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斯维辛代言人——凯尔泰斯·伊姆莱，其创作的此版《船夫日记（精）》是全新修订本，由余泽民翻译。它讲述了对存在与死亡的自杀性思辨。这是一部关于生命、文学、自由与生存的跨时代沉思录“作家不可能创造一个比上帝所创造的还要愚蠢的世界。”

凯尔泰斯·伊姆莱创作的《船夫日记(精)》选材自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自1961年至1991年所写下的日记。这本历时三十年的日记，记录的不是日常的琐事，而是每日的思索，是对自己平日所进行的、近乎偏执狂的思考的哲学性表述和文学性记录。凯尔泰斯像一个冷静理智的科学家，用客观的眼睛，详细记录了日常生活中散落的思维碎片，坦率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尝试，将生活描述与艺术表述有机结合在一起。《船夫日记》是凯尔泰斯对个人思想轨迹的描绘，对纳粹大屠杀和集中营生成因素的深刻思考，是他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哲学思辨，对自己写作动机和目的的残酷剖解。通过《船夫日记》，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凯尔泰斯就像一个“早产的老者”，当他在十四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苦难之后，他就已经成熟了；这种成熟不仅是性格上的，而且更是思想上的。可以这么说，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用文字表述，而这种表述，是一个聋哑人振聋发聩的无声呐喊。

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一 出航（驶向浩瀚的水面）

二 徘徊（在暗礁与浅滩之间）

三 放开（轮舵）收起（船桨）幸福

译后记 感谢奥斯维辛/余泽民

1961年。我开始写小说一年了。

我必须抛弃一切。

我踩着松软的落叶在公园里漫步。深层的草还是绿色的，上面覆盖着黄色的败叶，其他那些挂在周围橡树上的枯叶，就像无数只沮丧的手低垂着。我感觉到：如果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奇迹将会发生。

1963年圣诞节。假如那类无休无止地沉溺于幻想之中的（悲剧性的）人一旦不复存在，那么“艺术的可能性”将是什么呢？悲剧的主人公既是自我的创造者，也是毁灭者。但在今天，人类已然只会适应。

功能性的人。功能性的人生活在一个如同密闭良好的蒸馏器般的现代生活模式与机制里。值得注意的是，功能性的人是被与世隔绝了的人，但还是没有成为时代的英雄。他：这个被与世隔绝了的人，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人，即便选择的实质是放弃，但他仍是被选择了的人。放弃了什么？放弃了现实与存在。总之，功能性的人毫无用途：功能性人的现实，是象征性的现实，是替代了生活的生活，功能替代了他的自身存在。尽管功能性人的生活总是充斥着悲剧性的罪过与失误，但却缺少所该具有的悲剧性结局；或者说，悲剧性的结局缺少悲剧性的前提，这些强加于人的悲剧性结局，并非取决于人的个性与行为的自身规律，而取决于根据社会体系的需要所进行的权衡。就个体而言，这种权衡总是非常的荒谬。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一种类似于生活的象征符号，事先已经被人圈定了范畴，被人指定了位置，只需要他来填充。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活在自己的现实里，他们只是行使自己的功能；其生命的存在性生存，对一个没有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只能意味着一个工作——自己完成的工作——的对象。功能性人的地平线，既不是“繁星满天的夜空”，也不是“隐匿在人们体内的道德规范”，而是自身世界的疆界：一个已经提到过的象征性的现实。

所有这些，在艺术上都表现为一些技巧问题：不，它们缺乏真实性，功能性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的素材。在他们的命运里没有一丝光亮闪烁，仿佛这些命运并不具有任何隐蕴着悲剧可能性的意义。

“人文”危机，是设在“艺术家”脚下的“人文”陷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与道德的共生——“道德化”，还是站在“好与坏的分水岭”？假如所有的社会道德焦虑在集体里全都得到了排解，那么，就只剩下了严峻的生存。这是一道指令：你可以着手解决生活的所有问题，但是唯有生活本身你不能作为问题去解决。也可以这么讲，生活是一道指令。在监管之下，争议是被严格禁止的。自杀，实际是一种逃遁。现在，在这种环境下，只想看到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而不想看到生活基本问题的艺术（文学）本身也并不是真实的，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实用性、象征性的艺术。在这里，天赋到底意味着什么？更多的只是意味着不利与负担。“方法”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令人压抑的要求。

1964年。“艺术家刚好处于必须开始创作的精神状态，就像罪犯马上要去犯罪一样。”德加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目前，官方部门对待那些较为出色的艺术家，就跟对待罪犯一样。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r Snow）“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著。无论怎么讲，艺术并不是科学，而科学也不是艺术，而且在当今，两者已分别归属到不同的领域——不管我们如何称谓，它们所归属的两种范畴是相互截然对立的。

假如，艺术试图在20世纪后半叶将生活表现为“和谐统一”、“可以操控”、“可以套上纯粹的、科学和人文意义的牛轭”的话，那么（让我们用美化了的修辞来讲）拙劣的艺术也便由此产生。温善的时代已悄然流逝。时尚的生活文化变得不再真挚，总是带着好斗、暴怒的特征出现。在形形色色的环境下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个问题。

在艺术享受中隐藏着不道德。观众并非与作品同悲同泣，而是予以赏玩。

没有任何的艺术门类可以将生活再现为一种具有逻辑关系的综合系统。另一方面，所有的艺术品（艺术创作）都是逻辑关系的综合系统。

闷热的夏日上午。教堂里。冷漠的玛利亚们，蜡做的婴孩们，几位祷告者。垂手肃立，俯身跪拜，躬身施礼，彼此的偷窥，虚荣的虔诚。我们能否接受世界的不可知？能否接受这个能让我们的一次性生命彻底毁灭的念头？不仅毫不怀疑地接受，甚至从中汲取力量？然而自由就是从这里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虔诚。

7月。我在德国逗留了两周。我去了布痕瓦尔德和蔡茨，去了那里的工厂。我辨认出了那条沙土路。路上，有一位身穿工人制服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走过，他仔细打量着我。大概我看上去像外地人。（这条路）比我记忆中的那一条要窄一些。工厂向我致意：高大的冷冻塔发出咳嗽样的声响。虽然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但还是马上听了出来，而且唤起了何种的回忆！我觉得（甚至几乎相信），我找到了蔡茨集中营的旧址。旧址上兴建了一座国有农场和一个很大的牛栏。我并没有感受到故地重游的重大瞬间。时间，这相当久远的时间，正像普鲁斯特大师所言：“事实上，我所熟悉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还说：“很遗憾，这些房子、林荫道和街巷，就跟岁月一样倏然流逝。”P3-7

感谢奥斯维辛余泽民

我总是很难相信，人类是从猿变来的；反之，我

却能看到许多证据。

无所作为的存活，是浮躁不实的生活。

人们偶然地降生，偶然地存活．并合情合理地死亡。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

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esz Imre）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人，只不过他的哲思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冥想，而是酿生于他与生俱来的磨难，就像是伤口里渗出的浓血，就像是春野里蓬生的野花。大凡读过《船夫日记》的人，无不会为作家超人的睿智和骇人的冷静而震慑，无不会为作家星辰般闪烁的思想所折服。这位执著独行的匈牙利作家，为那些充斥着物欲或遭受极权统治的人们在大脑上凿开了一扇透风透光的窗户。

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对不了解东欧历史与东欧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如果不读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就很难感受他貌似冷漠、悲观的作品深层所跃动的激情，就很难透解这个似乎并不合时宜的、执拗独行的匈牙利作家。《船夫日记》是作家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哲学思辩，是作家对自己写作动机和目的的残酷剖解。他之所以剖解自己，是因为对凯尔泰斯来说，这个“‘任何一个人都能理解我的秘密工作以及与之相伴的生命体验’的念头竟是如此陌生……”，是因为“在今天，惨败是唯一可以实现的体验”。

《船夫日记》出版于1992年，它与1997年完成的《另一个人》可以并称为“剖析自我心灵的姊妹篇”，是借助于独特的、晦涩而优美的文学手段对“存在与死亡”这个人类基本哲学命题的“自杀性思辩”：“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

“在人的生命里，最终会有一个瞬间降临——就在这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突然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就从这一刻起，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而且，我们就在这一刻诞生。每个人的体内都拥有天才的胚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使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天才是存在的天才。”就在这一次又一次执著的“自杀”之中，一个屏弃了俗秽外壳的、一个自称为“另一个人”的真正的人诞生了。

《船夫日记》，凯尔泰斯选材于自己1961年至1991年所写下的日记，与其说是日记，更准确地说是作家对自己平日（尤其是在读书过程中）所进行的近乎偏执狂的思考的哲学表述和文学记录，他不仅坦率阐述了自己“个体即现实”的文学观念，并且还坦率记录下了他（这个“不合时宜”的作家）为了表述自己而在写作技巧上所进行的创造性试尝。通过《船夫日记》，我们可以惊讶的发现：凯尔泰斯就像一个“早产的老者”，当他在14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苦难之后，他就已经成熟了。这种成熟不仅是性格上的，而且更是思想上的。可以这么说，几乎从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开始，他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主题，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他就掌握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手段——用文字表述，而这种表述，是一个振聋发聩者的无声呐喊。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凯尔泰斯说：“我所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因为他完全孕生于诸多的决断、省思与愿望：对他来说，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仅仅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痛苦折磨，而他却缄口无言；他从来不曾对这个世界说话。”作家所塑造的主人公，无论是《命运无常》、《英国旗》、《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和《惨败》中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克维什，还是《船夫日记》与《另一个人》中的“我”，其实都是一个“曾叫凯尔泰斯的”作家自己，都是那个一生都在从失落了命运的命运中逃亡的人，都是那个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却总是作为犹太人承受着迫害与歧视的犹太人。

凯尔泰斯，对屈从于集权意识的、沉迷于物质生活的、被剔除掉个性的人类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人类意识是如此盲目，每每让我感到震惊。当人们谈论着午餐和午后休闲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靠的沙发床，竟是他们的棺材。”

凯尔泰斯，对为了虚荣与浮华而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对那些为极权主义讴歌和在极权主义下无须个性就心安理得地从事所谓“文学创作”的“作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那些总想扮演人类的“教育者”、总想创作出伟大作品的“伟大作家”进行了理智的评析：“作家不可能创造一个比上帝所创造的还要愚蠢的世界。”

凯尔泰斯，对人类已经习以为常了的、普遍接受了的苟活方式——即那种在极权主义高压下似乎合理的不合理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最后审判式的超然反思，他指出：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中，在形形色色的集中营中，“人类被掠走了一切，被掠走了他们永恒的、不可变更的、想其所想为其所为的法则，从而变成了顺服于极权主义的、丧失了自我本质的生灵，变成了功能性的人。”他所指的功能性，是指那种失掉命运、放弃个性、既不逃亡也不反叛的苟活。

凯尔泰斯对极权主义统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严肃的控诉，他指出：“极权主义将人们从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放逐。”而对于作家自己来说，他不仅是一个被放逐的人，更是一个主动的逃亡者，少年时，他虽然从肉体上逃出了奥斯维辛，但是一辈子都在做难以完成的精神逃亡。然而，他所选择的逃亡之路并不是忘记，恰恰相反，是铭记！他非但不想将奥斯维辛从记忆中抹去，反而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奥斯维辛的恐怖进行反复的咀嚼……甚至，他，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成为了奥斯维辛的代言人：“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奥斯维辛从我的心底里述说。无论我看到什么，都是极端愚蠢的言行……”

在边境火车站上，他听到了纳粹军人皮靴的声响和刑讯室里的哀号（《笔录》）；在万马齐喑的冷战岁月里，他环顾四望，看见的是看不见的监狱高墙（《英国旗》）；在静谧的田园，他幻视到了集中营的瓦砾，在繁忙的厂区外，他幻听到焚尸炉魔怪一样的喘息（《寻踪者》）；在推倒柏林墙后的东德，他在寂静的旅合里竞感到随时可以被秘密警察抓走的恐惧（《另一个人》）……甚至，他用自己的思辩，发现了一种“大屠杀文化”。尽管，有不少人（包括许多匈牙利人）对凯尔泰斯一生近乎偏执的主题感到不解，甚至不屑一顾，但是凯尔泰斯仍我行我素，他预言道：“对欧洲人来说，奥斯维辛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东西是自基督受难之后的最大重创，尽管可能需要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人们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

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奥斯维辛。在凯尔泰斯看来，奥斯维辛是人类堕落的见证，人类必须面对它，必须在那里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记住奥斯维辛是人类对自我积极的拯救：“奥斯维辛以自己恐怖的火焰（可以这样说）清洁了空气。”

凯尔泰斯，是一位自觉肩负着人类责任的杰出作家，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总是不断地扪心自问：到底能否以适当的方式对集中营生活进行见证？到底能否获取“自己独具的生命体验”和“自愿的自我囚禁”的更深层意义？到底能否通过小说的完成而获得与众不同的自我解放？

《船夫日记》可以说是作家对个人思想轨迹最为准确的描绘，作家跳出了肉体的躯壳，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边缘者”、一个“被放逐了的人”蹲在被上帝遗忘了的角落里冷静地观察着自己个体生命的存在，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永远充当不了另一个人的父亲。”事实上，他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拒绝养儿育女，尽管先后有两个他终生挚爱的妻子与他伴行，但都没有生育。在《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中，他用理智扼杀了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因为他害怕将孩子带到这个充满堕落、苦难、极权的（狭义与广义的）“集中营”内，害怕他那可能出生的孩子会像他一样地被迫丧失掉自己的命运；他对自己扮演父亲角色的否定，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杀性的、勇敢而悲壮的反抗！

正如同瑞典学院在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凯尔泰斯的授奖辞中所说：“凯尔泰斯以他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讴歌了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对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政的执著抗争。”  凯尔泰斯是一位用心瓣当桨的船夫，他一生都在拼命地摇桨出逃，实际是在对虚假、残暴的现实进行持续不断的勇敢抗衡；他拒绝成为一名效劳于极权主义的功能性作家，拒绝做一个沉溺于物质生存的功能性人。

从文学体裁上讲，《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被评论家们定义为“日记体小说”。尽管除了作者枯燥的读书和偶尔的出游之外，读者很难在《船夫日记》中窥伺到作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尽管如此，《船夫日记》仍不失为一本真实记事的日记。只不过，它所记录的并不是日常的琐事，而是每日的思索。在这本历时三十年的日记里，凯尔泰斯像一个冷静、理智的科学家，用客观的眼睛（几乎可以说是上帝的眼睛），详细记录了日常生活中散落的、每分每寸的思维碎片，他近乎残酷地展现了自己大脑沟回中每个神经末梢的真实冲动，他将生活描述与艺术表述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书中，作者大量引用了尼采、叔本华、歌德、卡夫卡、加缪等大师的慧言智语，但是，他的引用不是简单的抄录，而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对特定的主题做出了独特的释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在凯尔泰斯的思辨中，拥有了积极的意义。在凯尔泰斯的词典中，屈从即生存！逃亡即生存！屈从中，他借助于表述获得了个体的生存！逃亡中，他宣告了自己个体的生存！“就像别人天生就是血液病病人一样，我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借贝克特戏剧中的一句话这样评价自己，声明自己是一个真实为生、坦然待死之人：“如果我不片刻不停地为自我而奋斗，那就要放弃我自己——为奋斗而失去的分分秒秒，可以顶替自暴自弃的一个整天，或者在能量上是以这样的比例进行划分的。你要成为你自己！”

对我来说，翻译《船夫日记》就跟翻译凯尔泰斯的其他作品一样，又跟随作者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探险，我追随着他，用心瓣当桨地在历史、社会与人类思想的瀚海上拼力划驶，驶向一个无边无界的精神世界。

凯尔泰斯的思考，是纯粹之人的彷徨，追随他的思想的踪迹，可以体验到人类思想的伟大与硬伤。毫无疑问，《船夫日记》不但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英国旗》、《另一个人》等其他作品，而且也可以触发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生命体验的中国人对生活、对自我、对人类、对社会、对文学的重新认知。

的确，与凯尔泰斯的共同生活是一种荣幸，哪怕生活中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幸；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种荣幸，因为我与作家一起进行一次漫长而惊险的心灵旅行；同样，中国的读者能够读到这部作品也是一种荣幸，可以从金钱、欲望、市侩、堕落的大潮里探出头来，辨识一下自己。

《船夫日记》依照时间的顺序，根据作家经历的心理历程，共分为三个部分：一，出航（驶向浩瀚的水面）；二，徘徊（在暗礁与浅滩之间）；三，放开（轮舵）收起（船桨）幸福。对中国读者来说，品读《船夫日记》，是一次时间与空间的旅行，这本书载着我们漂过了漫长的三十个春秋。合上书，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地看到了一位饱经风霜的睿智老者，他沉着地慢慢收起桨，内心平和地坐在一叶泊于海上的小舟里……他感到的幸福并不是世俗的荣华，而是由于他历尽磨难，终于以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找到了自己在激流中失落的命运。我看到，老者朝着正困惑地徘徊于海滩上的我们微微发问：

“假如上帝死了，谁将笑到最后？”

2004年2月23日，于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