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一行的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从安康汉调二黄演员杜建德的回忆中即可以看出。当时铁路还未全通，首站西安，一路迤逦竞达十日之久。程先生除了带他的秋声社在各地巡演之外，还特别注重演戏之余对各地戏剧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们都知道，程先生在1932年声誉日隆的时候，曾做出一个大胆而令人不解的举动，就是自费去欧洲考察戏剧音乐。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数万言的报告，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但现在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依然新锐，并不过时。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怀着不平凡的想法。因此他到西北来，依然是学者工作的一个继续。第二次西北考察，他的脚步最远到达新疆喀什，成为第一位发现维吾尔民族古老的十二木卡姆音乐的人。这一时期他马不停蹄地继续在山东半岛、江苏、武汉，甚至苏联、捷克等东欧国家考察。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我之戏剧观》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这番来西北，依然是这样的思想考量：“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旧剧，显然是从本位下降了。许多的技术和特点，随着故去的演员们，一批一批地埋到坟墓里去，京剧是如此，各种地方戏也是如此。所以然的原因很多，但在过去半殖民地的情况之下，和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化相接触，因而激起一阵盲目崇拜西洋的风气，轻率地忽略了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遗产加以慎重的批判接受，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原因。中国旧剧的特点，很有些人称它为‘象征的艺术’，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中国戏剧的历史，很明白的可以看出，中国戏剧表演技术的构成，并没有丝毫象征的动机存在。一切原来都是从写实上出发的；但是中间却经过一番舞蹈的陶＞台，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近些年来，许多人都试把直接写实的方法，渗入到旧剧里去，结果新的道路并没开好，原旧的道路也模糊了。现在应该及早觉悟回头，总还不算太迟。我立意要调查全国各地方戏剧，目的即在此。”
有趣的是，有一个小插曲，竟成了程先生这两次来陕的一个“链接”。
程先生在北京和金仲荪、焦菊隐等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是出了名的，因此他也是一位戏曲教育家。他办戏校的目的很明确，而且也很具有现代观念。1949年11月24日，在西安各文艺界团体举办的欢迎会上，程先生为大家讲了他创办戏曲音乐研究机构的一些情况，其中就涉及为什么要办一所戏曲学校，他说办戏校的目的是“用新的方法来造就新的人才，使他们一方面有足够水准的技术，一方面也具有现代思想，好来担任京剧改进的工作”。
他的这番话，恰恰给当时一位负责文化等方面工作的领导听到了，他立刻找到程砚秋，委托他回京以后找教师来陕，给陕西办一所同样的戏曲学校。这位领导不是别人，就是习仲勋。
所以，当程先生隔数月第二次来陕时，习仲勋请他们吃饭，一见面二话不说，即向他道歉，起因就是办戏校的事情。《程砚秋日记》中说：
7月22日，移招待处，马健翎、秦川来代搬行李，表现很好。习仲勋主席请吃晚饭，表示不办戏校失信的歉意。
那时候，习仲勋因为忙于西北军政事务，暂无暇顾及办戏校的事情，所以才当面致歉，因为程先生真的在北京为此事奔波过。
从历史上看，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对中国戏曲进入近现代以来的面貌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自明末清初，文献中有关梆子腔、西秦腔二犯、秦腔的记述屡见不鲜，而这样重要的声腔，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西安还有没有可以找到的痕迹？现在的京剧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这是程砚秋在这一个时期搜集资料，急切期望解决的问题。
王吟秋，程砚秋弟子，第一次西北之行，他就跟随。1981年10月，他还清晰记得师父跟西安戏剧界权威人士封至模探讨的事情。
西安有一位戏剧界的权威人士——封至模老先生，他本人善唱秦腔。程师在西安期间，封至模先生经常来看望程师，见面后，两人总是谈论各种戏曲艺术，互相研究，互相探讨。
封至模，陕西蒲城人，早年在北京读书，喜欢京剧，票友，后返回陕西，历任易俗社教习，带来革新的观念，对戏曲深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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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倒没有什么多的行李，一个铺盖卷、几个纸箱子的书、一辆三轮车，然后就来到骡马市一座大楼的顶层上借居——那是西安市文化局给我的一个暂时的居所。十多年后，当我离开那个单位很久的时候，再想起那个居所，才猛然发现自己是被一种很深的力量牵引过来的。
那地方，在1949年前是西安最有名的梨园会馆，而它现在又被我重新提起，是因为它对于我，对于陕西的戏剧，当然，首先是对于曾经被称为“秦腔”的汉调二黄，显得十分十分重要。因为这个缘故，2006年我和我的一支纪录片摄制组穿越风雪，来到安康调查戏剧，我自己就被汉调二黄深深地吸引了。
梨园会馆已经了无踪迹，繁华喧嚣的骡马市的改造，早把它曾经的面貌磨蚀得干干净净。幸而还有陕西戏剧界的多位前贤，抄写下了其间的几篇碑文，抢救下了那里的几块石碑，这才揭开了汉调二黄几欲被湮没的历史。
这是很令人欣慰的、幸甚之至的事情。所以，当我终于打听到那块石碑的下落，从尘封的书架底下把它小心翼翼搬出来的时候，竟一时激动无语，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从这块石碑的碑文开始，我们展开了对汉调二黄的追寻。这也是本书的一个角度——从汉调二黄的历史来看汉调二黄的现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上百年来，汉调二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汉水之滨的小城和乡野中风情荡漾，传唱不息。“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西皮、二黄、胡琴、吹腔、还有那袅袅的昆腔从抖动的水袖下漫过耳际，这就是古典中国延续到现时代最华丽的图景和声音，它们已牢牢地嵌入先辈也嵌入我们的心灵之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沉默的大多数”最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伦理道德、文化心理、修养学识，很多来自古典戏曲。即便是近代戏曲改良运动中对传统文化怀疑最深的新文化学者，也说：“有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他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教育家。……你道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唱戏的事啊！”（陈独秀语）
如果我们从舞台表演的任何一个时分、任何一个角度去取景，它都是“上相的”，都是一幅美的图景。我们的摄像师爱讲构图，而中国戏曲的舞台，着实令他百思不得其解：镜框、留白、造型、色彩、前后景，为什么会如此协调一致，令人愉悦呢？“疑从魂梦呼召来，似著丹青图写出”，这情形正如白居易这句诗所描述的那样，如诗如画如魂梦。
本书的最后一章谈到保护我们古老的文化，其中有我对现实环境中存在的古典文化，尤其是山林田野之中、贩夫走卒口上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的根本态度。可喜的是，“非物质文化形态”这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正被大众逐渐接受，我也成了融入这潮流中的一员。
尽管关于汉调二黄的来源还存在多种说法，但无可辩驳的是，它确实在关中故道上十分流行，它是乾隆年间的秦声秦韵。换言之，它的重要性也表现于此，在中国戏曲花雅相争最关键的时代里，它扮演了执牛耳的角色，通过汉水这个通道，融合南北，并直接催生了京剧的诞生。如果说中国戏曲犹如造山运动，一定会有京剧这座“珠穆朗玛峰”拱起的话，那么汉调二黄便是喜马拉雅运动中最重要的推力。我希望在本书中传达出这样的认识，让更多的人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
在几年探访调查的时间里，我自己也对汉调二黄有了更多了解。老艺人邢大伦从关中的周至老家跋山涉水，翻越秦岭，来到安康城，在这里扎下了根，似乎可看作是陕西二黄在它最后的辉煌年代里的一个象征。当然，还有比他更早的，比如乾隆年间的紫阳蒿坪一座乐楼上留下的依稀痕迹。这些都使我获得了对陕西戏剧文化面貌新的认识。假如让二黄再返回关中，它一定会使人想起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是的，只要关中的人做到“笑问”，也就令人满足了。
秦腔研究是一个大系统工程，本书可以说是一次尝试，然而时间很紧，我又有自己的工作，身心两用，有时充满疲惫、艰辛，但是却也充满乐趣。我也想过放弃，但是因为编辑诚恳的态度，以及自己多年来的兴致，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很欣赏一位女诗人的几句诗，把它写在这里，但我稍做了改动，以表达我对所有古典文化未来的期待：
涅槃后那片浴火
在霞光展露之际平静如初
只是那晚的凤凰不再哀怨呜叫
她已展翅而翔集九天
如果有重生的话，汉调二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努力下，终有安身立命的归宿，那将是中国文化的一件幸事。
写这本书的时候，窗外花开如海，芳香扑鼻，令人怀恋；书稿完成后，转身回望，我要向以下这些人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安康的戏曲史学者束文寿先生，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本书。他是我在这条路上的老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依然记得每一次彻夜长谈，大街小巷的走访。他在北京、山西、浙江、台湾、宁夏、甘肃、青海、四川、湖北、广东、江西等地实地考察的身影，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我依然要写到我的父母，他们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相携从乡下来西安看病，他们的步伐明显缓了。这本书的开篇，正是我在母亲的病床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推进，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成的，从此坚持不懈。
我工作的单位亦是一个很好的所在，除了工作之外，我尚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感谢我供职的单位，是多年的领导给了我宽容和理解，我也是在这里得以展开我的调查。如若不然，我或许仍是秦腔剧团的一名工作人员。
感谢那些采访中遇到的老艺术家、学者以及帮助我的人，因为要写这本书是对他们的一个承诺。在我近十年的采访中，他们给予了无私的奉献，我必须要完成它。
感谢妻女，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助手”。她乐此不疲地给我把一大摞参考书抱来抱去。现在，我和她坐在一个大书桌的两边，她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我反而成为她的“助手”，几乎同时，我们都完成了各自的“作业”，她如愿考上了自己喜欢的高中。我们各自做“作业”的时候，正是西安罕有的最酷热的夏季，妻子一个人在外面奔波，为我俩做生活的有力保障。
当然，更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建明先生。我记得是一个午后，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和他在街上一边散步，一边说起秦腔这个话题，他一下子就把这当选题抓住了，让我写出大纲。然后，这个选题得到了陕西出版基金的资助，再然后，这本书将和可爱的读者见面。无数的话语涌至嘴边，真是说不尽的谢意！
焦海民
2014年9月
焦海民著的《秦腔（1807年的转折）》据当前中国戏剧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围绕乾隆时期的秦腔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陕西地区流行的梆子腔秦腔与乾隆时期的秦腔有什么区别？梨园会馆碑石上的两个年份（即乾隆45年和嘉庆12年）的变化是否预示了什么等问题．以陕西地区戏剧活动为背景，以前秦腔、后秦腔中涌现出的戏剧名角为中心，通过文学化的叙事、故事化的表达，展开一个个翔实、生动的故事．不但通过故事折射出时代对文化的要求与促进，艺术对时代变革的反映等一系列面貌，还向世人揭示了“京剧出自陕西”历史事实。
西安骡马市梨园公会，一块清代石碑揭开古老秦腔的秘密，那是中国戏曲漫长历史的一次转折，她虽经岁月磨洗，但是却让历史重放荣耀。她是曾经流传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古老戏剧，她是乾隆年间的秦声秦韵，正是她，催生了京剧声腔西皮二黄的诞生，因此京剧主要声腔来源陕西。
然而在并不遥远年代里，它却被深深地湮没。现在，她是陕西省的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她究竟是什么，她又在哪里？渭水岸、汉江边，古老的戏曲从古唱来，京腔、汉韵、陕二黄，一代代的演员把梦想传承永续……
打开焦海民著的《秦腔（1807年的转折）》，一起来感受秦腔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