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有所得》,有“读”有“得”,“读”“得”并举,宗旨明确,特色鲜明。它将在引导社会阅读风气、培养人们阅读习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以自己的文化品格和编辑质量赢得读者,让阅读此读本成为学习生活中的一项选择、一种习惯。
这本由朱建纲编写的《读有所得(43)》是第43辑。
这本由朱建纲编写的《读有所得(43)》是第43辑,收录了《今人一得:善难恶易》、《多得一点:可能被误读的犹大》、《爸爸,我们去哪儿?》、《今人一得:“熬”之况味》、《凛冬》、《我的心,你要沉着》、《张学良禁赌》、《骨鲠之臣方孝孺》、《曼德拉的勇气》、《童话之外的格林兄弟》等作品。
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再发明再创造。
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
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先军用后民用,久而久之,中国就能丢掉西洋这个拐棍,“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
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魏源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天文历法成就远迈西洋;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于西土;至于指南针、计时器,更是创自中土然后西行。如果只就事实层面而言,这些说法确乎为事实,只是从文明交流心态说,这种认识无疑像阿Q一样,是一种自嘲,是一种“祖先炫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白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伺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