殊的惩罚

 站在死者一方的医学

 堕胎

 活着

 来自杀人犯的电话

 心脏麻痹

 凯伦事件

 蒙娜丽莎

Ⅳ

 生命里最后的光

 谎言

 了不起的提议

 责任

 梦中杀人

 酒为百药之长

 酒精依赖症

 中老年人与运动

 明察秋毫的法医

 不同的结论

 维护死者的人权

后记

文库版后记

如今，虽然我国正在向女性社会迅速发展，但和欧美一样，离婚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性意识的混乱，做亲子鉴定的人也逐年增加。

以前做亲子鉴定并没有科学依据，只能依据人情来判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冈越前守的判决。

在法国，据说母亲有权在私生子出生以后为孩子选父亲，她们基本都会从和自己有关系的几个男人中，选择一个最有钱的作为孩子的父亲。而那些有钱的花花公子也因此十分困扰。

现在，人们对血型的遗传方式已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在不断探索形态学的遗传表现型，人们将指纹、掌纹、人类学的人体测量学以及妇产科学综合起来，再由法医学者进行鉴定。

如果亲子间的血型遗传方式不相符，那么就能否定两人间的亲子关系；如果遗传方式相符，则需要计算出父权肯定概率之后再进行判断。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人们对染色体等的深入研究，亲子鉴定也会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准确吧。

法医学者的鉴定说到底不过是审判时的参考资料，最终还是需要法官来裁决。但这份鉴定结果却是法官在判决时需要尊重的。

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两则案例，都与亲子鉴定有关，但判决结果却完全不同。

这个案件被刊登在晚报上，篇幅很短，讲的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分店店长纵身撞向电车自杀的事情。店长坐在来接他上班的汽车里，司机看到电车要来了就将车子停在了轨道旁边。但坐在后排的店长不知为何突然打开车门，闯过路杆，纵身撞向驶来的电车。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司机握着方向盘一时愣住了。刚迈入老年期的店长大概是患上了忧郁症，又在与各方的交涉中身心俱疲，所以才会跳轨自杀。

在守灵的那个晚上，突然有个娇小的中年妇人带着一个看起来小学三四年级模样的男孩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而这也拉开了这场纠纷的序幕。所有在场的亲戚、同事都没见过这位带着孩子的中年妇人，中年妇人衣着光鲜，甚是引人注目。

人们很是不解，颇有礼貌地询问。

“请问您是哪位？”

得到的答复却十分出人意料。

“我是这位死者十年来的情人。”

店长的妻子惊呆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绝对不可能！她立刻否定说，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出现在她和丈夫之间！

但中年妇人却将小男孩拉到身边，说道：

“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是我和他的孩子。”

妇人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拿出几张照片。照片中，一个孩子被父母围在中间，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照片里的母亲和孩子就是眼前的妇人和男孩，而那个父亲正是店长。

谁都不知道，店长竟然有情人，而且还有孩子！而且，这个小男孩已经十岁了，也就是说这个秘密隐藏了十年！

店长的妻子无比震惊。当然，情人则要求妻子承认孩子的身份并参与分配遗产。

这个守灵之夜变得简直一团糟。

客人们很早就离开了，现场只留下几名亲戚。这位被丈夫欺骗且没有孩子的妻子甚是可怜。这晚发生的种种，怎么看都是原配妻子落败。

这个带着孩子的陌生妇人，偏偏在这个守灵之夜出现了，还要求自己承认孩子的身份！这令人气愤异常，却又不能置之不理。原配妻子不得不开口：虽然我和丈夫之间的秘密没有必要和你这个外人讲，但是今天的这件事实在太荒谬，怎么看都是为了争夺遗产而故意编排的闹剧，我虽然不想和你争执，但你既然这么要求了，我也在此将事情说清楚。

也许是恢复了理智，妻子一时慌乱的语气也逐渐平静下来。

“其实我丈夫患有无精子症。”

这句话太有震撼力了！

几个亲戚虽然私底下都知道这件事，但从妻子的口中听到这句话时，还是不禁为这个女人感到可悲。而且，这句话也足以让同是女人的对方动容。

结婚以来，我们夫妻间就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你们之间也不可能有孩子。说着说着，妻子又激动起来，不禁怒斥对方：

“你就算胡说八道也得有个限度吧！”

妻子拿出了杀手锏。

但情人也不是一般人，她不仅没有因此退却，反而斗志昂扬地开始反击。就算你今天不承认也无所谓，我会去法院做亲子鉴定的，不用再说了。也许她早就料到了这种结果，所以提前找了律师并安排妥当了吧。

原来如此，这就不仅是女人的小聪明了。

妇人说，我在事故现场捡到了男人的骨、肉，我会将这些交给法院检验血型，并查清亲子关系。

这是做好了充分准备后的反击。

因为这关系到自己的亲生孩子！

母亲太伟大了。

在这场女人间的激烈对决中，原本留下来商量对策的几名男性亲属都震惊于这出人意料的一幕，有些束手无策。

最终，这场纠纷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情人一方提供了男人的骨、肉，交由一位著名的法医学者进行鉴定。

在进行亲子鉴定时，首先要判断这些骨、肉不是兽类的，而是人类的。几个月后，法院收到了写着结果的鉴定书。

P20－24

在我最初走上医生这条道路时，曾迷茫于究竟要选择医学的哪个领域。

这说起来有些可笑，但事实上，我在进入医学部学习时的愿望非常简单——只是迫切地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名医生。一直到后来我毕业了，在结束实习生活并通过国家考试之后，我才开始迷茫今后究竟要选择什么，又该在哪个领域一显身手。

父亲是一位偏远地区的全能医生，他的小诊所就像是个野战医院。他不分昼夜地给当地的人看病，不仅看肺炎、结核、肠伤寒、扭伤、骨折、刀伤，还看中耳炎、沙眼，有时甚至还要负责接生。如果碰到重症患者，他就将他们送到城里的医院。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根本无法想象，原来医生也必须要有一项专长。随着我对医学知识的掌握越来越深入，我渐渐明白，无论走在哪一领域的最前沿都十分不易，更别说要面面俱到了，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我愈发苦恼起来。

所谓内科，就是从外侧检查病患的身体，判断病因并进行治疗。这就好比让我摸着一个雕漆的饭盒去猜里面装的究竟是红豆饭还是牡丹饼一样，很是困难，而且根据医生的判断就下定论也颇为草率。

那外科又如何呢？外科更大刀阔斧一些，就是将病死的部位切除并丢掉。这么看来就多少有些不像医生了。

虽然几经考量，但我还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考虑到兴趣和现实，我也曾想过，要不就去妇产科吧。

如果真是那样，又该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但事实上，于我而言，选择成为医生就意味着今后不再与活人打交道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法医学。

那时的我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与目的，只是想着与其直接成为临床医生给病人看病，不如先通过学习法医去思考“活着的意义与何谓死亡”这一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日后在接触患者时，这份感悟与收获也会对自己有所帮助吧。

父亲曾说过“当医生并不是做买卖”，他也十分赞成我的这种选择。所以，没有半点临床经验的我就这么走进了法医学的教室。那时的我只是想着，就算以后还回去做临床医生，体验两三年的研究生活也绝不是浪费时间。

于是接下来的四年里，我就一直在做动物的中毒以及血清学实验。但这不同于我期待中的法医学，总感觉是在隔靴搔痒。

我觉得，还是那种在事故现场进行验尸、解剖的实践型法医学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在东京，有一个叫做监察医务院的机构，主要负责检验、解剖异常死亡（非自然死亡）的尸体，确定其死因，为检视官

检视官是日本法医尸检制度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环节，由于实施法医解剖的医生不隶属于警察部门也不承担现场尸体勘验的任务，所以检视官就成为警方负责现场尸体检视、区分案件性质、决定是否实施解剖、与解剖医师沟通协调等工作的重要角色。——译者注

的验尸提供医学帮助，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提高公众卫生水平，并为预防医学作出贡献。

一般来说，就医时患者会先告诉医生自己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然后再接受治疗。但有时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也会突然死亡。这时，他周围的人、家人，甚至死者本人也许都不清楚死亡的原因。于是众多问题浮出水面，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因为疾病、事故死去的？还是自杀或者他杀？

监察医务院就好比站在死者一方的法医学界圣地。在这里，这些疑问都可以得到解答，那些永远沉默的死者的人权也能够得以维护。而我，也因此选择成为一名监察医务院的法医。

这之后，我在法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恍然觉察时，早已没了再回去当临床医生的念头。

有一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女孩撞上了煤油炉。不幸的是，正好有一个装着开水的水壶砸到小女孩背上，造成了严重的烫伤。虽然火速赶往急救室接受了治疗，但小女孩终究没能撑过一日就去世了。

小女孩的母亲当场就疯了。医生也开具了烫伤致死的死亡诊断书。但当小女孩的父亲前往区政府提交死亡诊断书时，对方却并没有受理。因为小女孩是在外界因素（由开水这种外力造成的死亡）的影响下死亡的，这种情况下，一般医生开具的诊断书不能成为正式的死亡证明。

在《尸体解剖保存法》第8条的要求下，医生向警方提出了异常尸体（非正常死亡）的申报。在具备了法医制度的东京都内，需要由法医和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一起进行验尸。

这是因为负责治疗的医生虽然能诊断出死因是烫伤，但并不清楚为什么开水会洒在小女孩的背上，也无法只凭家属或者周围人的话来判断死者的死亡原因。

然而警察可以揭开死者的秘密并进行深入调查，他们可以查出真实的死亡情况与原因，维护死者的人权。

小女孩的父亲拿着死亡诊断书回到了医院。医生也觉察到事情有变，立即向警方提交了非正常死亡的申报。

法医在助手的陪同下乘上检案车。十分熟悉东京交通的司机避开了拥挤的道路，向警察所在的医院疾驰而去。到达医院后，法医和助手在警官的带领下来到安放尸体的太平间。助手先向遗体行注目礼，然后脱去小女孩的衣服，拆掉一层层包扎好的纱布。

法医在听取调查情况的同时开始验尸。当他看到烫伤痕迹时很是吃惊，因为这块留在小女孩背上的烫伤痕迹竟然是一个圆形。  小女孩的母亲此时依旧精神恍惚，警方无法从她那里获取更详细的信息。但母亲能肯定，是小女孩自己撞上煤油炉导致开水壶砸下来的，是她自身的过失。不过倘若真是如此，那么开水留下的痕迹就不该如此规整。

调查到的情况与尸体身上的伤痕不吻合。这就说明一定有谁在说谎。法医指出了这一点，警方又开始重新调查。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小女孩的母亲最终还是招供了。因为忧心于这个智力低下的孩子日后的命运，母亲亲手将开水倒在孩子背上，并伪装成小女孩自身的过失。

这个小女孩是家里的次女，因为智力低下成了家庭的负担。不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她自身，也许死了才更幸福吧——这位母亲就是这样自顾自地想着。

但坏事终究会败露。由于开水的量很少，倒在小女孩背上的开水被层层衣服吸收了，并没有流出来，只晕开了一片圆形的烫伤痕迹。

即使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小女孩在死前依旧奋力抵抗，导致开水最终没有流出来。这究竟是上苍的救赎，还是小女孩求生的渴望？让这片圆形的烫伤痕迹成了解开谜题的线索。

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更专注于治病救人，他们也许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但即使他们没有想到，即使他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也必须要提交非正常死亡的申报。幸运的是，区政府的户籍负责人经验丰富，他认为小女孩属于非正常死亡，要求通过正规渠道进行验尸，才让这次的事件得以解决。

在如今的年轻母亲当中，有一些母亲会因为孩子出生后身心并不健全就没有信心将其抚养成人，她们甚至会毫不在乎地对医生说，希望能够结束孩子的生命。她们就是这样自私任性，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

先不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现象。法医和临床医生截然不同，他们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看待医学。

首先是一具尸体。

然后开始调查这具尸体的死因。

最终搞清楚与这具尸体有关的一系列事情。

活着的人会说谎。

但是沉默的尸体却绝对不会。

通过细致入微地验尸、解剖，尸体本身就会告诉人们死因所在。

法医的工作就在于聆听死者的声音。

在我看来，法医虽然不能直接治病救人，但通过侧耳倾听死者的声音，充分维护死者生前的权利，在不计其数的解剖之后，得出哪怕一点能帮助活着的人们维持健康的方法，也就完成了其作为医生的使命。

一般来说，大部分想要从医的人都会在通过国家考试之后拿起听诊器，成为一名临床医生，救死扶伤。

很少有人会选择法医学，一所大学里，十年间也就只有一个人。近年来，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加，医生的人数也在逐年递增，但这个领域依旧人员稀少。

我当初选择法医学时也是满心的迷茫与不安，但我之所以没有放弃，一方面是受到了在乡下做全能医生的父亲的鼓励，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觉得，先学个三四年，等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再转行回去做临床医生也不晚。

但随着学习的日益深入，我也兴趣渐浓，最终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领域里，不可自拔。尤其是在我成为法医之后的那些经验，更是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我曾参与过浅沼委员长遇刺、三河岛列车接连相撞、全日空60号班机空难、新日本旅馆起火、日本航空350号班机空难等事件，也觉得自己是和日本的历史一起相携至今。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在研究“溺死”时，曾提出“锥体内出血”这一全新的解释；在调查老年人自杀情况的过程中，也发表了相关论文，为国家福利现状的改善以及福利方针的调整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身为一名法医，我们的工作多少要涉及卫生行政方面，但没想到我的建议竟然能被各界人士采纳，为此我也感到由衷的欣喜与自豪。

此外，我还参与到形形色色的案件中去，在验尸、解剖的过程中与死者交流，直至今日。

我曾接受过某家报社的采访。

“很少有人能像您这样重视死者的人权。我想，一定会有很多故去的人对您心怀感激。如果有一天，您也去了那个世界，大概有不少此前受您关照的人会拿着花束列队迎接吧。”

我从未考虑过死后的事情，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但也许真的会这样？我们两个都大笑起来。

直到有一天（昭和六十年）（1985），时事通信社的编辑松田玲夫先生在厚生省的横尾和子医事科科长（现为大臣官房政策科科长）的介绍下找到了我。我当时是厚生省医道审议会（尸体解剖资格审议会）的委员，虽然监察医务院隶属东京都，但也在厚生省的管辖范围内，我也多次承蒙横尾和子女士的关照。

松田玲夫先生负责编辑一本名为《厚生福利》的杂志，每周发行两期，他希望我能向杂志投稿。但是由于我的工作与福利相隔甚远，我并没有同意。不过他说：“您不用拘泥于福利，用法医的视角随便写一写就行。”于是我就将平日里的所思所想记下来，一直写到了今天。

零零散散地写了一些之后，出版局的藤田昌司先生又来问我要不要出单行本。这次我欣然接受了，虽然我写的都是些不入眼的琐碎心得，但也是我三十四年来法医生涯的总结，倘若能通过这些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的想法，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值此出版之际，我也向此前多番关照我的编辑松田玲夫先生以及出版局的藤田昌司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自打翻开书页，我就明白为何这部书会卖得如此好，也很快被其生动有趣的内容以及诙谐幽默的表述所吸引。原来在社会的不同角落里，每天都会有种种离奇古怪的事情接连上演。作者用质朴却不失风趣的文字，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与死亡相关的悲喜剧。上野先生不仅学术造诣颇深，还切实关心民众疾苦，我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宽以待人的一面。尤其是他对亡者的敬意、对生者的关怀更是打动了万千读者的心。

——夏树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