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一支历经曲折而战无不胜的军队，红军精神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史是一部内涵丰富、值得大书特书而永载史册的恢弘的史篇。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红军史(精)》一书，郭德宏、阎景堂编著的《红军史(精)》把红军长征史置于红军史的大框架、大体系中，从而让人们在更宽广的时空中和更深刻的层面上盱衡红军长征史。

谨以此书纪年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史》一书是由我国著名军史专家郭德宏、阎景堂主编，全书88万字。该书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60种重点图书之一。本书选材严谨，史料翔实，写作风格既规范又灵活多样，具有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第一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壮大

 一、南昌起义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

 二、八七会议与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三、湘赣边秋收起义与工农革命军的建立

 四、广州起义与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五、其他各地武装起义与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的成立

 六、井冈山的斗争与第一支红军——红4军的建立

 七、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八、中央苏区的形成与红军的发展

 九、湘鄂西苏区的形成与红军的建立和发展

 十、鄂豫皖苏区的形成与红军的建立和发展

 十一、湘赣边、湘鄂赣边苏区的形成与红军的建立和发展

 十二、赣东北苏区的形成与红军的建立和发展

 十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红军的建立

 十四、苏北、浙南地区的斗争与红军的建立

 十五、东江、琼崖地区的斗争和红军的建立

 十六、红军由游击战开始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和红l方面军的成立

第二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上)

 一、红1方面军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二、全国红军的统帅机关——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建立

 三、宁都起义和红5军团的建立

 四、湘赣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与红6军团的建立

 五、湘鄂赣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与发展

 六、赣东北(闽浙赣)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七、湘鄂西红军反“围剿”斗争与红2军团的建立

 八、鄂豫皖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与红4方面军的成立

 九、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与发展

第三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下)

 一、鄂豫皖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二、湘鄂西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与黔东苏区的开辟

 三、陕甘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四、川陕苏区的创建与反“围剿”斗争

 五、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与红7、9、8军团的成立

 六、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与反“围剿”斗争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一、红7军团北上与红6军团西征

 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与突破敌四道封锁线

 三、红25军离开鄂豫皖苏区与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四、遵义会议的召开与中央军事领导人的撤换

 五、遵义会议后红1方面军的机动作战

 六、红1方面军转战云贵川

 七、红4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及和红l方面军会师

 八、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的成立

 九、红l方面军继续北上和胜利到达陕北

 十、红2、6军团的长征

 十一、红2、4方面军甘孜会师

 十二、红2、4方面军北上

 十三、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第五章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艰苦斗争

 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的斗争

 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三、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四、闽西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五、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六、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七、浙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八、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九、闽东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十、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十一、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十二、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十三、湘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十四、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十五、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十六、琼崖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第六章 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与红军改编

 一、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提出

 二、东征、西征战役

 三、红军统一领导和指挥的实现

 四、西路军的英勇斗争与失败

 五、红军在实行战略转变中自身建设的加强

 六、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七、红军主力与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八、红军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

后记

二、八七会议与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在汉口成立了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此后，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作出了挽救革命的3项决策，即：举行南昌暴动；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常委开会，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危险，28日未能集会，不得不将会期推迟。8月3日，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等。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的结果。扩大会议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问题，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能称“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

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小平)具体组织安排了会务工作。他在会前3天就来到会场，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蔡和森、毛泽东以及团中央、军委和湖南、湖北省委代表等共22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险恶，会议只开了1天。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做报告。2．常委代表做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3．改组中央政治局。

会议开始后，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做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罗米纳兹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个报告很长，罗米纳兹每讲一段，都要由瞿秋白翻译，用去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下午首先讨论罗米纳兹的报告，然后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做《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而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么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我们要不客气地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第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进行革命斗争等问题。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并逐一进行了讨论。

《告全党党员书》从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与武装问题等各个方面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最近几个月“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就是“必须退让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下，“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指导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上的俘虏。这在客观上是对革命的变节。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决定“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它]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它]，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部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即实行两个重大转变，将大革命时期把实行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作为全党主要工作改变为全党以职工运动为基本工作，将原由中央工人部直接指导全党(包括全总等党团)职工运动改变为由党中央、各省委等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与其党团。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决定：“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之临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同时须组织南方局于广东，至少须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三人加入”。“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党务委员会——为指导机关。”“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这显然扩大了五大党章规定“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职权。这是当全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后为坚持实施不间断领导所需要的。决议提出：“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该决议所附党的组织系统表第一次明确划分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上下隶属的各级组织名称与关系，即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区委——支部——分部——小组。

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瞿秋白再次强调指出：要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

P16-20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为人民的军队，作为完全新型的革命武装，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的早期武装斗争组织，它从无到有，自小到大，由弱到强，在革命烈火中淬炼，在风雨如磐中经受考验，在枪林弹雨中成长壮大，虽经挫折而弥坚，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奇功伟业，写下了威武雄壮的篇章。从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燎原全国的工农武装割剧、再到创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乃至攻坚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非正规红军武装到创建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一过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创造性的宝贵财富。在红军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邓小平、叶剑英等等，可谓群星璀璨；有许多红军将士为革命捐躯，他们是卢德铭、王尔琢、方志敏、许继慎、邝继勋、曾中生、谢子长、刘志丹等等，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在红军史上，“左”倾盲动主义给红军造成的损失，令人扼腕痛惜；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在组织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广大红军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隽永的思考。弥为珍贵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前进。我们深深感到：红军是一支历经曲折而战无不胜的军队，红军精神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史是一部内涵丰富、值得大书特书而永载史册的恢弘的史篇。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国内出版的关于红军历史的书籍，多是红军各个方面军或部队的发展史以及红军长征的历史，综合性的红军史著只有王健英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一1937》(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张廷贵、袁伟著的《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与这支英雄部队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很不相称。

为了迎接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青岛出版社精心策划选题，决定出版一部大部头的红军史专著，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应当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一部《红军史》，把红军长征史置于红军史的大框架、大体系中，从而让人们在更宽广的时空中和更深刻的层面上盱衡红军长征史，有着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红军史》这一选题策划的独具匠心之处，反映了策划者的眼力和功底。应青岛出版社的真诚约请，抱着尽一份史学工作者应尽的历史责任感，我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红军史研究专家阎景堂先生担任主编，以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的教学研究人员为主体，从事编写这部《红军史》。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部《红军史》书稿终于完成了。作者及其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如下：高中华副教授及深圳大学社科部王双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陈玉亮博士：第一章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壮大；李庆刚博士：第二、三章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上)、(下)；张卫波博士：第四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罗平汉教授：第五章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刘宝东副教授：第六章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与红军改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树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晶芳审读了书稿，智慧工作室为本书选配了所有图片，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红军史的内容极其宏富，要从整体上驾驭需要较高的水平和细致入微的研究，在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写得比较仓促，因此书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差错，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对于书中的不足和差错，完全由我和各位作者负责。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恕难一一列举。在这里，智慧工作室委托我说明，受条件所限，书中所有图片无法注明原创作者姓名，在感谢的同时特表歉意，并请与青岛出版社联系付酬事宜。

谨以此书表达我们对红军的崇高敬意，并深切悼念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红军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