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仁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侨，为报效祖国主动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变卖家产支持国民革命事业，其人对当时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钱玉莉著的《革命外交家陈友仁》为他的评传，书稿中许多资料由陈友仁之孙陈一文先生提供，并有英国政府档案馆藏档案。

陈友仁是近代中国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华侨外交家，出生于美丽的特立尼达岛，以开办律师事务所起家，事业如日中天时毅然回国投身国民革命并为其倾尽家财。曾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代笔起草著名的《致苏俄遗书》；更是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持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首创“革命外交”，以强硬的立场开创了外交上独特的“陈友仁时代”。他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令后人为之景仰。

钱玉莉著的《革命外交家陈友仁》为他的评传，书中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评述中肯，文笔饱含深情。

第一章 特立尼达的中国律师

 太平军将士之后

 兴旺的律师事务所

 美满姻缘

第二章 初涉中国政坛

 与家人不告而别

 主办英文《京报》

 铁窗内的思考

第三章 孙中山的挚友

 相知恨晚

 中国代表团的“编外顾问”

 倾囊办报

 为“联俄”尽力

 外交发言人

 起草《致苏俄遗书》

第四章 力促冯玉祥易帜

 循循善诱

 主编英文《民报》

 “五原誓师”

第五章 广州政府代理外长

 主持“杯葛事件”谈判

 首创革命外交

 痛失爱妻

第六章 “陈发仁时代”

 迁都调查团成员

 与蒋介石初次交锋

 “铁腕”外交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左派的胜利

 力挫列强联合通牒

第七章 在革命转折关头

 武汉告急

 “退却外交”

 “我反对分共！”

 保护鲍罗廷

第八章 莫斯科之行

 秘密出走

 恶毒的“桃色新闻”

 反蒋联合宣言

 难言的失落

第九章 “广州非常会议”外交部长

 再结良缘

 反帝反蒋一肩挑

 “和平会议”无和平

第十章 孙科内阁外交部长

 离奇的国民党“四大”

 力主对日绝交

 为上海抗战奔波

第十一章 福建政府外交部长

 再举反蒋旗

 难展宏图

 重归流亡路

第十二章 难圆报国梦

 陈丕士代父“游说”

 抗日一员

 赤子归根

附录一 陈友仁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陈友仁出生以后，望子成龙的双亲对长子寄予厚望，从小就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开始是在圣·弗尔南多镇的地方学校读书，由于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颇得老师喜爱。父亲去世后，陈友仁在读书之余，还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尽管如此，学习成绩仍能保持优秀，这使他的老师和母亲都认识到他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又被送到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主修法律专业。这所学院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学习氛围，都较之当地学校更好。在那里，陈友仁如鱼得水，学习的潜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很快又成了圣·玛丽学院的优秀生，并荣幸地获得了学院颁发的助学金。

当陈友仁以优异的成绩从圣·玛丽学院毕业后，当地一位著名的律师艾德嘉·玛雷斯·史密斯看中了他，主动提出愿意接收他当徒弟。玛雷斯·史密斯先生是个有正义感的律师，他领导了1903年西班牙港的“水骚乱”暴动。当时，那里的统治当局通过了一项征收水税的法律，许多老百姓对此十分不满，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律师挺身而出，明确提出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议员们对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如何使用，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应该反对收取这类税赋。虽然这次反抗在统治当局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史密斯先生成了群众心目中的英雄。陈友仁师从这样的老师，不但学到了业务知识，更学到了做人的原则。真可谓名师出高徒，陈友仁在玛雷斯·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在律师业务方面进展很快，并开始向当地的报社投稿，这是他日后成为新闻记者的最初实践。经过5年的实习，他于1899年获得了初级律师和公证员的资格。年方21岁的陈友仁成为特立尼达第一位华人律师。

年轻的陈友仁踌躇满志，立志在事业上大干一番。他获得律师资格后，在圣文森特大街警察局附近法院的红房子对面，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并“没有华丽的装饰，它是一幢发黄拉毛水泥墙面的一层建筑，它有一个棕榈树遮阴的良好封闭的院子，还有几棵大的香蕉棕榈树；大部分地面铺有板石，通过双门人口走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你将面临一个栏杆，后面坐着几位打字的工作人员。你告诉他们你的事务以后，可能由他们处理你的事务，或者他们将把你引入办公室的更里边，在那里每个合伙人各自有自己私人的办公室，虽有些拥挤但较为整齐”。事务所一开张，陈友仁就把其宗旨定为：建立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有志者事竞成，陈友仁凭借其扎实的业务能力，认真负责的办事态度，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和印度人，很快成为他的长期客户，他的事务所也成为当地有名的事务所之一，尤擅长于房地产销售和转让的法律事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友仁的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经济上也日益富裕。他先后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并出资购买了曼萨尼拉区的圣·伊希多尔椰子种植园，这个种植园面积很大，而且产量特别高。他独具慧眼，首批购买了拉布雷亚油田的股份，结果在短期内很快升值。这些投资每年都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加之他那日益发展的律师事业，使他一跃成为特立尼达的著名人物。他成名后不久就在圣·科来尔布鲁米大街建造了一座新房子，这是用混凝土和石块建成的，其石块都是从附近的巴巴多斯岛进口的，整幢建筑既豪华又牢固，在当时的西班牙港是独一无二的。这幢新房子还有一个漂亮的马厩，养着几匹良种马。在当时的特立尼达，马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一些有身份的人都拥有好马。陈友仁最喜欢其中一匹美洲种的骏马，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快马，也是特立尼达罕见的良马之一。这匹骏马浑身发亮，气宇轩昂，马的前蹄钉着橡胶马掌，每天它都以优美的跳跃步态，载着陈友仁，往返于他的事务所和寓所之间。陈友仁还喜欢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到空气清新的乡间去散散心。为此，他还在巴里亚湾的一个岛屿上买下了一座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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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1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等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小时。”

进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官体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家群体。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学成归来，加速了该群体的迅速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学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学日本者7人，占19.4％；留学欧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学美国者就有16人，占留学者50％。就留美学人而言，担任过民国外交总长或部长的归国学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就有5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唐绍仪、顾维钧、陈锦涛、宋子文、胡适。另外，成为民国外交家的“哥大”归国学生还有朱兆莘、陈之迈等。李又宁教授在论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时指出：“留学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他(她)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和亲和感。因此，留学生的一项功能，是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换言之，留学生是本国与世界的桥梁。”担当中国外交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职责。  职业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表现出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国家权利而奋斗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以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机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和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五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继续关注和从事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主持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从2007年开始，笔者在《世界知识》主持开辟“民国外交人专栏”，历时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传记106篇，涉及民国历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特使、专使以及为国捐躯或作出重要外交贡献的外交人物109人，该项工作突破了对民国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数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对民国外交家群体研究的系统工程。201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友情邀请，决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民国百位外交家传》(学术版)，列为以王建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49)》子课题，单独编撰出版。其二，对于笔者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进行修订再版和扩版。2008年，团结出版社再版了其中两种《伍廷芳传》和《王正廷传》，当时签约版权为5年。2013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联络推动，商定增订重版、扩版这套丛书，并调整为8卷本。2014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各位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两个项目均告完成，进入结项和出版顺序。为此，笔者特写本文，既作为“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总序，亦作为《民国百位外交家传》的前言。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丛书的增订再版本：张礼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国著《外交总长陆征祥》、陈雁著《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完颜绍元著《“废约”外交家王正廷》、钱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陈友仁》、杨菁著《战时外交家宋子文》。另有两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关培凤著《外交奇才叶公超》。无论是增订版，还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运用方面尽了大力，尽量周密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努力使文字生动活泼，使之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丛书对于各传记的撰写只要求体例一致，并无统一的观点要求，各传记反映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并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丛书将来有机会再版和扩版时，有所借鉴和参考。

作为丛书主编，笔者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以及编辑工作之余，尽心尽力，精雕细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撰写和增订，使丛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没有他当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争取，就没有本丛书初版本的诞生。更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支持，使本丛书的增订和扩版，能够成为现实。

2014年8月30日于复旦大学

民国时期享有“革命外交家”美誉的陈友仁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侨，为了报效祖国而主动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并变卖家产以支持国民革命事业；他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就是出自他之手；他几乎不会说中国话，却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弱国无外交”的民国时期，他首创“革命外交”，从列强手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他虽然出生在特立尼达，但他最终叶落归根，与他亲爱的祖国永存。但是，这位近乎传奇的民国外交家没留下自传，他的青少年时代又是在国外度过的，他曾主编的几份英文报纸也难以寻觅，资料成了最大的难题。毫不夸张地说，我之所以勇敢地接受了这个课题，一是因为我被陈友仁的人格和爱国心感动了，二是我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帮助和指教。国内著名的研究宋庆龄的专家爱泼斯坦先生和刘家泉先生，亲自给我回信解答问题；孙中山故居管委会的辛永康先生把家中的藏书借给我；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的严福富先生、戴辉先生和林铭纲先生特为我寻找资料，复印照片。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作高先生在百忙中帮助我翻译。徐矛教授多次给我悉心指教。

我特别要感谢陈友仁的嫡孙陈一文先生，毫无保留地把他的书稿和他父亲、姑姑的自传提供给我，还把他自费从英国政府档案馆复印的档案提供给我，使我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令我十分感动。我还要感谢主编石源华教授精心为我审阅书稿。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我可能难以成书。

《陈友仁传》出版后，我继续关注着这个课题，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不会放过，但还是收效甚微。但是，我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陈友仁的研究有所升温，特别是陈友仁的儿媳陈元珍女士于2010年出版的《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从一个家属的独特视角，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陈友仁的生平活动，对我颇有启发。

因本人学力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教。  著者

2014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