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景吐绿。天成和谐家园
金钩树深藏山水之间，是一处袖珍型小山村，开门即见山，抬头满眼绿，伸脚即下水，山水相宜，天人合一。
村庄坐北朝南。山是该村人挺起的脊梁和腰杆，是该村人延续发展的龙脉。南面“门口山”，高不过百米，如一道照壁横亘于前，上山杂柴下山毛竹，一年四季翠绿怡人；东边“后底边山”高过百米，连片竹林涌翠浪，沿着陡峭的山坡碧及天际；北方“田干山”，高约百米，如一道城防，忠实地护卫着村庄。山顶有处平缓狭长深坞，村人名之“船槽”，土地非常肥沃，传说是山斗村的北向门户。
相对于山区而言，金钩树村山场并不多，山低一面坡，不藏山。但村人很会打理，十分善待山场，高山茶、中山竹、低山茶的结构格局和谐得体，循环利用，既美化了生态，又保持了水土，更清新了空气。
更令人叫绝的是，金钩树村西面沿河边，目之所及尽是青青翠竹，这是大自然，也是村人的得意之笔，用“一道绿色屏障”、“一道靓丽的风景”都难以表达这片竹林的神韵。看，微风起处，竹浪翻滚；听，风声乍起，竹涛悠扬。竹浪倒映在清流中，竹涛融进了水流声。置身于此，诗人、画家、歌唱家的创作灵感会随竹浪竹涛涌动；老总、官员、劳动者也会生发出许多感慨来。竹林、溪流之间，还有一排固沙土、挡风雨、美环境的杨树，夏秋季节，鸣蝉在杨树林中唱之不停。
金钩树就安处在这样一个宁静、和谐的风水宝地中，早些年村庄四周还被茶园、果木林簇拥着。水竹、金竹、桂竹应有尽有，板栗树近百棵，大的五六人抱，全村产栗数万斤。青柿、红柿、炭柿品种齐全，还有一棵大“乌柿”树，粗达三人抱，高达二十多米，如枇杷大小的小柿挂满枝头。但树太高，十分难摘，大多成为飞乌的美食。
水是金钩树的血脉，先人筑坝挖渠，开辟了里外田干数十亩良田：后人修建藏坞塘水轮泵，又将中溪滩、后底边早地茶果园变成了稻田。鳖石潭深不可测，是村民好泳者的天池；溪滩嘴“玉兔石”，砥柱中流望明月。坝头水埠，多少人间真情、乡风俚语在这里摇晃，古老的水碓轮转出一个个美妙的传说。村人从藏坞、从河对岸山引来山泉，叮咚在水缸里，甜透到心里。整个村庄就是一幅山水画，一首田园诗，一支和谐曲。
村人至善。秉承和贵村兴
金钩树村小宗族少，早年只有陈、程、黄三姓，虽已数百年不见黄氏后裔，但原大岭的一块路牌记载，“大岭”主要是黄家修的。近几十年内，村内又多了安庆来的何姓，婺源来的詹姓。现在4姓32户120多人居一村，和睦相处，勤劳兴村。
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安的人和传统，打造了一个文明、整洁、德善的村风。多少年，多少代，金钩树以安全、友善编织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神话。
现称“屋址”的当年上村，开有肉店。不知何朝何代，上村没有逃脱一股逆军的兵燹之难。传说下村当年有位武士，武力过人。太平天国年间的一天，一股叛军巡视小道到达大岭头，名叫“顺仂”的武士慌忙中拿起两只长柄粪筒舞将起来，叛军以为铁锤，直吓得目瞪口呆，屁滚尿流，拔腿撤兵逃路。
上、下村被烧破灭后，中村也仅剩下两三幢房屋，即程氏之“上屋”，陈家之“众家屋”和“边屋”。“众家屋”三间两进连体，天井一侧开门，堂上挂有“福”匾，传为降水降火祈福之用，“福”旁一对联日“金炉不断千年香，玉盏常易万岁灯”。“众家屋”天井西进一门，又一小三间屋，亦有小天井、无楼阁，日“学堂”屋，由此可见当年村人对教育的重视。就如年高70多岁的老年人，都识得不少字，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金钩树村已走出6名大学生。
金钩树过去有个兴会好传统，对祖先非常敬重，组建“清明会”，专辟“清明会田”，挨家轮种，轮到之年，牵头确定日子，准备好鸡鸭鱼肉、饭，还有120索纸钱及香、纸，大家一起扫墓、插钱、修路。同时还有“五年两头”的平安会、除夕夜吃“蒸齐饭”，祈求避邪保平安、百年长寿、洪福齐天。
金钩树虽偏居一方，但能海纳百川，善于对外交流，通过婚姻嫁娶，人员流动涉及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山东、贵州、浙江、北京等省市，村中唯一的詹姓与我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是本家，其曾祖从婺源詹村迁移来到西田深山叶坟，其祖父詹天财与詹天佑同辈，其辈和父辈排行“起”、“启”与詹天佑孙子辈一致。其子还到北京青龙桥拜谒过詹天佑墓和塑像。
金钩树的故事说不完，金钩树的故事还在新鲜出炉。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该村村容村貌、卫生条件的进一步改善，随着村民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金钩树村自然生态、人居环境必将更加和谐，金钩树的明天一定是游人如织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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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一个三面环山、一面绕水的山村，这个村既小又大，小的是只有20来户人家，百来号人；大的是名气大，世界瞩目，是因2005年这儿发生世界第9例、中国第3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据说是快速处置做得最好的，引起世卫组织高度关注，并亲临调查，小小村庄，一下子引来了各地的记者，引起了世界的目光。这就是我的故乡金钩树。
金钩树就是我的根和源，我与这片土地朝夕相处了20多年。山区农村里所有的农活我都很熟悉，就连做砖瓦、烧砖瓦窑，车水、守玉米，放排、挑婺源担等也都经历过，还被生产队派去修建休(宁)婺(源)公路、皖赣铁路，这些无疑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当然也成为我后来散文写作的有力素材。
我的求学经历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1966年，小学毕业时，全班6人中，我的成绩是第一，却因家庭兄弟姐妹多，经济拮据而未参加升学考试，在路边放牛时眼睁睁看着老师带着4位同学去考试，后来据说考取了2位。我成了一个放牛娃，生产队做活从1分工分做起，慢慢升至1分5、2分、2分5、3分、5分、8分、10分，8分是女工封顶分，10分是男工满分，年底分红高年6、7分，低年3、4分，即10分工分得6、7毛钱或3、4毛钱。1968年，学校复课，66、67、68三届同堂，我死吵硬赖着要去读书，结果没有读什么书，主要是支农改造河滩成良田。所谓书，仅几张飘来飞去的讲义而已。一气之下，回家不读了，每天还能做个3、4分，挣个工分粮，好歹勉强能糊活自己。
1970年冬，听说五城中学有名学生被招工了，又激活了我们的求学神经，吵吵嚷嚷着要去读书，绝非冲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去，但不排除要跳出农门。谁知这边保证自己的口粮工分自己做出来，那边校长却不让我们插初三年级，连插初二年级都不松口，甚至初一年级的门也给堵死。绝望中，是山斗小学附设初中班收留了我们村中3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都17、18岁了，才读初一，有两位同学的大哥是我小学同学，有一个都参加工作当老师了，我们从田间地头跑来坐在教室里，黑不溜秋的，确实有点尴尬。初一读了一两个月升初二，前两年，初中到高中先是直升，后来考试二取一，到我们是十取三，成绩、政审，差丝毫都行不通。结果，高中毕业，还是一样回家拿锄头杆。更气人的是，那时，提到知识青年，就一定是上山下乡的，与我们回乡的不靠边。好在我的初中语文朱老师推荐我先当代课教师，后当民办教师，学校学的那点东西多少还派上了一些用场。1977年冬恢复高考，从老三届到应届，十二代高中毕业生同堂竞争，加上各大城市下来插队的知青，那真叫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虽然如愿考上师范院校，省钱，不愁分配，但二十四五岁了．人家早事业有成了。而到了学校一看，40岁的都有，老子上大学，儿女上中学竞有好多位，多少又让我释然了些。 我的工作同样有点不尴不尬，大学毕业后，原先好好地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后来竞莫名其妙地被调到自己的母校五城中学，在那一待就是10年，从初一到高三，主课语文，副课政治、历史，任务最重的有三年，从初三和高一语文，到高二和初二语文，再到高三和初一语文，备课、上课、改作业、批作文，整天忙得团团转，甚至闹过上课拿错课本的笑话。
工作并快乐着，这就是我的快乐工作法，再苦再累都能找到其中的乐趣。于是师生融洽，教学相长，并能挤出午间、晚间时间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一些老年人成了知心朋友。正是那时，偶有一些徽学方面的小文章见诸报端。同时，也为人写过一些新闻稿在广播中播出，在报刊上露面。到了宣传部门后，主要工作抓新闻，把方向，强队伍，攻重点，抓上稿。打铁先得自身硬，大稿、重点稿、特色稿必须拿出独自的看家本领．一要确保上，二要确保上个好位置。遇到适合的素材，也从文学角度去表现。农村老话说，“老了学结猪”，意即年纪大了学这门手艺太迟了，难学会。于文学，我恐怕就是有点老了学结猪的味道。看的多，动手少，而且都是一些豆腐干，剪报下来散在哪，被妻当作废纸送人垫鸡窝。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吃过几年文联饭，现在仍在作协，不说般配，总要对得起这份职责吧。因而呈现于读者诸君面前的，依然是这样一些不伦不类的文字，侈谈是文学，更甭说是纯文学了。
文学这玩意儿真是既简单又复杂，既容易入门又行进艰难，尤其是在唱歌跳舞、打牌游戏、摄影垂钓方兴未艾年代，真正静下心来搞写作的人，无疑难成比例。对于这块净土，我这个半路出家之人，算不上坚守，也无显绩，无权遑论文学。但无论怎么说，权当是习作，权当是对休宁文坛的一份情感，故结集留存。集中所选作品属于游记、散文、随笔之类．大多篇章是反映家乡、反映休宁的山水乡村的，用句时髦的话，也算是“乡愁”吧。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爱”，我爱人生，我爱自然，我爱故乡，我爱横江率水齐云山，笔触所及，无不充溢着爱，正所谓“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沉”。
我和陈吉祥都为七七级大学生。就人生履历而言，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
除了这，因为不同的原因，都曾年少失学；高考前，都教过小学；大学毕业后，又都教过中学；然后，又都进过机关；再然后，又都曾在基层文联、作协“任职”，这些人生轨迹都很相近。
认识陈吉祥好几年，都不知道他有一个七七级大学生的读书背景——而且还不像我这样是后来扩招进去的，正规的本科生，有学位。这大概同他为人低调，就连说话声音都低低的有关吧。知道他是七七级大学生，是一次在车上他不经意间提及的。说实话，听到时我有点吃惊，他是七七级的?不大像呀。毕竟七七级大学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头一批，积十二年未考之社会青年的精华，是时代的幸运儿，在社会上多少都有点天之骄子的感觉。至少，与人相处，自我感觉良好仿佛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是一个变动巨大的社会所赋予这一拨人的地气和底气。
他真是太低调了。
这同他信奉的人生哲学有关。且看他自述：
似乎与生俱来，就不是一块文学的料子，何况是一个大山里的放牛娃，从小仅念过课本上的那几篇文章，要说读小说，小学六年中，那大概就只有《烈火金刚》了；中学时，印象中恐怕是《红岩》。至于散文，那基本没有什么想得起来的。现在要出一本作品集，在我的潜意识中，仍然是一种莫大的奢求，我甚至怀疑这并非文学，而仅是对人生履历的一个大致回放，是一堆文字的积木而已。
祖宗八代务农为生，在我的基因中，根本寻觅不到文学的影子。因所处年代缘故，在断断续续历时八年半，稍微正规的上课不到三年的中学年代，自认为理科比文科要过硬一点。但在恢复高考时，又鬼使神差地报考了文科，或多或少触碰了古今中西的文学门槛，却无论如何激起不了我多大的兴趣，重点偏向了汉语甚至方言。
古人云：“文如其人。”如今，我彻底地服了这句哲语，无论如何，我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了，因囿于始终与我相伴的“与世无争、与人为善、与时俱进”的“三与”处世哲学。
祖训言：“人只有第七，没有第一”，言下之意，做人要谦恭，莫傲慢好出头，换言之，要做矮子，莫做长子。因为，“山外青山楼外楼，更有英雄在前头”。故从我懂事时起，我总是有意无意间学着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从没觉得一个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初高中一个班长有何值得荣耀。走上社会几十年，由于淡漠、从不争名夺利，在某些方面吃了亏。不过，我倒以为古人“吃亏是福”非常切合我的人生，因为，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是要讲求平衡的，不然，《老子》“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句话就难成为千古名言了。这里面，主要还是一个心态问题。所以，与世无争于我而言，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回避矛盾的处世态度，而是一种向往、超然达观的处世态度，和谐社会就需要这种心态。
与人为善是我坚守的第二条人生准则，父母那“要路路栽花，不要路路栽刺”的教诲时时在鞭策着我，而且他们那与人方便、周济更穷的人、为人孩子治病从不收取分文、己有福与人同享和人有祸与之同当等善举德行，潜移默化，铭心刻骨，引导着我的一生。孟子曾日“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可见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更是我们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必备素质。与人为善，要大气大度，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就不要去在意计较恩怨私仇，毕竟冤冤相报何时了。与人为善，多做点事，少些人际间隙，社会就多一分和谐，“将相和”、“君臣和”、“干群和”的优良传统就会代代相传。
但是低调绝不是不作为，陈吉祥的第三“与”是“与时俱进”，他信奉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作文风格，从不无病呻吟。作为一名业余作家，他有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倾听时代足音，呼吸时代空气，把握时代脉搏，歌颂时代进步，并关照人生，关心自然。他的文字确实是朴实的，但也是活泼有趣的，有些文字还不失幽默，像那些仔细翔实地描述“农事诗”的文字，如插秧、耕田、耙田、教牛犊子耕地耕田、车水，不是深得其中三昧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而《与蛇共舞》《与阎罗照面》《与鸟同歌》等一组文字，在对往事的抒写中，幽默的情调自然而然地浮现了出来。只有机智的人才懂得幽默。
陈吉祥为人是低调的。但心有浩然气，为文不低调。
祝贺他将自己的文字结集出版。
陈吉祥的随笔散文作品《弯弯的金钩》中的文字是朴实的，但也是活泼有趣的，有些文字还不失幽默，像那些仔细翔实地描述“农事诗”的文字，如插秧、耕田、耙田、教牛犊子耕地耕田、车水，不是深得其中三昧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而《与蛇共舞》《与阎罗照面》《与鸟同歌》等一组文字，在对往事的抒写中，幽默的情调自然而然地浮现了出来。只有机智的人才懂得幽默。
《弯弯的金钩》是作者陈吉祥的随笔散文作品集。书中精选了作者多年来创作的百余篇随笔散文，内容以作者钟爱的徽州乡村、山水、名人、家人，作者游历的山川、名城，作者的传奇经历和种种感悟为主。内容丰富，结构合理，语言简约流畅，富有感染力。作者取材自由，笔法灵活，对于所到之处的人、物、景有独到的看法与感受，通过随笔散文抒发出他对生活的感受，真率清晰地展示出他的精神世界，表达出他对大好河山、美好生活、绚丽人生的礼赞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