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抵达朔平府，接印上任。朔平设府的历史并不长，是雍正三年(1725)才设置的，属雁平道管辖，下辖右玉县、宁远厅、左云县、平鲁县和朔州，治所在右玉县。这里本来是个荒凉的地方，又连年遭遇旱灾与风灾，凄凉枯槁，十室九空。朔州的绅士耆老联名申诉受灾的情形，我亲自到州城实地考察后，向上级请示免除或者缓征赋税，并拯救流民；共计一百四十一个村庄，被免除钱粮十分之三，延长救济一个月。
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烦心事是满营兵…闹饷。
府里的粮捕同知(知府副手之一，主管督粮和捕盗等事务)祥山，蠢得像头猪，被前任祥璋愚弄了还蒙在鼓里。祥璋离任时将库存的七千余两军饷提用了，然后拿来一些破衣烂被抵账，并请示雁平道章荆帆，将这笔钱由后任按年流摊弥补。祥璋自以为得计，但到了腊月发饷的日子，库中分文无存。满营兵到同知衙门请求发饷，祥山无法应付，旗兵们便在衙前鼓噪喧哗，眼看就要闹出大事来。
我一看发觉势头不对，这笔款子数目实在太大，不是可以随便糊弄过去的。要命的是我又是祥山的上级，而且近在同城，一旦被这件事牵连进去，受处分事小，丢了性命就太不值了。于是，我就用府库里的牙税(牙行征税)和当税(当铺征税)银两先行垫发了军饷，然后将实际情况报告了布政使庆林和雁平道章荆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清朝地方的主要官员。在清代，每个省的最高行政部门有两个，一个叫“承宣布政使司”，又称“藩司”，主管民政钱粮，长官称“布政使”；一个叫“提刑按察使司”，又称“臬司”，主管司法，长官称“按察使”。省下设府(相当于后来的地级市)，长官称知府。府下设县，长官称知县。
那么“道”是什么机构呢？“道”最初是省的派出机构，全称是某某分守道或分巡道，类似于监察区，后来也差不多演化成了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区。此外，在省城还有一些管理专门事务的道，如盐道和督粮道等，大致相当于你们现在的厅长。
有的读者会问，清朝的最高地方长官不是总督和巡抚吗？其实总督和巡抚都不是地方官员。他们都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各省总督是当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有时兼兵部尚书，而巡抚则是当然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有时兼兵部侍郎。时间一久，这些总督和巡抚也就成了位于“两司”之上的最高地方官员。
代理布政使的庆林和祥璋是转折亲，一心想代为弥缝；又担心我坚持追查不放，于是就委托太原知府王有壬专函约我到省城。
庆林告诉我：“这件案子，如果要据实办理，肯定有人要掉脑袋——恐怕您也不忍心吧。如果您只是为了兵饷，那七千两我可以设法筹措。况且这也是巡抚申启贤大人的意思。”
我说：“只要军饷有着落，兵勇不闹事，我又何必做这个恶人呢？”
庆林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一起拜见申启贤巡抚，说起这件事，庆林佯装不知情，我也就不揭穿。
庆林让章荆帆帮垫二千两，理由是章荆帆不该批准此事，还说巡抚大人得知后大发雷霆，如果不迅速堵上这个窟窿，一定会受到严参——至少是革职处分。章荆帆为人小气而又贪钱，可是很胆小，被庆林这么一吓唬，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可又不敢不乖乖地掏腰包。P6-7
1968年，69岁的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城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题为《美丽的日本和我》的演讲。若干年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合，川端康城的同胞大江健三郎如法炮制，题目是《暖昧的日本和我》。今天，我也学学当代人，赶一赶时髦，将这篇后记命名为《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先说一说纠结的时代。
按中国历史的逻辑，大清朝没有灭亡的道理。
在中国，一个王朝的灭亡，总是源于皇帝的失政。皇帝的失政大抵有以下几种：一是暴，如秦二世和隋炀帝；二是昏，如汉灵帝和宋徽宗；三是弱，如汉献帝；四是懒，如明朝的万历和天启——明朝实际上就亡在这两个人手里。
这四种皇帝，在清朝一个都没有。清朝十二帝中，没有一个昏君——包括慈禧；也没有一个暴君——除了文字狱外，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暴政，至于勤政二字，清朝皇帝更是当之无愧。
纠结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是亡国之君的清朝皇帝却做出了只有亡国之君才能做出的事情：一是卖官鬻爵，以捐输为典型；一是横征暴敛，以设立厘局和铸造大钱为典型。
我在大清官场三十年，目睹腐败像瘟疫一样，从下往上蔓延，从州县官员到司道官员，再到封疆大吏，到最后大清官场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这就是“鱼烂”——从里到外发出阵阵恶臭。
然而，如果仅仅是如此，大清王朝或许还不至于灭亡——中国历朝历代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幸的是，小农经济的大清碰上了工业时代的外夷。
劣势，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枪炮不如人，军舰不如人，指挥不如人，生活用品不如人，生产设备不如人，社会组织不如人……
变，还是不变？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困局，大清朝更加纠结。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主张“变”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辛亥之前，麻木因循的人还是比支持变法的人要多得多。
可是，尽管纠结，尽管并不太乐意，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还是发起了宪政改革——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有人或许会说，清末新政相比于日本明治维新，不仅时间上晚了三十三年，效果上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在不值一谈。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认真读过中国的历史。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儒家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是埃及的金字塔而不是罗马的圆形大剧场。
在大剧场式的社会里，台上与台下高度相差不大，舞台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上台与下台转换的频率很快——没有人永远在台上，在台下的要上去也很容易。但有一条，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遵守秩序，否则就会乱哄哄的。乱哄哄的，对台上台下的都没好处——看的看不了，演的演不了——所以，人人都很自觉地遵守秩序。
金字塔式的社会则完全相反。塔尖与塔顶高度相差悬殊，越往上容纳的人越少，到塔顶更是只能容纳一个人。塔顶的人希望永远在塔顶，下面的人则拼命地往上爬，不停地爬，倒下了，再由儿子孙子继续往上爬。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所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意味着失去机会。所以，在金字塔式的社会里，虽然每一个层级都有一套所谓的制度，但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包括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在整个金字塔上，能够超越制度是一种实力，也是一种荣耀——塔尖的人超越所有制度——除非塔底有人铤而走险，将整个金字塔推倒。
旧的金字塔倒下了，新的金字塔很快又竖起来了。中国社会就这样周而复始。
中国社会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要推倒金字塔，兴建大剧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关它的艰巨程度，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你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经济已经相当地发展了，教育也相当普及了，对于政改却始终慎之又慎——这就是明证。
如此看来，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圣母皇太后慈禧的勇气——当然，或许也有无知者无畏的成分在里面。1901年，慈禧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实际上就是挖金字塔的墙脚，打下大剧场的地基。从这个角度讲，清末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其意义超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辛亥革命一场飓风袭来，墙脚松动的金字塔轰然倒下，理想的大剧场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光绪和慈禧死后有知，怎不纠结？
说完纠结的时代，再来说纠结的自己。
人是一种哲学的动物，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有价值。《左传》云：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人关于人生的最高理想——当然，能够同时做到“三立”的，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找不到几个。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立德、立功、立言任何一个方面有所建树，就足以青史留名。
很遗憾，立德、立功、立言，我是一项也没有做到。
首先说立德。中国的官场历来是最污浊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污浊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清白君子。比如杨震，比如包拯，比如海瑞。而我呢？一方面，我不屑于蝇营狗苟贪污自肥；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把自己弄成苦行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一方面坚决拒绝贪污受贿；另一方面，对各种陋规又坦然受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既没有像我的很多同僚那样享乐于当时，又不能像杨震、包拯和海瑞留名于后世。
纠结！
再说立功。常言道：乱世出英雄。从道光到咸丰再到同治和光绪，正是中国历史从治世到乱世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一个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可谓英雄辈出。而我呢？虽说也曾有一腔济世救民的抱负，但既没有做大事的雄心，更没有做大事必不可少的忍心，对于天朝帝国的未来，更是远不如郭嵩焘、郑观应等人看得准确。
所以，在大清官场，我虽然忙忙碌碌，甚至可以说殚精竭虑，但结果却一事无成。我的奔走尘劳在现在看来，几乎已没有任何什么意义。
纠结！
最后说立言。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我这一生，几起几落，肯定不算达。穷呢？也似乎谈不上。这就注定了我在文学上的半吊子结局。苏东坡谪居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纪晓岚遣戍伊犁，也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我虽然也曾遣戍军台，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回顾这一生，虽然也曾主讲金台书院，虽然也刊刻了《时晴斋诗赋全集》，但是文与身同腐，没有能传之久远。究其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自己心中不空，在诗人与官员两种角色间左右徘徊，结果是仕途坎坷而文章无成。
纠结！
纠结的时代，纠结的我，这是大清王朝的悲剧，也是千古文人的悲剧！
首先声明，这是历史，不是穿越！如果有谁对道光和咸丰时代的大清感兴趣的话，我就站在这里等你们穿越过来好了——前提是你只能一个人来，否则，就有可能掉脑袋——洪秀全不让男人和女人住一起——拿过证的也不行。
我叫张集馨，嘉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辰时(公元1800年4月22日上午7时至9时)生于江苏仪征的家中老宅。据家谱上说，我是张飞的第N+1代子孙。我的家庭关系有点复杂，为了便于现在的读者理解，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名叫张式封，有兄弟五人、妹一人。我八岁时，母亲吴氏夫人去世；十岁时，父亲娶继母许氏；二十岁时，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前，将我过继给四叔，四叔因为家里穷，终生未婚，这样我就成了四叔的继子。我三十五岁时，我的五叔因为年老无子，让我兼祧两家——同时继承两家宗祧，兼祧人不脱离原来家庭的裔系，兼做所继承家庭的嗣子。后来，我的五叔虽然有了亲生儿子，但也没有再把我退回去。这样，我就在亲生父亲之外，还有一位继父——书中称“继考”，和一位兼祧父亲——书中称“兼考”；同样，在我的母亲之外，我另有一位继母(是我父亲的续弦，而不是我继父的妻子，我的继父终生未娶)和一位兼祧母亲——书中称为“兼慈”。
我的婚姻在现代人看来也颇为复杂。十七岁时，我聘定李氏，就在结婚前两个月，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病死了——如果讲命相的话，这可以算是我克死的第一个女人。我在二十八岁时才正式迎娶了第一任妻子黄氏；十二年后，黄氏去世。过了两年，我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邵氏；八年后，邵氏也去世了。除此之外，我还娶了三个侍妾：一个姓王，叫绣佛；一个姓谭，叫秀英；还有一个姓祁，没有名字。邵夫人去世后两年，我将绣佛扶正为第三任妻子。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六个女人都先我而去。
但这复杂的婚姻在当时却是寻常不过的。不过，我的后代倒是非常简单——所有这些女人也只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张兆兰，邵夫人所出。张兆兰后来任职于总理衙门，官运比我更不济，著有《瑞荪轩随笔》《泉缘汇珍记》和《槐荫客话》等。我名下虽然有一个女儿，但是过继自三弟的，后来嫁给了李鸿章的长公子李经方作继配。
1829年(道光九年)，我在而立之年科举及第考中进士。此后八年，我在翰林院悠游岁月。1836年(道光十六年)，我外放山西朔平知府，开始地方官生涯，后来又历任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等职，直到1865年(同治四年)因病致仕。
三十年中，我任职八省，耳闻目睹了种种官场丑态。我自律，我敬业，我勤奋，我殚精竭虑，我奔走尘劳，我为大清王朝出生入死，但终究没能挽回它的衰落。不仅如此，我还几次遭人陷害，几次被免职。我的仕途以从四品开始，以正三品结束，在从四品到从二品之问上上下下，可谓一波三折。
时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所服务的王朝早已灰飞烟灭，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的物质形态，和我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可是，我又发现，在变化中，仍有很多东西其实变化并不大，或者说古今一辙，比如“权出于上”“政以贿成”等。
因为这点小发现，我一时心痒，带各位到大清官场走一遭。
《我在大清官场30年》以清代官场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为蓝本创作，是清朝要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也是其任职其间所经历的大清官场人事浮沈的敏锐观察及看法之记录。张集馨的年谱比官场小说更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写道咸历史时都多次引用本书，其对大清官场的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原著以文言写成，虽然文笔清丽，但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亦非易事。《我在大清官场30年》将张集馨年谱易文为白，删繁就简，将史实重新连缀成文。《我在大清官场30年》为“口述历史”风格，不戏说，不歪曲，语言生动，故事性、知识性强。《我在大清官场30年》作者将历史材料以活泼风趣的语言进行加工，可读性很高。
黄云凯编写的《我在大清官场30年》是一本揭露官场吏治腐败丑态的个人史，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大清官场权力的层层牵制、政令懈怠、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的乱象。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真实官场日记！
实录政以贿成的腐败制度、寡廉鲜耻的官场宵小、内忧外患的政治变局！
一代名相、死磕派、大老虎、官痞、纨绔子弟、将帅兵勇、番邦夷人……一部官场生态白描本！
从“读圣贤书，初心不负”到“用黄老术，唾面自干”！
写尽一位仕途坎坷、洁身自律、敬业务实的地方官员在统治体系中的尴尬与悲凉！
黄云凯编写的《我在大清官场30年》是一本揭露官场吏治腐败丑态的个人史，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大清官场权力的层层牵制、政令懈怠、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的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