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柏林求知会诸贤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傅斯年之所以由英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文化氛围与学术空气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有几种在世界很有影响的学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
傅斯年到柏林大学不久，何思源、罗家伦、毛子水等北大老同学也先后到柏林大学留学。傅斯年与这些同年好友朝夕问学，互相切磋，既提高了见识，又增进了友谊，傅斯年与许多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尤其是与陈寅恪、俞大维、何思源等就是如此。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和傅斯年一样，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革职。其父陈三立，晚年号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为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国学功底深厚。陈寅恪酷爱读书，经常是手不释卷，夜以继日。13岁那年，陈寅恪随从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后来一度回国，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其侄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陈寅恪自己也说：“因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以后又留学美国和欧洲诸国，精通几十种文字，正如罗家伦所说：“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厘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止十六七种。”1910年，陈寅恪先后到欧洲、美国留学，1921年再度由美国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主要学习语言文字学。斯年之所以由英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文化氛围与学术空气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有几种在世界很有影响的学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
傅斯年到柏林大学不久，何思源、罗家伦、毛子水等北大老同学也先后到柏林大学留学。傅斯年与这些同年好友朝夕问学，互相切磋，既提高了见识，又增进了友谊，傅斯年与许多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尤其是与陈寅恪、俞大维、何思源等就是如此。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和傅斯年一样，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革职。其父陈三立，晚年号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为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国学功底深厚。陈寅恪酷爱读书，经常是手不释卷，夜以继日。13岁那年，陈寅恪随从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后来一度回国，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其侄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陈寅恪自己也说：“因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竞至通宵达旦。”以后又留学美国和欧洲诸国，精通几十种文字，正如罗家伦所说：“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厘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止十六七种。”1910年，陈寅恪先后到欧洲、美国留学，1921年再度由美国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主要学习语言文字学。
在德国留学期间，陈寅恪经常和傅斯年、赵元任等利用吃饭的时候或晚上互相讨论，切磋学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回忆，他们1924年5月从美国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批旧识新知，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寅恪和傅斯年：“我们1924年5月离美(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么。”傅斯年留学期间受陈寅恪的启发和帮助很大，回国后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俞大维，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其伯父俞明震，清代进士，翰林院学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总办。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舅父曾广钧是翰林，俞大维与陈寅恪是姻亲，俞大维的姑母俞明诗是陈寅恪的母亲，其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妹妹。两人的父祖都是好友，所以俞大维在谈陈寅恪时，说他们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他们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共同留学3年，又在柏林大学同学4年。
俞大维16岁进上海复旦中学，跳级毕业。18岁人复旦大学预科，1918年至哈佛大学读哲学，3年拿到博士学位，12门课全是A，获得Sheldon Travel Grant(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德国留学期间，俞大维也是兼收并蓄，广泛涉猎、求博求通。罗家伦回忆说：“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Classical 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t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
……
P46-48
有人说：傅斯年与胡适一样，都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物。事实也确实如此，傅斯年生前死后，对他的认识和评论差异甚大，许多人都带有自己的感情，如他的两位老师胡适和周作人对其人品的评价可以说相差甚远。
笔者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至今断断续续已20余年，出版了相关论著4部，论文20余篇。但都属于专题研究，由于年代和资料的限制，评述尚不全面。
近年来海峡两岸对傅斯年研究逐步深入，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对笔者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2010年为纪念傅斯年去世60周年，海峡两岸合作举行“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在聊城大学和台湾大学相继召开，与会专家对傅斯年的讨论之深入，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二是近几年出版了几部纪实文学作品，对傅斯年评述甚多，影响颇大，纪实文学与历史对同一个人物的记述，读者怎样评断，自己常感困惑。三是201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诸位先生经数年努力整理出版了《傅斯年遗札》收录了傅斯年大量未经面世的珍贵书信资料。该书出版后，承蒙王汎森诸先生惠赠，笔者进行了认真地研读、对比，发现之前撰写的论著在内容上有些缺失，对傅斯年的论述和评价也需要修正。笔者抱着这样的心态，经数年努力，终于完成了《傅斯年评传》的写作。虽然由于能力限制，评断有许多缺失，但自认为有关傅斯年的资料取舍认真，力求向学术界提供一个真实的傅斯年供人们品评。
傅斯年一生涉足学术、政治、教育领域，在诸多领域都有所成就，给予准确的评述和定位并非易事，后人的记述因视角不同，也很难统一。本书的写作尽量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客观地进行评述，亦参考和吸收了前辈专家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意!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笔者是半路出家，闻见所限，论述和评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祈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黄进兴、潘光哲诸先生为我几次赴台收集资料给予多方面帮助；聊城大学李泉教授与我长期合作，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郭沂纹和助手安芳女士对书稿认真校改；我的研究生刘春强、薛莹、马越等人帮助整理资料，校对样稿；本书出版受聊城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马亮宽
于聊城大学
2014年4月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危机频发的时代，不在危机中振兴，便在危机中沦亡。历史雄辩地证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必然从危难走向振兴。其根本原因是危难时代孕育造就了无数的时代精英，他们为民族振兴或呐喊呼吁，唤醒民众；或为扶危定倾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研究中国近代精英群体为挽救国家危亡、民族振兴奋斗的历史，是现代学人的责任，对近代精英群体既应有整体的研究，更应进行专题和个案研究，进行专题研究，傅斯年是一位不可绕过的人物。
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健将，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和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少有的学术组织家，他对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大动荡、大转折、各种矛盾交织、激烈冲突的时代，受时代的驱使，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傅斯年投身社会，为抗日救国、社会改革尽职尽力，在当时社会政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近代是个大动荡、大转折、大浪淘沙的时代，许多人物的沉浮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傅斯年是属于生前叱咤风云、身后长期沉寂无闻的人……物。他于1949年1月就任台湾大学校长，8月，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将他列为帝国主义走狗及旧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因此在大陆数十年很少有人提及，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术界人士才开始在学术研究中提及傅斯年。1988年，我所任职的聊城聊城师范学院(2002年升格为聊城大学)成立傅斯年研究所，对其进行专题研究，在全国各地收集资料时，发现大陆对于傅斯年专题研究的论文极少，收集的资料相当零碎。为了收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到天津、北京等地拜访傅斯年在大陆的亲属故旧和学生，如邓广铭、杨志玖、何兹全、王利器、杨向奎、任继愈、王玉哲等，获得了一些珍贵资料。同时，与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始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提供了有关资料。1990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傅斯年》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收集了邓广铭、王利器、杨志玖、杨向奎等人的回忆文章，学者的有些回忆文章和资料也以各种形式逐步公布面世。1991年，以聊城师范学院为主，举办了第一次傅斯年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5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从提交的论文质量来看，对傅斯年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在内地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与台湾学术界加强了联系，进行资料方面交流的渠道逐步畅通，研究所获得了包括《傅斯年全集》、《傅孟真传记资料》等资料。在此基础上，1994年，我们出版了《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是第一部关于傅斯年的传记，在当时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海峡两岸对傅斯年的研究逐步趋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仅1995—2003年《人大复印资料》复印和转载的论文涉及傅斯年的就达80余篇。不少大型系列研究课题也都将傅斯年列入其中，如1995年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教育思想研究系列丛书，就将傅斯年列入其内，笔者承担了“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的子课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戴逸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学术评传”项目，入选者30人，傅斯年列名其中，李泉教授负责撰写，约30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的博士论文《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同年还出版了笔者与李泉教授合著的《傅斯年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王、况森的博士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译成中文，于201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些专著的出版为人们比较全面认识傅斯年及其时代提供了案例。另有一些博士、硕士论文也选傅斯年为研究对象，以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与此同时，对傅斯年及有关专题的研究亦有新的资料出现，为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傅斯年档案资料。傅斯年于1949年年初离开大陆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仓促间将自己的往来书信、未发表的论著手稿及所有文献资料装箱运往台湾。数十年来这批档案资料一直无人整理。20世纪90年代，其家人捐献给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史语所委托专人进行整理。199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为纪念傅斯年百龄诞辰举行纪念活动，将其中的一小部分书信档案资料编成《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出版面世。另外，有些存于各地、有关傅斯年的档案资料和其他资料正被深入挖掘，将陆续面世。其中像何兹全先生根据傅斯年生前意愿，编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虽没有增添许多资料，却将傅斯年本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几个章节和几篇相关论文，整理为一个成体系的论著，为后人研究傅斯年史学思想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北京大学欧阳哲生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的基础上，将留在大陆的部分论文，加上陆续面世的傅斯年的部分论著、书信等资料编辑成《傅斯年全集》于2003年出版，比台湾联经版全集多出论著40多种，书信200多篇。另外，我们编辑的《傅斯年选集》于1996年收录了傅斯年留在大陆、台联经版全集未收入的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傅斯年卷》。这些出版物虽对傅斯年论著取舍不同，但就其内容来说，欧阳哲生主编的《傅斯年全集》最晚出版，其内容相对最完备，是今天能看到的有关傅斯年论著资料中最集中、详备的一种，但是这套全集没有收入台湾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资料，所以严格地说，它仍是一套不全的全集。2011年10月，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诸位先生经过多年努力，在全面整理傅斯年档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傅斯年遗札》(三卷本，约150万字)，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傅斯年及有关人物事件提供了宝贵资料。
笔者自1988年开始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20多年来，曾赴全国各地收集资料，进行了实地考察，拜访了有关学者，并先后四次去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现代史研究所、台湾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就傅斯年专题研究的许多问题进行座谈，查阅了有关傅斯年的档案资料。2011年10月，《傅斯年遗札》出版后，王汎森等先生第一时间寄赠，通过认真阅读，与以前收集的资料综合梳理、比对，大体将傅斯年一生划分为家世和少年、求学、服务社会三个阶段，其主要业绩在社会、学术和教育三大领域，另外，他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而通过人脉关系反映了他的人所创设的原则和规范，在学术研究中致力于使用新工具、新方法研究新材料，破除了千百年来由文献到文献的传统学术研究方式，开辟了许多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四
傅斯年一生没有真正离开教育领域，他从1901年入私塾，到1926年从欧洲回国，系统接受了各种教育。从1926年受聘到中山大学任教，直到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殉职，或在大学任教，或兼职，或任教育行政职务。傅斯年一生奉行科学教育救国的理念，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关注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时地思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途径。傅斯年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和系统论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傅斯年参与中国关于教育改革和转型的大讨论，发表了《教育崩溃之原因》等文章对当时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批评，对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提出了建议。二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尤其是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对中国的教育体制、现状、改革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漫谈办学》《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之批评》等文章，通过对傅斯年教育实践和论著进行研究可知，傅斯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
五
傅斯年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从他的人际关系折射了他的思想品质和感情世界。傅斯年曾表白自己的个性： “向无党派，忠于国而信于友，从不为自己图谋，虽无特长，然其安贫乐道，进止以义，自觉不愧古之良士。”傅斯年一生处事以忠义诚信相标榜，他对家中长辈、对蔡元培、胡适等师长敬爱保护，终生不渝，对友人则秉持忠义，待以诚信，与许多同辈友人保持了终生的情谊，其中他与丁文江、陈寅恪、朱家骅、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的肝胆相照、仁义相接的关系值得后人效法。傅斯年一生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任教，特别注重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他自己曾说：“吾生但求助人，尽力为人谋成学之便，而自己白费时间。”的确，他对学生和后辈的培养和奖掖确实不遗余力，其受益者不可胜数，许多人终生对他感戴不已。为了全面反映他的人格和感情世界，专辟章节以他特殊的人际关系为个案，论述了他与师长、友朋和学生的交往和情谊，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认识他的人品和思想。
总的来说，过去学术界评论傅斯年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人物，主要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其评论有失偏颇，誉之者奖饰太过，毁之者苛责过严。本书力求以傅斯年的档案资料和现有论述互相辨析，以澄清事实，矫正谬误，重建历史真实为准则。努力对傅斯年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思想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表述和评价。
傅斯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是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不可忽视的人物。《傅斯年评传》作者马亮宽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近二十年，曾赴全国各地收集资料，进行实地考察，并多次到中国台湾进行学术访问，与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对傅斯年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学术理念与贡献、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参政议政与政治改革思想等进行了实事求是地论述，改变了长期以来学术界由于资料的缺乏，对其评述的偏颇，试图给读者提供一位接近历史真实的傅斯年。
过去学术界评论傅斯年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人物，主要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其评论有失偏颇，誉之者奖饰太过，毁之者苛责过严。马亮宽主编的《傅斯年评传》力求以傅斯年的档案资料和现有论述互相辨析，以澄清事实，矫正谬误，重建历史真实为准则。努力对傅斯年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思想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表述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