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日晚，山西临汾翼城县计生局的马朝晖身中49刀被杀死在家中，该案引发了“官二代”和“富二代”所在的两大家族之间的博弈和对垒，死者的妻子及其情夫，以及３名警察等十几人被卷入案件之中。

穿插着小城居民的生活图景以及乡村底层政治的权力博弈，《真凶还未走远：山西翼城10·2紫藤巷凶案调查》作者万茵以深邃的笔触记录了案件3次侦查、5次审理，历时10余年无法结案的曲折历程。

对于案件的疑点，诸如关键证据因何丢失、案发时间到底几点、刑讯逼供是否确实、高层领导批示是否存在等等，作者进行了独立而深入的调查，并由此得出结论：正在受审的四名被告人其实并非真凶，对于真凶的典型特征，作者不仅进行了具体的描述，而且确信他们在案发后并未远走高飞。

作者通过独立而深入的调查，试图向读者证明：被送上法庭的死者妻子等一系列被告人并非真凶，对于真凶的典型特征，作者亦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2003年10月2日晚，山西临汾翼城县计生局工作人员马朝晖身中49刀被杀死在家中，被害人的指缝和胸前留有数根长短不一的头发，警方判断，被害人生前与凶手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该案引发了“官二代”和“富二代”所在的两大家族之间的博弈和对垒，从凶案现场提取的头发后来在公安局离奇丢失。最终，死者的妻子及其情夫，还有刑警队的三名警察等十几人先后被卷入案件之中。

《真凶还未走远：山西翼城10·2紫藤巷凶案调查》通过还原小城居民的生活图景以及乡村底层政治的权力博弈，详实地记录了案件三次侦查、五次审理，历时十余年无法结案的曲折历程。

作者万茵通过深入的调查，最后试图向读者证明：被送上法庭的死者妻子等一系列被告人并非真凶，而真凶也并未走远。

本书中，作者着重对案件的以下疑点进行了调查：

案发时间真的如警方调查的那样，是在当晚九点半以后吗？

被害人手上和身的头发到底是谁的？头发是真的丢了，还是警方在刻意隐瞒什么？

案发当晚，被害人妻子“行凶”时所穿的外套到底是咖啡色、土黄色，还是豆绿色？

曾经供认杀害了马朝晖的警校毕业生是真凶吗？

李文浩等三人的“招供”背后，警方真的就没有刑讯逼供？

国家领导人对本案的“亲笔批示”是否真实存在？

公安侦查形成的17本卷宗，为什么只有8本最终出现在法庭上？

第一章 血案

第二章 排查

第三章 情变

第五章 暗战

第六章 敲诈

第七章 再查

第八章 式微

第九章 捷报

第十章 招供

第十一章 翻供

第十二章 雄辩

第十三章 死刑

第十四章 调查

 毛发

 时间

 刑讯

 色盲

 批示

 真凶

 小结

第十五章 反思

第十六章 尾声

“在什么地方？”李翠仙问。

“在家呢。”

电话的那一头，李翠仙挂了电话就给同住一幢楼里的四妹家打电话说：“小娟（李慧的小名）家里有事了，两口子也不知道咋了，你和我过去看一下。”说完，李翠仙就下楼了。

电话的这边，李慧紧接着又往婆婆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丈夫的弟弟马朝新，她说：“胖能（注：翼城方言，“胖能”是马朝新的小名，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胖子”。“能”在翼城方言里是个跟在词尾的语气词，读轻声），你哥在屋里出事了，你赶快过来。”

马朝新听见李慧的声音有些发颤，便预感到大事不好，他放下电话就跑出屋子，冲着爸妈的房间喊道：“爸，妈，我哥出事了，我过去看看。”说着，马朝新就骑上一辆奔达牌女式弯梁摩托车往哥哥家赶。

李慧打完两个电话，心想，姐姐家和婆婆家离紫藤巷的距离都差不多，要十来分钟才能到，不如就近再叫个人，她立刻想到了董昀。

当时，桌上的电脑处于开机状态，但是是黑屏，当她无意中用电话线拉动鼠标时，屏幕亮了，上面出现了游戏画面。

将近11点50分，李慧用家里的固定电话打通董昀的手机，她在电话里哭着说：“快到我家来，你哥出事了。”

即将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董昀与马朝晖夫妻俩都是朋友，他是翼城县公安局技术科专门勘查现场的技术人员。十年来，他出警勘查过的刑事案件现场，少说也有五六百个。不过，这次出场却成了他职业生涯的“滑铁卢”。

1989年，董昀在北关初中上学时就和李慧相识了。他们俩同岁，相识的那年都上初三，但同级不同班。董昀和马朝晖到案发时相识也足足有十年。那时，董昀刚到翼城县公安局技术科上班，马朝晖在李翠仙承包的北关宾馆餐厅兼职当经理，而董昀是北关宾馆的常客。

还有一件事情众所周知，董昀开的黑色捷达车的车主正是李慧的哥哥李志华。李志华也在县公安局技术科上班，平时，他上班和外出办事，总是董昀车接车送的，在外人看来，董昀似乎就成了李志华的司机。

董昀的妻子杜燕霞原来在北关宾馆当服务员，在李翠仙的撮合下，他们走到了一起。婚后，杜燕霞在翼城的步行街开起了服装店，店面还是李慧的四姐以优惠的价格租给他们小两口的。

总之，董昀和李慧一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家人一直视董昀为“自己人”。

接到李慧电话时，董昀刚刚从一个休闲吧喝茶归来。当时，妻子杜燕霞已经睡下，正躺在床上看电视。

杜燕霞听见丈夫接了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到。”

她转头问他有啥事？董昀说李慧给他打电话说“狗狗”出事了，过去看一下。

董昀下楼发动了捷达车就往李慧家赶。他们两家相隔不远，开车三五分钟就到了。董昀日后解释说，他平时在生活中就有离不开汽车的习性，同事曾笑话他，就连上个厕所也要开车去。后来我知道，董昀的父亲一直都是县领导的司机，董昀的这个习性或许与此有关。

在李慧家门口，董昀看见李慧的红色POLO车停在那儿，大灯还开着，李慧坐在车里正打着电话。这是她在案发现场打出的第四个电话，是打给李文浩的。她告诉李文浩，家里出事了，但她并没有半点儿想叫李文浩过来的意思，毕竟，在这个敏感时刻，他是最不应该出现的人。

远远地看见董昀，李慧挂了电话哭着说：“快进去看看，你哥咋着咧。”

这时，李慧身后的大门开着半扇，开着的半扇门在董昀右手边，大门门庭下的灯也亮着。为了保护现场，他像老鼠一样沿着墙根儿进了院子，看见门庭下一大片像是用东西擦拭过的血迹。这时，李慧在他的身后也跟了进来。

客厅里有一条一人多宽的长长血拖痕从客厅中央一直延伸到通往楼梯方向的大门边。

在客厅通往楼梯的大门后边，董昀看见马朝晖仰面躺在过道里。董昀凑到离马朝晖只有一米多远的距离，才借着客厅的灯光看见他脸色发白、发青，而且是铁青的那种，身上有伤，脖子特别红，像缠着一条红绸子布似的。他还不知道那是如注的血流凝结之后形成的景象。凭着在技术科勘查现场的经验，董昀判断：人已经死了。

他从楼梯间退出来，朝着李慧摇摇头，这个镜头在电影里很常见：一位医生从手术室推门出来，头微微一侧，伸手摘下口罩，然后向病人家属摇摇头。下一个镜头一定病人家属错愕、悲痛的表情，然后拉住医生的胳膊央求道：“医生，还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而现实的情况是，下一个镜头还没有切到李慧这儿，大门口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新的角色就要登场了。

关于紫藤巷凶案，现实发生的故事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它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乎我的预料，把我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P10-11

某天，和一位编剧朋友聊天。

我说，我在写一部非虚构作品，内容是山西省的一起杀人案，公安局侦查了两年多,结果抓错了人；法院审理了八年多，结果一直都无法结案。

编剧朋友听完案情介绍，他惊呼我这回终于逮住了一个“好”题材：绯闻、奸情、凶杀、悬疑、推理、仇富、暗战、枉法、纵恶、申冤……在他看来，在现代商业电影中夺人眼球的戏剧元素在这部作品中几乎被一网打尽了。

坦率地说，2014年春节，当我放弃七天长假，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北京的陋室里开始动笔记录这起案件时，吸引我的并不是什么绯闻、奸情等噱头。那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古老而沉重的主题：让沉冤者昭雪。

噱头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和我的编剧朋友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判断。这部作品的非同寻常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噱头，而是它的时效：针对法院还未审结的一起杀人案，我想提前告诉读者和法官，被告席上的受审者并非真凶，而行凶者另有他人，且案发十多年以来他们并未远走高飞。

我的主题似乎有些耸人听闻，编剧朋友沉吟片刻说：若是拍电影，我会把这个故事放到民国或宋朝的背景当中去。

我说：这就是你们编剧的智慧啊？可是，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发生在今天。

他笑笑，无语。

这本图书面世之后，一定有人会说，这是舆论在干预司法，甚至是破坏司法独立。但是，在司法独立还是一个奋斗目标的前提之下，从法治的建设到个案的公正，我们的社会还处在一个磨合期。这时，公民的参与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具体到山西翼城的“2003·10·2”杀人案，我更愿把这部作品看做是一部超越常规的辩护词。司法者在明知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却要把两个无辜的生命送上通往黄泉的道路，作为旁观者，除了惊叫和呐喊，在我可能做出的本能反应中，剩下的就是战栗了。惊叫是无用的，战栗是懦弱的，唯有呐喊能够表达我的心声，也正因为如此，在网络时代无聊的喧嚣中，我愿意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为了真相而劳碌奔波，独守着我的孤独与寂寞，最终去完成这次独立调查。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为正在办案的司法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把这些线索正式出版，也只是为了表现我对待此事的严谨与郑重其事。这部作品之所以能赶在终审判决生效之前出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法院方面将审理期限实在是拖得太长了，以至于我有充足的时间七下山西，在众多当事人那里从容地寻觅真相。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一女两男都是年轻人，女的是会计，男的分别是记者和警察。十多年前，会计准备离婚和记者重组家庭，可是，在离婚之前没几天，会计的丈夫却身中49刀被人杀死在家中。于是，会计和记者被警方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并在法院的一审中双双被判处了死刑。而那位警察是会计的邻居、同学和好友，案发后，他因为接到会计的电话到过现场并且打电话报了警。很不幸，后来，他也被卷进了这场久拖不决的案件中，并且陪着会计和记者，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八年多，一直在等待终审判决。

三个大人的案子终会有个结果的，暂且不说了。我想说说孩子，他们三人各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如今，三个孩子都已经上了中学。

在记录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我一直未曾和三个孩子谋面。但是，一想到这三个年少的孩子，我在心中立刻就升起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我想给他们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和母亲。对于落难之人，我不夸大他们的冤屈，也不回避他们的过错，我不想胡编任何一个细节，甚至一个字。我尽量把自己的观察视点往后退，一直退到一个不可能感情用事的距离，努力用一个历史旁观者的眼光分析并洞察这个时代悲剧发生的背景与根源。

我记下这些文字，就是希望这三个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有机会能够通过客观的事实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的父母。

在我的这部调查报告里，每个细节都有出处，每个出处都经过印证。即使有些事实存在多个版本，且一时无法印证而看起来又都符合逻辑，我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单摆浮搁，一一罗列。同时，这也是我对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认识和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于这部作品中的三位主人公，我希望用这些文字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被整个社会放逐的人，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在为他们奔走和呐喊。同时，我也不希望他们将来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挑战与抗拒的心理，更不要走上愤世嫉俗的道路。我只希望他们将来能平静地回归各自的家庭，走完他们原本并不曲折的爱情之路。

一切都会过去，生活还要继续。

2014年7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