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作用》共收录伍迪·艾伦创作于1975至1980年的十七篇短篇小说，其中十六篇原发表在《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客》、《肯庸评论》等杂志上，其中一篇《库格尔玛斯的神奇经历》曾获得1978年的欧·亨利奖。

作者以讽刺和戏谑的口吻讲述着这些带有奇幻色彩的故事，其中还出现了不少荒诞及前后矛盾的情节，作者正是以这种方式反映出他对世界、对人性、对政治的看法和态度，言语间处处体现着他的睿智和幽默感。

《副作用》中伍迪·艾伦围绕“副作用”这个主题，从独特的视角切入，以寓言和警示的方式将社会中的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趣事写入小说中，如三个科学家几乎成功地先于海姆利克研究出噎食解救法，却因中途资金被撤，转而开了一家纹身沙龙；一位以苏格拉底为榜样的“哲人”真正面临死亡时却原形毕露；一名中年已婚男子为实现出轨的愿望与魔法师做交易，进入《包法利夫人》的故事里与包法利夫人展开了一段“浪漫”的婚外情；一名普通的退役军人在接受了各种试验和治疗后，在指导之下朝美国总统开了枪。

怀念尼德尔曼

死刑犯

命运多舛

UFO威胁

辩护词

库格尔马斯的神奇经历

毕业典礼致辞

节食计划

狂人故事

忆旧地，怀故人

作恶多端的时代

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最浅薄的人

问询

法布里齐奥餐厅：评论与反响

报应

盗贼自白

怀念尼德尔曼

已经四个星期了，可我还很难相信桑多尔·尼德尔曼死了。他火化时我在场。应他儿子的要求，我带去了棉花糖。我们都很悲痛。

死前，尼德尔曼总是惦记着自己的葬礼。有一次他告诉我：“我愿意火葬，不愿土葬。可要让我跟尼德尔曼夫人一起过周末，火葬土葬我都愿意。”最后，他选择火葬，把自己的骨灰捐给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把他的骨灰抛撒了，还拿了骨灰盒的押金。

我还记得他的样子，褶皱的西装，灰色的圆领衫。他总是想着深沉的问题，所以，穿外衣时，常常忘记把衣架拿下来。在普林斯顿的毕业典礼上，我提醒过他一次。他静静地笑了笑说：“好，至少让那些拿我的理论说事的人觉得我的肩膀很宽。”两天后，他和斯特拉温斯基谈话时突然翻了个后空翻，被送进了贝尔维尤医院。

尼德尔曼这个人，不大容易让人理解。他沉默寡言，让人误以为冷漠无情。其实，他极富同情心。他曾目睹一次矿难，之后，吃饼干时就吃不下第二份了。他不大讲话，也令人敬而远之。但是，他觉得讲话是种很不健全的交流方式，所以连最私密的事情，他也宁愿用信号旗与人进行交流。

他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发生争执，被解除教职。当时，他拿着一把地毯掸子，等这位著名将军一出来，就朝他打去，艾森豪威尔扭头便跑，躲进了一家玩具店。（两人在大庭广众面前，为课堂铃声是表明下课还是提示上课争得不可开交。）

尼德尔曼一直希望能安静地死去。“就在我的书和文稿旁边，像我哥哥约翰一样。”（尼德尔曼哥哥在卷盖式书桌下面找音韵字典时，因窒息而死。）

谁能想到，午饭休息时，尼德尔曼去工地看拆楼房，脑袋会被大铁球砸中？这造成他严重休克，尼德尔曼停止呼吸时，还笑盈盈的。他最后一句话如同谜语一般：“不了，谢谢，我已经有了一只企鹅。”

尼德尔曼平常总是同时做几件事，死时也是一样。当时，他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书中的理论基础是：“公正的善行不仅更合乎道德，而且可通过电话来做到。”他的语义学新研究已经过半，他要证明（正如他拼命坚持的那样），句子结构属于先天性，抱怨牢骚则属于后天性。最后，还有一本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著作。书中印有活动插图。尼德尔曼一直苦苦思索邪恶这个问题，相当雄辩地阐述说，只是在作恶者名叫布莱基或皮特时，才出现真正的邪恶。他也曾对国家社会主义动过心，在学术界酿成一出丑闻；不过，尽管他上体操课，学跳舞，样样都试了，可仍然连正步都走不好。

对他而言，纳粹主义只是一种反对学院哲学的行为。他总想让朋友们认同这一立场，然后扳过人家的脸，假作兴奋地说：“哈，抓住你了。”起初，对于他认同希特勒的立场，批判起来并不难，不过必须考虑到他自己的哲学论述。他拒绝接受当代本体论，坚持认为人在无穷无尽之前，便已存在，虽然人的选择不多。他分清了小写的存在和大写的存在之间的区别，知道其中一个更可取，但从来就记不住是哪一个。尼德尔曼认为，人的自由包含对生活荒谬之处的认知。他喜欢说：“上帝无言，我们人类也该闭嘴。”

尼德尔曼推论说，真正的存在唯在周末才能实现，即使如此，也还需要借一辆汽车。尼德尔曼认为，人，不是脱离自然的“事物”，而是被牵扯到“自然之中”。若不是先装出淡然无关的样子，再忙着跑到屋子的另一端，希望能瞥上自己一眼的话，就无法观察自身的存在。

他把人的一生称作是“焦虑的时间”。他讲到，人是一种命定要在“时间”中存在的造物，即使“时间”中毫无实质内容，也是如此。经过深思熟虑后，尼德尔曼健全的理智使其确信，他自己不存在，他的朋友不存在，唯一真实存在的，是他给银行打的六百万马克的欠条。由此，他迷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哲学。他这样说：“我的眼睛一看到褐色衫就发亮。”后来尼德尔曼发现，国家社会主义正是他反对的那种威胁，他就逃离了柏林。他装扮成一株灌木，只横着移动，一次快走三步，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边界。

在欧洲，尼德尔曼无论走到哪里，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都仰慕他的大名，给予他热切帮助。逃亡期间，他仍挤出时间出版了《时间、本质及现实：对虚无系统性的重估》，以及轻松愉快的专题论著《隐匿期间的最佳进餐地点》。哈伊姆·魏茨曼和马丁·布伯募集捐款，征集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准许尼德尔曼移民美国，但当时他选择的旅店客满了。德国士兵离他在布拉格的藏身之地只几分钟之遥，尼德尔曼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前往美国。等到了机场，又出事了。他行李超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同乘一个航班，跟他解释说，只要把鞋楦从鞋里拿出来，所有行李就都能带上了。此后，两人经常通信。爱因斯坦一次写信说：“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非常相似，虽然我仍不确定你做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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