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与人》从描述北京的文学入手勾勒北京文化地图，富有特色的北京文化解读，是一本城市文化研究的代表作。

赵园由文学而及城市而及人，寻绎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精彩纷呈；作为女性学者，足以称为其“风格标记”的抒情性，使得严谨的学术著作颇具诗意，极为耐读。作品经由这城市的文化性格探索其居住者、描绘者与这城市之间的多种精神联系及联系的方式，从一个侧面读解北京文化。

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既不是一部研究北京文化史的书，也不是研究北京文化的某一具体门类的书，所谈论的是城与人，一个大城与它的居住者，一个大城与它的描绘者。包括话说“京味”、何者为“京味”、风格诸面、当代数家、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文化的北京、文化眷恋与文化批判、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文化分裂与文化多元等角度展开论述，极有学术价值。

小引

城与人

 一 乡土-北京

 二 北京与写北京者

 三 城与人

话说“京味”

 一 何者为“京味”

 二 风格诸面

 三 当代数家

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

 一 文化的北京

 二 现代作家：文化眷恋与文化批判

 三 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

 四 文化分裂与文化多元

 五 生活的艺术

 六 方言文化

“北京人”种种

 一 北京人

 二 礼仪文明

 三 理性态度

 四 散淡神情

 五 胡同生态与人情

 六 旗人现象

 七 再说“北京人”

 八 写人的艺术

城与文学

 一 寻找城市

 二 “城市”在新文学中

 三 城市文化两极：上海与北京

 四 形式试验：城市文学创作的热点

 五 城市象征与城市人

琐语

《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

后记

“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因而有必要更多地谈论人，比如既是城的形象创造者，自身又是那个城的创造物，具有上述双重身份的京味小说作者。正如上文已经说到的，这人与城之间关系的深刻性在于，当着人试图把那城摄入自己的画幅时，他们正是或多或少地用了那个城所规定的方式摄取的。“城”在他们意识中或无意间进入了、参与了摄取活动，并使这种参与、参与方式进入了作品。这就给了我们经由人探究城，经由城探究人，尤其探究人与城的具体关系的实物根据。

我并不以“京味”为流派。三四十年代北京有所谓“京派文学”。“京味”与“京派”，前者是一种风格现象，至于后者，无论对于其流派意义有多少争议，它确是被某些研究者作为流派在研究的。

以概念涵盖现象总难尽如人意，何况“味”这种本身即极其模糊的概念。但对于京味小说，稍有鉴赏力的读者，即能在读到作品的最初几行时把它们拣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直觉判断的自信，证明着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京味小说以至京味文学。作为一种风格现象，“京味”的实际界限比之许多生硬归类的“流派”更易于分辨，更便于直觉把握。这使人想到，那种不能诉诸定量分析的模糊性，或许也由于研究工具、手段的限制。既有这种被审美判断所公认了的“味”，就有味之形成，味之所从出，以及与味有关的观念形态、审美追求、情感态度、心理特征等等，有决定着同味的共同性，而且这种共同性或许也比之某些强被归结的流派“共性”更深刻。

京味既以“味”名，它强调的就不是题材性质，即它不是指“写北京的”这样一种题材范围。写北京的小说已多到不胜计数，其中北京仅被作为情节背景、衬景的自可不论，即使那些有意于“北京呈现”的，也并不就是京味小说。现代文学史上写北京的向不乏人。“五四”时因作家群集北京(更群集于北京的大学城)，北京自然成为相当一些作品的指定空间，其中却没有可称“京味”的小说。此后王西彦、靳以的写北京《《前夕》且是长篇)，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写北京，齐同《新生代》的写北京，师陀《马兰》的写北京，李广田《引力》的写北京，“写北京”而已，无关乎“京味”。这令人想到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决定的正是写的态度及方式。自然也并非绝对不关题材，我在下文中还要再谈到这一点。即使新近出土很受青睐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也并非京味小说，虽然题中赫然有“京华”二字。京味是不能用英文写出的，而译本又的确并无京味。这又令人想到京味对语言趣味的倚重。的确，那“味”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一种语言趣味、文字趣味。因此许地山的《春桃》固然写北京胡同居民生活极见特色，却怕也难称京味小说，因其还不具备为“京味”这种风格所包含的语言要求。林海音写在台湾的那一组作品也如此。其他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之属，不无京味，却也并不具备京味小说的审美特征——这里又有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不同旨趣，令人感到京味小说作为风格现象其审美尺度的严格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京味小说中的京味，比如张洁小说人物的京片子，张辛欣某些小说中那些十足京味的部分、片断，甚至比一般京味小说，味儿更足，更有劲道。这又令人想到京味小说还有种种未加规定的规定；概念虽模糊，也包含有题材范围、创作态度、表现方法等具体要求，有关于纯度、风格统一性的限定，是把作者、创作过程和作品综合一体的观察。P23-25

这不是一部研究北京文化史的书，也不是研究北京文化的某一具体门类的书。我在本书中想要谈论的，是城与人，一个大城与它的居住者，一个大城与它的描绘者。在出发的时候我的意图只在探寻城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表达式，却终于被题目带到了事先并未拟定或并非位居目的中心的地方。我越来越期望借助于文学材料探究这城、这城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在其居民中的具体实现。本书对于这一研究方向仅够作成一种开端而已。我很明白我手中材料的性质和使用中的限制。这不是可供对北京文化做充分描述的文化史材料，这是一些文学作品。它们的价值也正在于是文学作品。因而不但其所描述的，而且其所以描述、以至描述者的自身形象，都可以在一种眼光下被利用。我相信文学对于文化形态及其包含的文化关系的把握，有时比之史料的铺陈更有价值。只是这种意义上的运用，不应超出材料性质所限定的范围罢了。

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经由人——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和那些以特殊方式与城联系，即把城作为审美对象的人们——搜寻城，我更感兴趣于其间的联结，城与人的多种形式的精神联系和多种精神联系的形式。当我试图讲述城对于人的塑造，和对于创造其形象者艺术思维的干预时，不能不暗自怀着兴奋。因为这也属于人与其生存世界间的神秘联系，是他们共享的一份秘密。我是否多少说出了一点这秘密呢？回答应当是本书读者们的事，我不敢过分自信。我所能肯定的仅仅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觉自己与这城的关系被改变了。我将难以摆脱有关城的以文字形式明确化了的认识，难以抗拒城对于我个人精神生活的越来越深入的参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敏感于这城的巨大呼吸。一种感觉一旦苏醒，它会不断扰人，使人丧失了一份安宁。谁说这不也是为研究、写作所支付的代价？

前一时有人提到我出版于1990年代初的《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认为后者似乎较前者厚重；但由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前者受欢迎的程度远在后者之上，不知何故。我回答说，两本书的写作，投入确有不同。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只是几篇1980年代初的“京味小说”。在我的学术作品中，这本书写得最轻松，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它的“受欢迎”，多少由于机缘——出版时恰逢“北京文化热”。后来“北京”、“城市”热度不减；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还说《城与人》之后，我至今保持了对“城市”的兴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态度，对近几十年的“城市改造”怀了忧虑。收入本书所在“系列”中的《世事苍茫》一辑，其中的《城市随想》与纪游诸作，就可以读作“城市忧思录”的吧。

在我的学术作品中，《城与人》是被认为好读的一本。我曾经说起过，学术写作中，我会不由自主地向研究对象趋近。这本书即偶用口语，沾染了一点“京味”。此书的读者，不难由征引文字，了解著者当年的阅读状况，以至1980年代的某种风气，即如引西书、用西典，食洋不化；无论“古希腊”、“法国”、“拉丁民族”，还是“酒神”、“日神”，以至“欧洲中世纪”、日本的“物之哀”云云，无不一知半解。薄弱的知识基础却无妨于写得兴会淋漓，以至我自己回头去读，会觉得饶舌，尤其想到那时1980年代已到了尽头。这以后写作愈趋敛抑，习于删繁就简，才对当年的书写方式感到了陌生，对那一种工作状态，有了淡淡的怀念：看来写《城与人》时的我还不甚老。

北京师范大学版的《城与人》，选用了沈继光先生的近二十幅摄影作品。结识沈先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作为媒介的，正是这本书。沈先生那时在拍摄京城的胡同，后来又拍摄“老物件”，拍摄乡野，成绩无不可观。

“城市改造”早已将京城的胡同大片抹平。再过一些日子，本书所描述的现象，不知还能否搜寻到相应的“实物”作为见证？

赵园

2013年12月

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经由人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和那些以特殊方式与城联系，即把城作为审美对象的人们搜寻城，我更感兴趣于其间的联结，城与人的多种形式的精神联系和多种精神联系的形式。当我试图讲述城对于人的塑造，和对于创造其形象者艺术思维的干预时，不能不暗自怀着兴奋。

——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