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辈子还教书》以提升教师职业幸福能力为核心理念，收集了作者蔡兴蓉在众多教育杂志发表的适合此主题的专栏作品，另新增近一半的最新作品。作者从观念、细节入手，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教育故事，探讨了什么是好教师，教师幸福的秘密在哪里，教育幸福需要提升哪些能力等诸多与教师密切相关的话题。此书可作为教师提升素养和幸福感的“心灵鸡汤”。

蔡兴蓉编著的《下辈子还教书》是一本以教育为题材的人生自传。里面讲述了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个教育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探讨了如何提升教师职业幸福能力等话题。

辑一 怎么教书

 我为什么要让孩子休学？

 狼还在山上

 遭遇荒诞

 “板脸”教育与“活着”文化

 老师，你是知识分子吗？

 “高处”不胜寒

 写在暑假前夕

 我是怎样成为另类的

 写在媒体报道之后

辑二 这么教书

 我的课堂生活

 从语文老师到围棋教练

 菌子的香味

 文学与三叶草

 用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

辑三 也是教书

 谁是主流

 你就是体制

 我怎么教起小学来

 深圳的另类家长

 有爱就有办法

 我的天地

 给沛阳爸爸和妈妈的一封信（附《毕业寄语》）

 有关“忽然就会了”

 我也是“雷夫”

 亡羊补牢话读书

辑四 还是教书

 怜惜眼前人

 我看教育人才

 教师的正面精神

 有关教师尊严

 “老师是用来尊重的”

 幸福的证据

 从“师道尊严”到“第三条道路”

 务虚才是出路

 做的事决定你是谁

 教书的底气

辑五 教书当真是育人

 笑坏人的小学生

 喜坏人的小学生

 耳朵面前人人平等

 孩子与警察

 海笔

 黑底诚信

 第7代导演

 玩“双节棍”的小男孩

 “我是来学幽默的”

辑六 教书不过是生活

 因为我是语文老师

 我的年龄、职称和气度

 指向灵魂

 古巷钩沉

 儿子和他的黑白世界

 “三不”教师逸事

 教书是一种生活

辑七 教书的另类同人

 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

 一个校长的古怪故事

 家里来了个新西兰老师

 岂可“浪费”李庆明

 有这样一位老师

 让人松口气的校长

辑八 教书的背面

 卖病

 自由是伊索背上的“米袋子”

 话要说到这一层

 穿草鞋的德育

 “作业”与“作孽”

 鲁豫之“约”与王瑛之“寻”

 我不能原谅

 可能

辑九 过有思辨的教书生活

 蔡看国学

 我理解的写作

 语言腐败

 沉重的喜悦

 牢骚与思辨

 文理何以不宜分科

 蔡看“虎妈”

 “前全面”与“后全面”

 焉能一生无趣

“板脸”教育与“活着”文化

如你所知，我国有板脸的传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人上人”后，也还是板着脸，以供“人下人”敬畏和模仿，仿佛一快乐就心中有鬼似的。宋人程颐任讲官时，一日，皇帝乘课间休息时间踏上门槛，摘了一根柳枝，程颐马上板着脸说道：“方春发生，为何无故摧之？”皇帝怃然，但也只好将柳枝扔到地上。我对皇帝一向没什么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却只觉得程老夫子无趣，甚至怀疑他有心理抑郁症。另外，我还从中产生两点感想：第一，程老夫子一板脸，竟把皇帝都镇住了，以致他想戏玩一根柳枝而不敢，说明皇帝也有害怕板脸的时候；第二，老师对学生板脸，天经地义，而不管对方贵为天子还是贱为庶民。

时至今日，板脸教师依然比比皆是，可见传统的东西——甭管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像人体里沉淀下来的结石一样，很难粉碎。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教师并非天生热爱板脸，而是头脑中的专制意识在脸部肌肉上的反映。至于专制的好处，那是后街阿狗的妈都知道的：三句好话抵不上一嘴巴。而立竿见影的功利教育，要的恰是“一嘴巴”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违规学生的站相上看出来：头下垂，双臂下垂，自尊心下垂……待学生几乎什么都下垂了，教师的脸也还不能松弛，其目的是让学生的恐惧感再维持一些时间，以加深印象。

可以断然地讲，今日教育与科举教育一脉相承，也还是‘‘崇苦’’的教育。这么说吧，如果什么地方有歌声、笑声、管弦声、棋子声，那地方就一定不是校园。假如此说略显夸张，那么，说学校门卫是最凶的门卫，学生宿舍管理员是最凶的宿舍管理员，大约就不会怎么错了。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学校的“优秀干部”和“优秀班主任”，以“黑脸汉”和“恶鸡婆”居多。这一点，我相信那个左脸颊长了颗黑痣的家长一定深有同感。因为当时，我亲眼看见，他领着迟到的孩子走到教室门El时，被班主任喝令“陪站”。我当时没敢看家长的脸，甚至也没敢琢磨孩子的心情，只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就是：这家长“陪站”的勇气——这当然是一种勇气——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对此问题已略有研究，稍后将会提及。

有人说，中国的教师不读书，这事若放在国外，一定是惊动朝野的奇闻；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教育利令智昏，一意孤行，弃孩子天性如敝屐，更当是惊动朝野的奇闻吧。然而——这里又得然而！——咱们中国人什么怪事没有见过呢？惯了！“亩产三十万斤”过去没多少年，现在不还是在玩“数字工程”“数字升官”之类的把戏？没有道理，只有利益（近利）。在这种国情下，教师显性或者隐性地虐待孩子，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谁看见孩子掉了一块肉？没人看见。这不就得了。至于孩子的灵魂——这一眼看不见的东西——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对其将来有何影响，先放一边去，眼前的事都顾不过来哩！有一次，我听见几位教师说着笑话，前去打听，原来是关于“潜能生”（我总觉得把“差生”叫“潜能生”，有点像把怀孕叫有喜）的：一个“潜能生”在数学课上百无聊赖，就在课本上写正字，以统计数学老师一节课咳嗽了多少声（那数学老师特爱咳嗽）；一个“潜能生”在家里看电视，看得好好的，电视里忽然响起上课铃声，倒了他的胃口，他急忙起身离去，坚决不再看了；还有几个“潜能生”半夜将床单拧成绳，从三楼上一个个地吊下来，去街上的网吧玩电脑游戏！

在这样的“笑话”里，我看出了“灵魂工程师”对于灵魂的漠不关心——这买在是极大的反讽。

一天看杂文，有一篇题为“癫师”，很有意思。那教师看见教苑里的种种反常现象，或痛哭流涕，或慷慨陈词，显得很“神经质”和“歇斯底里”，所以被人叫作“癫师”。在我看来，此师一点儿不癫。他不过是一只刚落人热水又旋即跳了出来的青蛙，敏感而已。

众所周知，自从素质教育“流产”以后，应试教育更加肆无忌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按说，物极必反，应试教育的“极”是早该到了的，但是没有；相反，我估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教书匠的脸还可以一直板下去。这是因为：在校园内，我们的“理想教育”——说白了，就是功利性的许愿——确乎能牢笼一部分学生，使他们甘做应试工具，而先把生活和生趣放在一边，同时又能抽去“潜能生，，自信和自尊的支点，使他们不致闹出什么气候来；在校园外，我们多少有些惊奇地发现，家长和教师几乎是一条心！常听家长这样说：“老师，就当您多生了一个。不听话？打——”

高尔基说：“爱孩子，这是母鸡都会做的事情。”那么，是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而他们何以说“打”甚至去“陪站”？个中原因，一定是够深刻的。我想起两件事情，似可作为“参考答案”。第一件是我亲历的。小时候，我曾问外婆她的脚何以奇小。外婆说：“‘裹脚一双，泪流一缸’呗。但是，我妈说，孩子，什么事都可以心疼你，唯独这件事，不能心疼你！”还有一件，是看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有个小朝廷（名字我忘了），一次征聘三千名太监，而民间自阉了前来应聘的小孩竟多达两万个！朝廷有感于此，只好扩招一千五百人。以上两件事情，裹也罢，阉也罢，在我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就是“活着”，充其量是“好好地活着”。至于活得质量怎么样，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相关因素，是思考得很少的。或日：“家长未必这么短视。他们想的是孩子上了大学就好了。”但是，我想，裹脚很难再放大，阉人很难再勃起，却也是常识。

综上所述，教师的脸之所以板得理直气壮，是因为文化——“活着，，的文化。假如此话切中要害，那么，萧伯纳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对爱尔兰人人生态度的评价——一辈子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成了一块土，一只猪——就正好说出了当下教育的“品位”。

“癫师！癫师！”我常在梦中这样呼喊——也许，我自己也有些“癫”了。

P14－17

书出来了，然而出得怕不是时候。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期间，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说，作家不死30年，其作品也就不足一观。不幸我正活着。虽说还打算继续活下去，然而再活30年，却是毫无把握。这就是说，本书最终能否经受得住所谓“时间的考验”，我多半是不会知道的了。所幸诺贝尔奖委员会并不这样想，不然活赳赳的莫言就不会喘着气走上颁奖台——可惜，我又恰好不是莫言。舍此而外，纵使没有这样的“30年论”，我相信，读者掂起这本新书时，也还是会疑虑重重：如你所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很难看得起身边人写的现世书。

米芾收字，只收到晋代——隋唐以后的，已不入他的法眼。唐诗是盛装，宋词是便装，至于元曲，只好说是背心裤衩了。从《诗经》看，当时的人种田畜牧建宅，何其欢乐，今人则大致失去了真纯之自性；前些年，从埃及和美索波达米亚的历史出土物中发现的五千甚至七千年前的陶器茶碗，其样式和色彩竟给人现代的感觉，只是比现代人做得更大方更自由——说人类另有一种逆向的进化史，我是信的。

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就更没有一看的必要。

当然，就像素粒子从“无”跃出，无因而生，从而使整个物理学界大吃一惊并尴尬不已一样；史上每有奇人，也是直接超拔于逼仄时代和平庸大众，如上世纪60年代的顾准、90年代的王小波，还有前面提到的据说“气象上压倒村上春树”的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等等。对这些克服了自己身上的时代的人，我只好借雪莱的一句诗来表达心情，这就是：

“泥土里的蚯蚓也胆敢向上帝致敬”。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愿或不敢向人说起自己的职业：语文老师。我敢用100元跟你打赌，在时人的心目中，语文老师早已走向了语文的反面：无才便是德。信不信由你：从教数年，有一回，我老家一发小找到我，说是父亲过世，想找人写一篇文情并茂的碑文，问我认不认识文化局里的“文人”。我很悲哀。他当然知道我是中学语文老师，问题是他压根没把“语文老师”和“文情并茂”联系起来——在社会层面，从前的“先生”看来久不存在了。

这应该是语文老师的集体命运：自从语文由文化的大洋偏安于工具的小港后，语文老师纷纷弃去“精气神”，而变了应试之“木乃伊”。有例证之：当时有个老语文教师看我偶尔读读写写，就对我说：“我从来不读一本书，还不是年年评先进！”我闻之大惊，并视之为另一种“醍醐灌顶”，就像朝阳能亮人，夕阳也能亮人一样。

我从事实中发现，资质鲁钝的人，醍醐灌顶一次不行，得灌两次。拿我来说，真正使我产生生命自觉和心灵指向的“醍醐灌顶”，除了上面的一次，还有另一次。当时，在陪发小找了个文化局的“文人”后，我又因事陪发小坐上了回家的公汽。在车上，我注意到身边有两个少妇，一路上叽叽喳喳。其中一个少妇忽然说：“你这么急，到底是想孩子还是想老公？”另一个少妇擂了她一拳，悄声说：“当然是孩子，——奶水太多了，涨得疼！”

具体说来，前一次的醍醐灌顶，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正置身于荒诞而危险的环境中——如此教语文，老师与学生都将成为“木乃伊”，至于所谓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则完全是扯淡。我可不敢拿我仅只一次的人生乱开玩笑，于是从此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真诚的叛徒。后一次的醍醐灌顶，让我顿悟到发牢骚根本上还是皇权情结，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无非是从自己做起，就像那少妇加强营养才能奶涨一样，——好东西都是溢出来的。

读。写。做。

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一天不读书，走进教室就像做贼似的。好比荡秋千，人只有在动的时候才能找到平衡的感觉。我喜欢这种状态。

然而在我们那“无才便是德”的巴掌大的地方，一个老师稍有创新——说“创新”都脸红，不过坚持常识而已——总不免招致麻烦。我曾想将此书命名为《天马行地》，因为里面有不少想法（姑不论“理想”）受挫的趣事。这里仅说一例：有一次公开课，我上得好好的，楼下忽然有猪狂叫起来。我知道我的肺活量与猪的肺活量没有可比性，就只好等待。奇怪的是，楼下的猪没有停的意思，教室里的人也没有动的意思，我于是把讲义一丢，说：“我赶了猪再上来”。这节课，正如您猜到的，被评“不合格”。事后有个老师好心对我说：“你应该请个人去赶猪的”，我反问他：“你当时怎么没想到下去赶呢？”

2006年，本市有个记者将我多年来的“奇闻逸事”敷衍成文，题为《大街上走猫步的人》（意即率性也），在《武汉晚报》上发表。武汉三镇“震动”，——哭耶？笑耶？紧接着，湖南卫视“晚间”栏目组又找来了，说是想采访一下，这些年有没有人搞素质教育？如果有，是怎么搞的？搞了以后命运又是如何？最后以“湖北癫师”为题做了报道。随便说一句，我觉得“癫师”这称谓不错，几年后《教育家》杂志约我写专栏，我就将专栏的名字叫做了“癫师谈”。

刚才说到“命运”，又说到“几年后”，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意识到教育界再不改革，我这一生是不会找到我能认同的人生了，而我又不愿意在将来的墓碑上刻上这样一行字：“此人在荒谬的教育体制下，兢兢业业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于是早在湖南卫视找我之前，我已“跑”了好几回了：在海南“填过海”，在兰州卖过豆腐和“冬果梨”，在北京做过某出版社总监，在武汉做过某发行社策划……终究一事无成。所谓“几年后”，其实就是2009年后，我终于找到了我至今最为惬意的人生：在深圳做家教。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给包括《教育家》杂志在内的几家教育刊物写起专栏来，而这些专栏杂感，也多收入此书。

我现在做着私塾，而对自己整个的教育生涯又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这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其实皆可看作是修行的场，是具体而微的人世间。就像古时的女子出嫁，嫁妆里有祭器，有一生穿的衣裳，有做摇篮用的绷带，还有告别人世时穿的寿衣。这就是说，她嫁的不只是一个丈夫，也还是修行的场和整个人世。我想做老师的也不妨有此胸怀，将一切顺，一切逆，皆坦然纳入“分内人生”，并在此过程中保持生命的生机与灵动。因此我想说，倘若果有来世，下辈子还教书。

这本书不好说是教育书，也不好说是人生书；或者只好说，是一本以教育为题材的人生自传。

此书能否给读者诸君带来教益或有趣，是我希望知道而不能知道的。但老话说得好：“一个活老鼠，胜过一个死知府”，我们总还在说着，写着，出版着，这是没有法子的事——现世人还得说现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