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少年读者，旨在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感动，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观察生活、品悟人间真情，提高人文素养，给其为人处世和写作以有益的指导。作者梁晓声的作品文字朴素、情感真挚，在讲述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之时，又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少年时代(青少年必读)》主要写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和友情，包括第一支钢笔、我和橘皮的往事、“十姐妹”出走、大象、小象和人等经典名篇。

梁晓声编著的《少年时代(青少年必读)》讲述了，我举起空罐头筒子仰起头张大嘴耐心地承接着。许久，终于有一滴特别甜特别甜的汁滴落口中。

那是我长到十三四岁从未品咂过的一种甜。它仿佛将我的嘴都甜得“麻木”了，仿佛在我胃里顿时溶解为一片，并经由胃渐渐渗入到我周身的血管里。好比世界上一块含糖量最高的冰糖渐渐溶解在一杯凉水里一样……

我的少年时代

 第一支钢笔

 我和橘皮的往事

 我的小学

 我的中学

 恰同学少年

 关于“罐头”的记忆

 希望在于孩子

孩子和雁

 “十姐妹”出走

 老虾

 老驼的喘息

 那里

 “巴顿将军”的荣耀

 爱丽丝的自由

 大象、小象和人

 狍子的眼睛

 鹿心血

读者絮语

我的少年时代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已正在向我招手。如俗话常说的——“转眼间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年龄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于是茫然地，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北去了，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见过他三次。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住过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十月，父亲病逝在北京。

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我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我总想回报，其实没能回报，如今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

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如今母亲是有几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说，都老太婆了，还分什么新的旧的。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物质的内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却有过一些渴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个样子的房子。也就是起码门是门，窗是窗，棚顶是棚顶，四壁是四壁。而在某一隅，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并且它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学习……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学三年级起我是“特困生”、“免费生”。初中一年级起我享受助学金，每学期三元五角。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学期三元五角，每个月七角钱。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活得累”。对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由于穷困所逼，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

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写出来则似乎便有“忆苦”的意味儿，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两种思想——我们的共和国它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着，但就大多数人言，尤其在城市里，当年那一种穷困，毕竟是不普遍的了。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亦是今天的一个贫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年和少年过到人生的中年，我何不能？我的中年，将比他的中年，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哪！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而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P3-6

文明的尺度

梁晓声

某些词语似乎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因而人若想领会它的全部意思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比如宇宙。

比如时间。

不是专家，不太能说清楚。

即使听专家讲解，没有一定常识的人，也不太容易真的听明白。

但在现实生活之中，却仿佛谁都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时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宇宙和时间作为一种现象，或作为一种概念，已经被人们极其寻常化地纳入一般认识范畴了。

大气层以外是宇宙空间。

一年十二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六十分钟每分钟六十秒。

这些基本的认识，使我们确信我们生存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以及怎样的一种时间流程中。

这些基本的认识对于我们很重要，使我们明白作为单位的一个人其实很渺小，“奄乎若飙尘”。也使我们明白，“人生易老天难老”，时间即上帝，人类应敬畏时间对人类所做种种之事的考验。

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大受影响。

对于我们，具有如上的基本认识，足矣。

“文明”也是一个类似的词。

东西方都有关于“文明”的简史，每一本都比霍金的《时间简史》厚得多。世界各国，也都有一批研究文明的专家。

一种人类的认识现象是有趣也发人深省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首先是从对它的误解开始的，人类对时间的概念首先是从应用的方面来界定的。

而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首先源于情绪上、心理上，进而是思想上、精神上对于不文明现象的嫌恶和强烈反对。

当人类宣布某现象为第一种“不文明”现象时，真正的文明即从那时开始。

正如霍金诠释时间的概念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

文明之意识究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人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是我根本说不清的，但是我知道它确实使别人变得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有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面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他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注意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觉得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都应该想一下。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词之一；“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母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中……

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禀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始终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他从不因为所谓纯文学的原因而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批判。他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思想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