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史(典藏插图定本)》原名《中国：传统与变迁》，是费正清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基辛格博士最为推崇的“西方第一中国通”，被邓小平赞誉“为中美建交作出了巨大贡献”。作者费正清将华夏文明4000年连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洞若观火，是晚清-民国-新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把脉人。

《费正清中国史(典藏插图定本)》原名《中国：传统与变迁》，是费正清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洋洋40余万字，从半坡文明叙述至20世纪80年代，内容涵盖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传承与演变，其手笔之大、取材之厚、眼界之高，堪称西方汉学领域的第一通史。其冷静态度和独特角度，又令本书对当下中国社会充满警醒与启发意义。

第1章 中国概况

 一、东亚的土地、民族与语言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第2章 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

 一、考古发现

 二、上古中国传统

 三、中国的文字

 四、商文化

 五、西周

第3章 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

 一、东周

 二、诸子百家时代

 三、儒家与道家

 四、其他哲学流派

第4章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

 一、秦帝国的建立

秦朝的灭亡

 二、汉承天命

 三、西汉思想与学术

 四、王朝的循环

 五、东汉

 六、中国第一帝国的灭亡

第5章 帝国的再生

 一、中原文明所面临的挑战

 二、佛教的传入

 三、“胡人”重建帝国

 四、隋唐

 五、中央集权的复兴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6章 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

 一、从古典时期到前近代时期

 二、晚唐

 三、宋朝

 四、商业革命

 五、社会与文化

 六、新儒学(理学)

第7章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一、草原社会

 二、蒙古帝国

 三、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第8章 明代的国家和社会

 一、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二、明代的统治

 三、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四、对外关系

 五、明代的经济

 六、明代统治的结束

第9章 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

 一、满洲政权的兴起

 二、清代的统治

 三、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四、衰落的开端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第10章 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一、传统中国对变革的反对

 二、学术与思想

 三、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

 四、鸦片战争

 五、通商口岸西风东渐

 六、清末农民起义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八、清室的“中兴” 

第11章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一、洋务运动

 二、儒家统治制度的中兴

 三、中国的反洋教斗争

 四、条约体制下的经济发展

 五、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六、缓慢的现代化进程

第12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一、外国侵入中国边境

 二、中法战争

 三、中日甲午战争

 四、对华的强权政策

 五、维新运动

 六、义和团起义

 七、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回应

第13章 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

 一、晚清的改良

 二、辛亥堇命

第14章 中华民国兴衰

 一、思想和文化的革命

 二、国民革命的背景

 三、国民党的兴起与执政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统治

 五、日本侵华

第二次中日战争

第1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袖

 二、成立人民共和国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四、“文化大革命” 

 五、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六、中国革命展望

新版书后：中国之道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因此不难理解，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尽管中国的史书和别国一样，往往忽视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总结出典型中国百姓生活的几点特征。第一，中国的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几乎四倍于美国的人口。80％的农业人口生产出的粮食只能维持其余20％人口的生存，除了猪和鸡，他们还未学会畜养更多动物来提供食物。由于缺少牲畜，农民主要依靠人粪即所谓“夜土”来给庄稼施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中国的农业也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

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必须把稻种密密地播在苗床上；而在主田里收割冬季作物后，又需耕地、放水准备插秧，1个月后稻秧长到大约8英寸高时，又得花费人工将它们插种到主田里，整套工序大致和美国种植小麦、玉米一样，都需用手操作。因此，推行机械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了。

同样，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入无穷的人力。1磅刚刚孵化出的蚕总数约有70万条，人们采来桑叶喂它，经过五周的精心呵护后便进入成熟期，这时原先1磅重的蚕可重达5吨，在此期间消耗掉的桑叶则有12吨，但最终产出的丝只有150磅。半机械化的剥茧抽丝不过是这种耗费人工的程序中最后一个环节。中国南方的另一传统家庭工业——种茶，其拣选、分类、烘焙、再拣选、再分类、再烘焙直至包装一整套工序也需要类似的人力投入量。

通过人力汲水、灌溉的辘轳或水车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经济方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再如运输，无论是登山用的滑竿、平地上的手推车，或是水路用的舢板、城市中常见的轿子（近代代之而起的是黄包车和三轮车），也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载的人数也相差无多。

中国农业自古就在每小块土地上投入大量的人力和（如果有可能的话）水。拥有土地因此成为一切经济奋斗和投入的主要目的。土地制度与农业赋税世世代代都是让官员和平民们大伤脑筋的事情。而且，由于农民缺少资本和贮存设施，只能听任中间人贱买贵卖，忍受每月二分甚至更高利息的高利贷盘剥。这就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农民们可能会不得不把收成的一半都交给地主。

如何把农产品运往市场也一直是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分散型贸易，即各村都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集市及周围脚程以内的村庄形成的贸易单位极易受到天灾（如水灾、旱灾）的破坏，但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总还能维持下去。因此，面对战争、入侵和各种社会变革，这种传统的集市与乡村经济总能依靠其自发、自足的特性并连同其惰性通过固定的渠道保留下来。尽管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水库、更多的引水渠、电泵、植树造林及作物改良等，但这仍不过是重新塑造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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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的10年中，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折。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否定了毛氏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替代了阶级斗争。外贸、外资企业与乡镇的发展，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较少过问及众多其他方面的变化都显示出了中国的勃勃生机。

欲知中国的潜力、前途与局限何在，首先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本书在费正清、赖肖尔(E.O.Reischauer)及克瑞格(Albet.M.Craig)著《东亚：传统与变迁》(1978年版)的基础上，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章进行了修改与增补。本书第一章的部分、第二至第六章由赖肖尔撰写，其余九章由费正清撰写。两人在撰写的过程中都曾互相提出过建议、批评和修改意见。

在撰写这部占人类1/4人口的民族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借鉴了大量东西方学者的劳动成果。有些是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了帮助与建议，但更多的是通过其著作给我们以很大帮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可惜限于篇幅，恕不想一一列举了。书后亦未引参考书目，因为如果列出的话，势必显得过于简略并且很容易过时。这里我们谨将特别的敬意献给以下诸位：已故的克来克教授(Professor Edward A.Kracke)，他对本书第五、六两章提供了很多帮助；还有克瑞格，他提供了有关中国台湾的最新情况。

书中的人名与专名采用英语国家历史学界通用的威妥玛一贾尔斯拼法。至于普通地名，则按旧中国邮政体系(即南方方言而非普通话音译)。如中国近五六百年来的首都北京，其拉丁拼法为Peking，威妥玛一贾尔斯拼法为Pei-ching，而其实际读音则近似Bag-jing。

新版书后：中国之道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一书的读者是美国人，而它的中译本《中国：传统与变迁》的读者是中国人。读者不同，书的意义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是——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中国人。然而何谓“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中国”的人。那么“中国”究竟何指？这是一个问题，用费正清的话说就是一个需要回应的挑战。

“中国”具有双重所指。首先，“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意谓中国之地；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人文概念，意谓中国之道。前者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个“中国”是相对四方而言的天下之中。“天下”不断变化，“中国”亦随之不断变化。——《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淮南子·要略》：“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此“中国”系相对蛮、夷、戎、狄而言。《荀子·王霸》：“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此“中国”则相对齐、晋、楚、吴、越而言。《淮南子·齐俗训》：“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削需；其于服，一也。”《人间训》：“（秦始皇）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此“中国”则相对夷狄、胡越、苗羌、流沙、辽水、朝鲜而言。现代“中国”的幅员自然又有不同。

中国之地不断变化，中国之道则相对稳定。《战国策·赵二》记赵公子成语：“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法言·问道》设宾主问答：“或日：孰为中国？日：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在这里，“中国”意味着人文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即相对于野蛮、蒙昧、落后状态而言的文明基准与极则（古人所谓“皇极”或“人极”），也就是“中国之道”。

“中国之地”和“中国之道”一般被认为是重合的，尽管现实并不总是如此。“中国亦新夷狄也”（《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的悲剧，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

自尊和自大原是如影随形的两面。人们也许想问：“中国”是否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一意识形态？如本书作者费正清就认为：“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构成一种“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于是在军事上被“蛮夷”征服的中国却能在文化上保持不败地位并最终成为胜利者；同时异族的统治憎恶也导致了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第八章第一节）。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尽管如此，这种“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与西方近现代以来盗用（道可盗！）“进步”、“解放”、“正义”、“文明”、“民主”、“自由”、“人权”等名目出现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一种经过改装的、伪善的帝国主义一国家权力意志。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中的卡利克勒斯（callicles）第一次露骨地宣布了这一原则：“强者谋取弱者的利益是正确的，人越是能干，就应得到更多的利益。所有动物、整个国家、整个人类显然都是这样，人们把这种权力当作君主之权和强者对弱者之权。”后来当费希特说“国家把自己视为完备的文明王国，并以这种资格处于反对不文明的天然战争状态”，并以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世界为例，指出：

懦弱的半野蛮人对于那时在阳光下成长起来的最有才华的民族，由于它人口数量少而表示过蔑视，还竟敢抱有征服它的念头[……]这种丑恶行径不应不受惩罚；在出现正义的时候，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有教养的民族应该进行统治，野蛮人应该效劳。

也无非是这个意思。费希特认为“这一理念早在古希腊思想家中就已经萌发”，他以为自己说的是柏拉图（后者强调“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其实是卡利克勒斯。而当黑格尔宣称历史是“世界精神”（这和“永恒正义”几乎是同义词）的舞台，“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力，至于生活在那个环节中的民族则获得幸运与光荣，其事业则获得成功”，或者说“这种环节作为自然原则所属的那个民族，在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发展中，有执行这种环节的使命”，换言之“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时，他不过以一种精巧的“辩证法”（如所谓“理性的权术”）变奏形式重复了卡利克勒斯．费希特的主题。一如卡莱尔的“英雄”和尼采的“超人”，他的“世界历史个人”预告了“元首”、“领袖”、“人类解放者”、“文明世界的拯救者”等等自居为人类先进文明的传播者和捍卫者的帝国主义国家个人的出现。

强权=公理；公理=强权（培根的说法是“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则将之表述为“权力-真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各色西方中心主义的潜在逻辑。

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不是这样的。诚然，中国古人也认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因此需要“建用皇极”（《尚书·洪范》），以“先进”教化“后进”，但是教化之道在于“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例如叶公问政，孔子日：“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鲁哀公问政，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日：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礼记·中庸》，参见《论语·尧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又告弟子冉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相传舜帝“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尚书·大禹谟》），对此孔子由衷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礼记·中庸》）。无为而治，即意味着建极作则、以德服人。这是中国古代人文政治的最高理念，也是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真髓。或者说，这就是“中国之道”。

近现代以来，从“师夷长技”、“以俄为师”到“超英赶美”、“与国际接轨”，国人渐渐摈弃而遗忘了“中国之道”；它的现代变体形式——“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国情”——时或成为一种无奈的自我辩护或自作聪明的遁词。与之相应，是对传统的轻薄、侮慢和掊击。传统是“枷锁”，是“铁屋”，是“吃人者”，是“梅毒”，是“长夜”，是“酱缸”……总之，我是无辜的，一切都是传统的错。传统成了我们自身无能的替罪羊。这是另一种精神胜利法的鸦片：就在这样惬意地自欺欺人的同时，我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戕害了自己的文化生命。

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曾经说过：“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敬你们自己。”只有正视传统，才有可能实现文化自觉而重建中国之道。正视传统，意味着不再抽象地、不负责任地漠视、蔑视和敌视传统，把传统视为有待解剖的死尸、被化验的病毒那样的外在客体，或者是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地鼓吹传统，把传统作为廉价的情调消费品和功利主义政治道具，如时下流行的“重读经典”、炙手可热的“国学经济”、愈演愈烈的“始祖祭典”、四处开花的“孔子学院”，而是真切认识到传统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存在的自我解释，即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解说、解答、解脱、解决、解放、开解、了解、调解、化解、和解、消释、开释、释然、释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并继续开出“中国之道”，包括中国品牌、中国标准、中国价值、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梦想，等等。

变迁是传统的前景，传统是变迁的归宿。传统本身意味着变迁，或者说变迁本身构成了传统。“中国之道”在传统和变迁这转换生成的两极之间不断拓展延伸，而所谓“中国人”，就是这一“中国之道”的印证者和践行者。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大道之行，始于足下！

2007年10月中旬于北大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