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商金林著的这部《叶圣陶全传》是在《叶圣陶传论》和《叶圣陶年谱长编》的基础上写成的，虽说准备多年，但圣陶先生是读不完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我国伟大的批评家刘勰说过：“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真理。可我既不可能把自己提升到圣陶先生的水准，也不可能像刘勰说的那么博观，所以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叶圣陶全传》一定会有很多不足和欠缺，敬请读者朋友们多多指教。

由商金林著的《叶圣陶全传(共3册)(精)》是叶圣陶先生的大型全传，旨在客观、真实而全方位地展示圣陶先生作为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平业绩，彰显一个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在1910年就开始发表作品，1912年开始执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20世纪20年代，圣陶先生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主编过《文学周报》、《诗》月刊和《小说月报》。30年代，作为开明书店的“灵魂”，圣陶先生主编过“开明文学丛书”，以及《中学生》和《新少年》杂志。40年代，圣陶先生主编过《国文杂志》《国文月刊》《开明少年》《中国作家》，还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即“主席”）。此外圣陶先生还曾在多所小学、中学、大学执教，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主编过一系列新文学丛书、教育丛书，编撰过几十种（套）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新中国成立前夕，圣陶先生曾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直至1966年。“文革”结束后，任教育部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

圣陶先生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些重大变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是20世纪一系列重大教育出版活动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组织者，再加上圣陶先生是集“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四重身份于一身的“大家”，因此，其“全传”具有重大价值和社会意义，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近现代文学史、近现代出版史，尤其是新中国教材编纂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叶圣陶传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向叶圣陶先生诞辰120周年、新中国成立65周年、设立教师节30周年（叶圣陶先生是设立教师节主要发起人之一）献的一份厚礼。

第一卷

第一编

 第一章 幼年、私塾、小学时代

一、诞生及家庭教育

二、读私塾与考秀才

三、爱国心的孕育

 第二章 草桥中学的学习生活

一、风行一时的“学堂歌”

二、军国民教育

三、结社与办报

四、研读欧美小说

五、报考存古学堂

六、“天才”缘于勤奋

 第三章 翘望西蜀风云

一、“老大之中国”的“雄健之少年”

二、寻找“思想明灯”

三、“神州光亮”后的亢奋

四、为苏州“光复”尽“天职”

五、《大汉天声·祝辞》

六、醵资放炮贺新元

 第四章 “言子庙”的欣慨

一、敬请袁希洛校长为谋教席

二、“应该自问是不是贡献得欠多”

三、“导儿童于乐为研习之境”

四、“使醇醇诸稚展发神辉”

五、纷至沓来的苦闷与烦恼

六、复劝学界模范为儿童造福

 第五章 “痴怀渐醒”后的“决绝”

一、加人中国社会党

二、追随陈翼龙“倒袁”

三、传播“三无二各”

四、重新组建放社

五、“信仰”的失落与回归

六、“二次革命”的伤痕

七、“算来只馀枯寂”

第二编

 第六章 从“抄胥贱役”到“在小说里讨生活”

一、难以想象的“抄胥贱役”

二、“浊流”中洁身自爱

 第七章 文言小说：走向写实主义的蹒跚步履

一、作了两年又五个月的文言小说

一、“恶婆婆”与“单相思”

三、“人生故事”和“志异”

四、抨击袁氏政权

五、仿效名家名著

六、注重小说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意义

七、哲理小说

八、爱情小说

九、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

一〇、毅然搁笔

—一、批判《玉梨魂》

一二、文言小说面面观

 第八章 《新青年》的召唤

一、“空消时日，殊非所宜”

二、遵从父命执教尚公

三、“不减吴中烂醉狂歌之欢”

四、“多事之秋”的“嬗变”

五、“运我灵思与世界学术接触”

六、“提倡新文学之不可缓也”

 第九章 真挚圣洁的爱情世界

一、词翰姻缘

二、情逾金石

三、“朝朝暮暮有独哀”

 第十章 在第二个故乡——角直

一、水乡古镇角直

二、改革“小学作文教授”

三、“特设一种相当的境遇”

四、“立教育基础于人生观”

五、“新文学”的探索和尝试

六、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七、“从此做了角直人”

八、策励徐玉诺写“血与泪的文学”

第三编

 第十一章 文学研究会的实干家

一、“半淞园摄影”成佳话

二、与朱自清和刘延陵“结缘”

三、主持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

四、参与主编《文学旬刊》（《文学》《文学周报》）

五、印制文学家明信片

六、创办上海朴社

 第十二章 探索新文学发展的途径

一、特别注重俄国文学

二、规范新文学的最高品格

三、述说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之重要

四、阐释新文学的“二个标准”

五、“为前生注定与文学绝缘的人们着想”

 第十三章 开垦新诗创作和批评的田园

一、《诗》月刊的“缘起”

二、回应复古派的诽谤和驳难

三、“岂仅是我们的光荣”

 第十四章 “从激昂的反抗到相对的肉搏”

一、“五卅”惨案中的《公理日报》

“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502

三、为“革新苏州”大造舆论

四、主编 中国济难会会刊

五、把国民党党证撕得粉碎

六、“清党委员会”的“确凿证据”

 第十五章 填补新文坛刹那间空虚的《小说月报》

一、擂响催人奋进的鼙鼓

二、揭橥“写这不寻常的时代”的旗帜

三、寻找“尤见光辉的名篇”

四、兼容并蓄广结文缘

五、开我国现代作家研究风气之先

六、筹组“易卜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专号”

七、真诚地与“革命文学家”认同

第二卷

第四编

 第十六章 “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短篇 小说集《隔膜》

一、关注“妇女问题”

二、探究“农民”的苦难

三、“学生问题小说”中“尖儿”

四、小市民灰色卑琐的人生

五、“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

六、“写实”与“浪漫”的交融

 第十七章 “真不愧为写生妙手”——短篇 小说集《火灾》

一、从俞平伯的题诗说起

二、致力于教育界实况的描绘

三、悲叹乡村的衰败

四、倾诉“孤寂无侣”的烦闷

五、“模型”和“老法子”的惨酷

六、“得了照相的神术”的摄影师

 第十八章 开拓我国童话创作的路——童话集《稻草人》

一、彻底改写我国童话界“言必丹麦”的历史

二、抒写“美丽的童话人生”

三、讴歌比成年人“更神气”的境界

四、“不自觉地融化了许多‘成人的悲哀’”

五、返归“美丽与多趣然”的田野

六、让“恶神”刺破“快乐的人”的“薄幕”

 第十九章 展示“广大的社会动态”——短篇 小说集《线下》

一、善于从异域“拿来”

二、激扬改革社会的“血”与“火”

三、悲惨动人的“乡土小说”

四、让作品带上浓重的时代色彩

五、成功的艺术典型——潘先生

 第二十章 探寻改革和奋进的道路——短篇 小说集《城中》

一、知识者的“倒流之势”

二、怪诞迷茫的“爱情”

三、“古城”的浊流和“鉴赏家”

四、新的人物新的境界

 第二十一章 “不厌世”和“不厌足”——锕篇 小说集《未厌集》

一、“老中国的儿女”的“亮色”

二、应该关进“拔舌狱”的国民党元老

三、做民众最忠实的代言人

四、由讽“人”到讽“世”

五、从“世界革命文学”中汲取营养

 第二十二章 “全力描写时代”的“稗史”——长篇 小说《倪焕之》

一、令企盼长篇 的读者鼓腹而嬉

二、竭尽全力地描写大时代

三、展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哀

四、“自我反省”与“自我重建”

五、典型化的人物与形象化的主题

第五编

 第二十三章 1930-1937年：“革命的普洛文学底友军和源泉”

一、“并没有把冯雪峰的‘解释’看得特别重要”

二、“文章 病院”与讨蒋檄文

三、抨击“尊孔读经”推崇“固有文化”

四、崇尚传统美德宣传“人粹”

五、赞美“穿‘短打’之辈”痛斥“学者”

六、“无名的泥土”

七、呼唤“赤热的真诚和明澈的理智”

 第二十四章 “降一级”写少年读物

一、童话创作的新探索

二、儿童歌剧《风浪》和《蜜蜂》

三、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

四、童话集《鸟言兽语》

五、“儿童节 ”与“儿童年”的忧虑

六、儿童小说集《邻居》

 第二十五章 在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

一、小学语文教材的经典——《开明国语课本》

二、“给国文科以科学性”——《开明国文讲义》和《国文百八课》

三、“青年阅读和写作的宝典”——《文心》和《文章 例话》

四、旨在培养“欣赏力”的《揣摩集》

 第二十六章 抒写社会赤裸裸的现实——短篇 小说集《四三集》

一、大学教育的衰败和没落

二、封建大家庭的解体和飘零

三、陷入萧条和绝境中的乡村

四、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危机

五、封建势力的祀孔和媚日

六、知识分子的退隐和沉沦

七、“乡里善人”的“寿序”

八、中华民族的抗日宣言

第六编

 第二十七章 烽火漫天走巴蜀(上)

一、“全家来看蜀中山”

二、“在重庆安顿了十个月”

三、“落单”来到乐山武汉大学

四、任职教育科学馆整两年

 第二十八章 烽火漫天走巴蜀(下)

一、创建开明编译所成都办事处

二、重振文协成都分会

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四、安排叶至诚去延安

 第二十九章 流亡中的“文心思绪”

一、国统区的“民质”和“鬼趣”

二、被誉为“绝唱”的“抗战词史”

三、“最佳之自叙传”的蜀中书简

四、汇萃“文化人”掠影的《蓉桂之旅》

五、堪称“民国史”的战时日记

六、国文教科书必须“另起炉灶”

七、“四载侨寓弥可念”

第七编

 第三十章 1946-1949年在上海

一、胜利日的“沉重之感”

二、“买棹东归岁将迫”

三、弘扬“开明风”

四、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

五、与反动派“站在两边儿”

六、主编《中国作家》和“现代作家文丛”

 第三十一章 涓泉归海

一、来自“远方”的召唤

二、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三、从烟台到北平

四、出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第三卷

第八编

 第三十二章 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一、全面规划精心编纂

二、“修订”后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

三、“修订”及“新编”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

四、全新的《大学国文》

 第三十三章 “篑土为山宁肯后”

一、在出版总署五年

二、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三、撰写《标点符号用法》

四、拟定课程总纲和标准

五、主持编写《新华字典》

 第三十四章 创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

二、树立教育出版大家风范

三、俯仰无愧天地立碑

四、语文教学的一代宗师

五、“甘洒遗风在人间”

 第三十五章 瓶无新旧酒必芳醇

一、流溢着“口语风”的游记散文

二、“毕写吾真”与“当境洽情”

三、“切切实实地繁荣儿童文学创作”

四、《读后集》里的文学评论

 第三十六章 整风反右中险遭不测

一、误判“鸣放”是“有领导的一回革命”

二、对教育部和作协党组同时发炮

三、《“瓶子观点”》引发的风波

四、“拔白旗”运动中的“警醒”

第九编

 第三十七章 “文革”初期的“温情”与迷惘

一、《海瑞罢官》“殊乖真际也”

二、日复一日地抄读毛著

三、“惊讶于反党黑帮之猖獗”

四、“愤歉交并”求“自处”

五、“余自己今亦觉其为僵尸”

六、斫去墙上布满的爬山虎

 第三十八章 “文革”中后期的反思与“背离”

一、突发急性前壁心肌梗塞

二、“向海阔天空任远飞”

三、“献忠心”、大批判和“自费旅游”

四、“消磨岁月，唯借阅览”

五、“林彪事件”后的“怅惘”

六、堪称“史实”的三本通信集

第十编

 第三十九章 虽邻夕死犹欲朝闻

一、“悲逾失父嗟无怙”

二、提交关于“公审‘四人帮’”的提案

三、“晴窗”撰文争朝夕

四、“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五、“希望文艺界共趋于正派”

六、为出版事业鞠躬尽瘁

七、“把全部身心交还给人民”

 第四十章 一代师表风范长存

一、大地泓吟感德惜

二、发人深思的“僭越”和“愧对”：

三、待人以诚如水至清

四、“惜时如金”与“心有常闲”

五、己与世违心系人间

附录

亦文亦史多姿多彩——叶圣陶的散文

沉重的寂寞——怀念叶圣陶先生

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叶圣陶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不厌世”和“不厌足”——写在叶圣陶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

无论怎样说都无法表达我的敬仰——在纪念叶圣陶先生诞生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理念和尊严——在叶圣陶先生从教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二、读私塾与考秀才

1900年春，悬桥巷一位陆姓的殷富之家延师设帐讲学，叶钟济给先生送了贽敬，让叶圣陶到陆家附读，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这些圣经贤传，“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来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先生姓黄，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家塾设在花厅，花厅西侧是书房。夏日读于花厅，冬日移人书房。厅前有紫藤架，花树繁茂，还有围廊、旱船、亭阁、石山，环境极为幽雅。叶圣陶与陆家公子陆觉先同窗一年，朝夕相处，情逾手足，因而常常念及。隔了十年，叶圣陶在国文课上由课文回想起读书的往事，情不能抑。1910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到校后第一时，介先生上国文课讲欧阳永叔《李氏东园亭记》。篇中言幼时游此园之景象，与此时之景象变而大不同，叹年光之倏忽，踪迹之无常。余因而忆及六七岁时，陆氏住悬桥巷，余与其诸昆季同学宅中，有报春草堂及某亭某轩，庭中梅树数十株，杏李等亦多，解馆及课馀时，相与嬉戏其中。今宅为其族中卖出，彼家遂迁至萧家巷，且此宅亦屡易姓矣。不定人事，思之心呆。”陆家的书塾给幼时的叶圣陶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01年春天，叶圣陶转到张承胪(字元翀)先生设立的私塾读书，与“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创建了‘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同学。张先生教书认真，督责极严。学生念书念不出，他将戒尺在学生桌上乱拍；背书背不出，便用戒尺在学生头上乱打。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说：

光绪二十七年，予九岁，新丧母，读书张氏塾。圣陶是时八岁，亦至。圣陶读《四书》，予读《诗经》《左传》。师特严，读辍声者，戒尺击其案背，背诵中绝者，戒尺击其头，待童子如囚犯，以是予虽日与圣陶接席，而谈话之机会乃绝少。叶圣陶慑于张先生的“戒尺”和“弗熟不得进膳”的家规，用心读书，背诵“均能上口，手掌未尝戒尺”。顾颉刚则受过张先生的“扑责”和“笞刑”。他在《为王浞华手抄<叶圣陶先生诗词稿)题七古一首》中说：

溯昔一九零一年，读书私塾始比肩，

可堪师道尊于天，扑作教刑剧可怜；

默诵脱句涕涟涟，彼此目视袖怯牵。说他背书“脱句”时急得直哭，叶圣陶在一旁偷偷地牵袖提示他。读书背书之余，张先生给讲“二十四孝”，讲亲教师、和兄弟、爱朋友、劝学、节俭等“道德”，又让大家练习小楷，做对子，写文章。叶圣陶经常到茶馆听说书，听昆曲，接触社会多，“单子”(类似日记)写得多，文章自然有所长进。他回忆说：

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两旁，吃了他两个双圈。

P30-32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圣陶先生的儿歌《小小的船》(后改名为《小小的船儿》)，课外读物有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学语文课本里有圣陶先生的短篇《多收了三五斗》和《一篇宣言》，可以说是读着圣陶先生的作品长大的。圣陶先生是苏州人，我家就在长江北岸的靖江，与苏州同属吴语区，因而我对圣陶先生的作品感到特别亲切。

1975年7月，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留校当教员，自知根基浅薄，就开始有系统地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1976年冬天，系里恢复教研室，我定位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之后，就选择圣陶先生作为研究的一个“点”，从此与圣陶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圣陶先生的文章平易切实，写作年头长，对各种文学形式都作过尝试，作品非常丰富；圣陶先生生活脉络清楚，除了教书就是当编辑，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没有介入派系之争，联系面很广，受到同辈及文学史家和教育史家的敬重。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现代文学就有了基础。这就是我把圣陶先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动机。

圣陶先生早年虽然出过近十本集子，但还有不少诗文散落在各种报刊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圣陶先生的集子出得少了，散落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就更多了。我从寻找佚文人手，凡是与圣陶先生有关的书籍和报刊，能找到的我都留心检阅。圣陶先生1911年在“苏州光复”后写的长诗《大汉天声·祝辞》，1914—1916年三年间写的二十来篇文言小说，1919年5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吾人近今的觉悟》和《角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1921年3—6月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等一大批重要的佚文，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号召作家们“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30年代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等重要的史料，都是我下苦功夫从旧报刊上找到的。有关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活动方面搜集到的史料也有很多，教育方面的如1911年7月发表的《儿童之观念》，1916年4月发表的《国文教授之商榷》，1919年8月发表的《王钟麒(拟编高等小学史地教材大纲)跋》，1923年5月发表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草案)》，等等；出版方面如1912年9月发表的《放社简约》，1915年参与主编的《东社社集》，1925年“五卅”事件后与郑振铎等人创办的《公理日报》，1926年5月创办的中国济难会机关刊物《光明》半月刊，1941年在成都创办的《国文杂志》，等等；社会活动方面如早年曾加入过中国社会党，1923年曾有过“加入共产党”的念头，1927年3月接受国民党苏州市党部的委派接管苏州各学校，等等。把这许许多多的佚文及相关史料串联起来，让我看到了一个既真实而又丰富的圣陶先生。

我想这些材料既然找到了，应该与同好共享，于是编撰了《叶圣陶年谱》，先是在《新文学史料》1981年至1982年分五期连载，1986年12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年谱居然得到了好几位师长和朋友的赞许，在海内外报刊发文章，说了很多肯定的话。最值得感念的是樊骏先生，他在1989年写就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中说：《叶圣陶年谱》“力求做到材料的翔实齐全，既开拓了覆盖的领域，又便于使用者查索”。还说：“叶圣陶在教育、出版方面的活动，作为他一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至为密切，原是认识这位作家不应忽略而又往往为文学研究者所忽略了的方面，年谱收集的这方面材料，正好弥补了我们的疏忽和缺陷。”

……

七十年代后期，金林兄就常来看我。他在各个图书馆尘封的旧报刊堆里找材料，发现了些什么，就像见着矿脉露了头，兴冲冲地跑来了，像是炫耀，又像是报喜。有时候还真个解开了在我心中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疑团。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的青云路惨案，我那时没满八岁，分明记得有这么回事，却连到底发生在哪一年都说不清楚。是金林兄找来了我父亲在当晚写的报道——《“同胞”的枪弹》；是父亲听我念了他自己写的报道，才陆续回忆起了当时的若干细节。要不，在前头，我不可能把这件惨案交代得这样有头有尾的。这是后话。由于金林兄发掘不止，我和至诚知道，父亲有许多散文没编进集子，因而后来的选家和评论工作者选来选去，评来评去，总是《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那些篇目；后来出了本《小记十篇》，又尽在这十篇中打主意。兄弟俩都认为这种现象不太好，应该改变，跟父亲说了。他老人家说情形确乎如此。我和至诚又说，商金林找来了这许多没收进过集子的短文，内容各式各样，编两本集子也绰绰有馀，我们很想试一试。至善先生在这里说的编的“两本集子”，就是《叶圣陶散文甲集》和《叶圣陶散文乙集》。“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是个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朝气，也有青年人的单纯，每当有所“发现”，总有点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四卷本《叶圣陶年谱长编》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和2005年出版，著名文学史家吴福辉和著名学者朱正都说，《叶圣陶年谱长编》“让读者真正了解一个叶圣陶，又从叶圣陶这个人看到一个时代”。

这部《叶圣陶全传》是在《叶圣陶传论》和《叶圣陶年谱长编》的基础上写成的，虽说准备多年，但圣陶先生是读不完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我国伟大的批评家刘勰说过：“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真理。可我既不可能把自己提升到圣陶先生的水准，也不可能像刘勰说的那么博观，所以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叶圣陶全传》一定会有很多不足和欠缺，敬请读者朋友们多多指教。

商金林

2014年5月6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至善先生晚年跟我谈起圣陶先生时说：“父亲一辈子很辛苦，尤其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工作的那十六七年，有时忙得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又说：“和父亲同时进入教社的朋友，有的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可后来都离开人教社了，有的还是瞒着父亲走的。父亲事前并不知道，都没顾得上为他送行。”又说：“编教科书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父亲到处物色人才，想把中意的调到人教社。有的朋友同意了，可真到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又不愿意，以为编教科书是当‘编辑匠’，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当官名气大。”还说：“教科书众口难调。父亲辛辛苦苦编教科书，听到的都是批评，从来没有人表扬过他。”语气有点伤感。

八时，偕墨驱车至清华访叔湘。缘教部与清华商调叔湘来我社，尚未得确切回音，以为叔湘有所顾虑，故托余说之。坐定即谈此事。叔湘谓个人毫无成见，但视工作需要，悉听调遣。唯大学方调整院系，清华之文科并入北大，尚未及商定人员之安排与去留。又谓就语法工作而言，语言研究所拉渠，盖草定语法之体系，作为供众讨论之草稿。我社则期渠领导语法教材之编制。就先后次第言，必研究有所成绩，乃可用之于教科书。若据一家之言，未能遵共循之轨，殊非所宜。其言皆有理，余不便硬劝，只得据以告教部再说。

虽说是教育部出面“商调”，可吕先生最终还是没来人教社。老朋友走的走了，想调的又调不来，这就加重了圣陶先生的负担。所以我在这本《叶圣陶全传》的《自序》中说圣陶先生更大的成就在“文章”之外。

圣陶先生担任过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担任过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成立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1950年12月1日，人教社成立，他兼任社长和总编辑。从此，圣陶先生的工作重心转到了人教社。20世纪50年代初期，圣陶先生也曾有过脱离人教社的机会，可他谢绝了。1953年9月26日日记中说：  克寒来谈。谓董纯才托其转询，教育部有意调余为教部副部长，主持教材之编辑工作。如余同意，再为设法谋其实现。余即表示不欲。余主教育出版社，实感为力不及，深冀其移归教育部主管。今彼无其人选，乃思移余入教部。余不能因名义变更，实力即见充盈。余固不希望完全脱离教育出版社，第求缩小工作范围，限于看稿改稿，社长与总编辑之名义雅不欲居，至于改入教育部，更非所愿。余自知与出版工作尚相近，颇思于各个出版社在编辑工作上略有所助，他亦无甚可为。余请克寒以此意答谢董纯才，克寒谓且转告再说云。

“余自知与出版工作尚相近，颇思于各个出版社在编辑工作上略有所助”，这就是圣陶先生的“自我定位”。虽说在工作中也有过苦恼，甚至也曾有过想辞去人教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念头，可最终还是坚守下来。1954年1月26日日记中说：

作一书致胡绳、乔木，希望他们同情与支持，俾余得解除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与总编辑之名义。理由之主要者为余不善组织与领导，不胜此任。外则此事宜由教部中人主之，乃可顺理成章，一气呵成。……余怀此意甚久，尝与愈之、灿然诸君言之，皆以为余随便说说。今商之于乔木，或可得适当之解决。中宣部主管中小学教科书的胡绳和胡乔木当然不能同意。圣陶先生1954年3月18日日记中写道：

晨间克寒来谈，谓教育部方面已知余有离去出版社之意，托渠劝余勿存此想。克寒谓大家可以分工，余可只管一部分之书稿，他皆不管。余答以如此亦所愿，唯名为社长并兼总编辑，总觉于心未安云云。

可能是胡绳和胡乔木与出版总署和教育部打了招呼，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这才决定减免了圣陶先生部分行政工作，让他能有更多的精力主管教科书。1954年10月，出版总署并人文化部，圣陶先生可以在文化部和教育部之间作选择，这次他选定了教育部，因为他离不开人教社。11月2日，报上公布圣陶先生出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那天，他正在外地访问。11月6日上午回到北京，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两点，董纯才来访，为余谈教育部之编制。并言知余于行政兴趣不多，不强余管部中之司，唯嘱主持教育出版社，此于余心稍慰。

这“此于余心稍慰”六个字，再次说明圣陶先生把自己“定位”在人教社，并为能全身心地主持人教社的工作感到“心慰”。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圣陶先生“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专著创作”，不图名利，不怕“批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组织编写中小学和师范教材，审读和修订中小学和师范教材，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着最基础、最切实、最繁重的工作。年复一年地给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以新的教材，使他们“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鲁迅语)，这实在是一种伟大的事业。

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袁行霈的关心和指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研究会会长严隽琪，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叶圣陶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罗富和，民进中央副主席、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王佐书，民进中央副主席、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永新给与了多方面的鼓励和鞭策。圣陶先生的“娘家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韩绍祥，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叶圣陶研究会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主任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化教育室主任、叶圣陶研究会副秘书长刘立德以及本书责编胡兰江，为《叶圣陶全传》付出的辛劳尤其多。圣陶先生的后人小沫、永和、兀真、燕燕也给了很多帮助。以上诸位老师、前辈和朋友的厚爱，我当永远铭感。多亏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叶圣陶全传》赶在圣陶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出版，让读者得以追怀和瞻望“远去”的一代师表的风采。

这本《叶圣陶全传》是我出过的二十来本书中的“精品”，设计、印制和装帧都堪称一流。记得鲁迅先生1935年6月10日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谈及出版的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时风趣地说过，该书“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的缘故罢”。我是“乡下人”，够不上“小资”，但能“豪华”一回也满心欢喜，这就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再次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

商金林

2014年5月20日

于北大畅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