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的藏地史诗。
阿来十几次深入藏地,查阅数百万字史料,积五年之力重磅力作。
半年七次加印,全新修订再版,精装呈现。内容更臻完善,纸张、版式、体例面貌一新,品读与收藏性俱佳。
新增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读后感《我读<瞻对>》,盛赞:这实际上是政治教科书!
新增阿来独家回应《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点明此书写作缘由,回复此书所引发的广泛热议。
新增两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麦家在塞尔维亚第59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的对话,感受作家写作对世界深刻的善意。
《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以生动的笔触和丰富的史料再现了始于雍正八年(1730)、长达两百年的瞻对之战。以一个作家惯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对历史的深切关注,耗时五年,深度、审慎地探索这段历史,挖掘其中蕴藏的鲜为人知的细节,探索藏区不安定的历史原因。旨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古鉴今,为今天治理藏区提供经验和参考,以促进民族团结,推进各民族和谐、繁荣大发展。
从雍正八年(1730)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朝政府七次用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而后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等外部势力,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地方,搅得风生水起——这就是瞻对。
瞻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地处康巴。康巴人向来强悍,而瞻对人在康巴人中更以强悍著称。当地人以此自豪: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
阿来积五年之力重磅新作,引爆大众舆论关注,入选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年度十大好书、新浪中国好书榜、《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图书、凤凰好书榜100本好书、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朱维群称赞:这实际上是政治教科书——这就是《瞻对》。
《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以瞻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进行历史钩沉,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同时也展现了汉藏交汇之地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并借此传达了作者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
这是一段坎坷的民族融合史,一个传奇部落的前世今生,是继《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的藏地史诗。
你不是在阅读历史,而是在阅读现实。
小事一件
那时是盛世。康乾盛世。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
大清国如日中天。
就是这时,清代以来才正式开辟,一路设了若干塘汛和粮台由四川进西藏的大道上,却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让我们来开讲一个几近三百年的漫长故事。
的确不算大事,川藏大道上,有三十六个人被藏语称为“夹坝”的人抢劫了。在那样的年代,一行人路经僻远而被抢劫,以致被谋财害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先上报到川陕总督庆复那里,又由庆复上奏给乾隆皇帝,说明这件抢劫案太不一般。原来被抢的人是一众清兵。用今天的话讲,叫维稳无小事,何况被抢的还是在川藏大道上维稳的军人。
《清实录》明确记载:“江卡汛撤回把总张凤带领兵丁三十六名,行至海子塘地方,遇夹坝二三百人,抢去驮马、军器、行李、银粮等物。”
江卡,今天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名叫芒康,地处金沙江西岸,与金沙江东今属四川的巴塘县隔江相望。汛,清代绿营兵的驻扎之地。江卡汛,正是清代沿川藏驿道分布的绿营兵驻地之一。跟今天的军队一样,那时兵丁也会到期换防。把总,在清代所领兵丁,也就十人到上百人不等,相当于今天军队里一个连排级干部。就是这位张凤把总带着三十多位军人,在江卡汛驻防期满,从西藏回内地途中,渡过金沙江,过了巴塘,不一日,就来到里塘(治今理塘)土司地面。就在这叫作海子塘的地方被抢了。海子,就是高原湖。他们被抢之处,是一个风景漂亮的地方。塘和汛一样,也是清代在川藏大道上的驻兵之地。
庆复这位封疆大吏在奏折中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愤怒:“官兵猝遇野贼,自当奋勇前敌,苟枪毙一二,众自惊散。”但这位张把总却“怯懦不堪,束手被劫”,“川省界杂番夷,弁兵积弱,向为悍番玩视”,以致“即摆设塘汛,俱属具文”。
所谓“野贼”,就是当地百姓。
承平日久,兵不能战,这似乎是盛世帝国的通病。
但清代康乾盛世间,其实战事不断。翻翻清代史料,不说其他地方,光是藏区,这些年中,从西藏到青海,再到四川,都大小战事不断。真正的问题还是体制酝酿腐败,不但造成财富以非正常方式向少数人集聚,腐败更重要的恶果,是这一体制上下的懈怠因循,渐渐造成吏不能治而兵不能战。
从奏折看,庆复不但详陈事情原委,而且提出具体的处置建议:“一面将该把总饬革孥问,再札致抚、提二臣,将大海子地方辽阔,塘汛隔绝之处,作何严密防查,以杜后来窃劫。”那时,川陕总督驻在陕西,直接管理四川事务的,是驻成都的四川巡抚和四川提督,所以,要“札致抚、提二臣”。
乾隆皇帝也还冷静:“所见甚是,应如是办理者。”
远在陕西的川陕总督庆复已经奏报在前,才有近在成都的四川巡抚纪山就同一件事情上奏在后:“江卡撤回把总张凤行至海子塘被劫。现在饬革孥问。”相比庆复的奏折,简单多了,颇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意。这就怪不得皇帝要愤怒了。人一愤怒,话就多,而且翻出旧账:“郭罗克之事甫完”,郭罗克也属藏人一部,那时也在四川巡抚责任区内,今天已划人青海,也是同样的事由:“悍番夹坝”。也就是抢劫今天所说的茶马古道上的来往商旅,甚至官差。乾隆皇帝降旨说:“郭罗克之事甫完,而复有此,则去年汝等所办不过苟且了事可知。况此事庆复早已奏闻,意见亦甚正,而汝所奏迟缓,且意若非甚要务者,大失封疆大吏之体。此案必期示之以威而革其心,首犯务获,以警刁顽。不然,将来川省无宁岁矣!” 这一来,一件发生在小地方的小事件,就开始因为皇帝的重视、皇帝的愤怒而变大了。
当时只知道是相当于今天一个排的兵被抢得精光,谁抢的?还没人知道。
那就先查是谁抢了张把总手下全副武装的军人。
一个多月后,乾隆皇帝收到四川巡抚纪山奏报,作案的人有了出处。
“查打箭炉至西藏,番蛮种类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对等部落,每以劫夺为生。”
这本书将始终关注的地方——瞻对的名字出现了。
打箭炉是今天的甘孜州首府康定。从康定西去,川藏公路循的还是清代川藏驿道的路线。出康定,翻折多山叫作出关,然后过雅砻江到雅江县,再上高原到理塘,瞻对就在理塘北面的丛山之中。那时瞻对人常常南下来到川藏大道上,在来往商旅身上发点横财。
过了理塘,川藏大道再一路向西,到巴塘,再过金沙江,便是西藏。今天,这一路上的藏人,有一个被赋予了颇多浪漫传奇色彩的名字:康巴。其实,正如纪山奏折中所说“番蛮种类甚多”,这一路西去的藏人部落,其间还有种种分别,一句话,大文化中包含多种小文化,小的文化造成语言与风习的差异之美。这种文化多样性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化相互映照,蔚为大观。
找到强盗,也就是“夹坝”的出处不难,可找到又如何处置呢?
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此次抢夺官兵行李,理应奏请惩以大法。缘雍正八年征剿瞻对大费兵力,总因该番恃险,攻击匪易。惟恐不筹划于事前,未免周章于日后,是以此案檄饬里塘土司追孥赃盗。原欲以蛮制蛮,相机酌办,断不敢视为非要,稍萌轻忽之念。”原来,瞻对番人,早已作过乱了,且朝廷也派兵剿办过,但山险路远,效果并不彰显。 P3-6
麦家与阿来:关于《瞻对》的文化对话
2014年10月26日,在塞尔维亚第59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现场,阿来和麦家就《瞻对》的创作缘起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倾注的深切的人文关怀、民族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以及作家应该怎样取舍和承担这样的责任,进行了精彩的深度对话。
《瞻对》可以窥见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历程
麦家:我曾经在四川待了十五年,交了很多朋友,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交了阿来这个朋友。他不但是我文学上的兄长师长,也是我生活中的伙伴。如果说离开了他,不管是我在四川的日子还是离开四川的日子,我觉得我都不可能获得这么快速地成长,或这么有干劲。我内心的力量很大部分是阿来给我的。所以我很感谢我这位兄长。正因为这个原因,阿来的一举一动我都随时关注,即使我离开四川之后,他写作的每一次秘密的作为,别人还未关注,我就已经关注了。当我得知他在写作《瞻对》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因为这对于阿来来说,完全是一次告别自己,全新开始的写作。而且这个写作完全忠实于历史,完全钻到藏民族的中心,或者说进入藏民族非常关心的焦点上去写,说实话我当时心里暗暗吃了一惊。我一方面想是什么让阿来选择了一次崭新的出发,又是什么才能让阿来完成这次飞跃。当我看到这部作品以后,我所有的担心变成了喜悦。
这本书首先是在《人民文学》上首条隆重推出。我当时看到以后,我惊讶于阿来的华丽转身。但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还是想问问阿来,你当初为什么要作这种选择,我认为是一次危险的选择,你真正的动因是什么?
阿来:谢谢麦家。他的话题展开是人互相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在当下世界,尤其是民族主义高涨,我们看到更多的现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流血、争斗。这个情况在世界范围和中国都有出现。我自己觉得,当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我们谈文化的冲突和交流,都可能成为对某些人的冒犯的时候,我觉得更加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浪潮泛滥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地区,比如西藏,它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在大家关注的目光里。后来我想,这样的问题它是否一直存在,还是某一种思潮的流行和泛滥,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但这样的问题,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在已出版的有关西藏的图书中,我觉得得不到令我自己满意的答案,那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去自己寻找答案。
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最具典型性的地方,研究这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看一看今天所谓西藏问题的前世今生。我觉得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走向历史,在档案馆中寻找大量原始档案,是走向田野,利用原始生态的考察。两者结合,建构一个小小地方200年的历史。200年历史又恰恰是所谓西藏问题在国际上开始提出、形成,以至变成今天这种状况的过程。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过程,中文里有句话叫“窥一斑而见全豹”,那么,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具有样本价值的“斑点”,这个“斑点”就是瞻对。它的200年历史恰好鲜明生动地解读了什么是西藏问题,西藏问题的产生。我想我们可以展望西藏问题的解决。
麦家今天陪我说话,他也有西藏工作的经历,他对西藏百姓生活也有直观的认识。其实一直以来我未与他正面交流过这件事情,今天正好是个机会。
瞻对历史有趣到不用作家虚构
麦家:高大上的话题是不适合在私下聊的。我跟阿来有很多私聊的机会,但确实这本书到今天我们都未聊过。我认为冥冥之中在等待一个高大上的机会,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我刚才说这是一次危险的写作,除了题材本身的独创性和尖锐性之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你是一个诗人出身,你擅长抒情,擅长虚构,有无限的想象,这为文坛公认。你也以此获得巨大成功,但是创作《瞻对》你选择了从历史出发,从史志县志地方志这种像钢筋水泥一样固定的东西出发,来演绎你的故事,来讲述你的藏汉交融的话题。你不担心别人非议你江郎才尽,说你已经丢失才华,因为要据实描写,必然要丢掉你所擅长的抒情性。
阿来:我原来其实计划写一本虚构小说。我在写前一个长篇的时候,已涉及瞻对。有一个英雄传奇的故事,大概一百多年以后,已变得很生动。大约三四十年前,一个大学教授到当地调查(民族学、社会学)说到这个传奇就像“藏地三国演义”,说这个英雄是关云长式的人物。但后来我真正深入此地才发现人们用典型化的方式,把200年中七次战争产生的英雄事迹都加到了一人身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典型化过程作一个解构和还原。我开始研究历史,并发现这段历史有趣到不需要我虚构和加工。
当然麦家刚才提出的这种担心,我自己也有疑虑。因为任何作家在写作风格上的转换,都会有警惕和担心。但这个担心比起另一个担心小得多。第二个担心就是一个普通人处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跟仇恨加深的情况下,你所承受的压力,又想寻求答案的担心。在这个压力面前,风格变化可能失去一部分读者的压力相较而言要小得多。所以当两个担心相加时,后一个担心大于第一个担心。因为作家毕竟是一个职业,而后一个担心是文化冲突下如何自处,我们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任何一个人,不管什么身份,什么职业,只要身处其间,你就能感受到这种激烈的存在。我们有没有方式化解,如何化解成为问题。而我的书有可能帮助寻找到这个方法。
作家写作应怀有对世界深刻的善意
麦家:有人说悬崖上的花是最美的,悬崖上也有尸骸。我真担心你去悬崖上采花,我们要收你的残骸。好在你从来都是位福将,你没有被葬送,你采到最美的花回来了。这本书出版一年,不管是在文学界还是高层,可谓八面玲珑,四处掌声。这本书我听到一个高度赞誉的说法:阿来的《瞻对》应该让每一个做民族工作的领导都好好看看。其实民族之间的纷争冲突矛盾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当你来到眼前这片土地之后,不难发现这个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我们作家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题材的确实很少,所以我敬佩阿来。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取得这么好的回报。
我很关心另一个问题,当很多政府官员或权威人士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的指南时,你心里怎么想?
阿来:这是这本书呈现的自然结果。我希望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所有看到世界并非一片祥和也有残酷现实的一面的人,都来关心这个问题,这才是这本书想要追求的目标。佛经中有一段话:释迦牟尼的一个弟子问他,我们怎样才能影响世界的世道人心。佛说要有大声音。弟子再问:什么是大声音?佛说天上向下发的声音就是大声音。弟子又问:怎样让声音到天上影响众生呢?佛说:如果我们发出声音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怀着对世界深刻的善意,就能去到天上,成为大声音。我自己不是严格的佛教徒,但是写作时想对人说话时,我想我是抱有这种善意的。
所以在这样的写作生涯中,没有像我的兄弟担心的那样,至少现在还没有。
麦家:那你要感谢佛祖的保佑,同时感谢那么多朋友的拳拳之心对你的厚爱。
其实刚才我问你这个问题时,我心里是有答案的。就是如果“维护民族地区稳定指南”这个佳誉加给我,我也会坦然接受。我们经常说文学大于政治,其实摆脱不了政治,尤其是我们的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民族交融这是天大的事情。你在为天大的事情添砖加瓦,我觉得功德无量,远比你在文学上获得佳誉甚至比获得世界最高的文学佳誉都要重。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你要攀登哪一座悬崖?
阿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已经有半年。一个痛苦的题材。当民族主义高涨,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种身份识别的时候,需要确定你站在哪一边的时候,人就会被撕裂,家庭中的父母和儿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会被撕裂。那会是多么可怕和痛苦的事情。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本书也是悬崖上的写作,作为一个作家,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
麦家:我们的写作都可能是一种冒犯,都可能是悬崖上的一次经历。我们今天的对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4年10月26日,于塞尔维亚第59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