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系列中张礼恒著的《三世外交家伍廷芳》一书。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主要介绍了伍廷芳在晚清、北洋政府及民国初年三个时期的外交生涯。本书书中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评述中肯，文笔饱含深情，向读者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塑造一代民国外交家的新形象。

伍廷芳是晚清、民国外交家，法学博士。从1882年起到1911年止，在仕清近30年的政治生涯中，伍廷芳以一个新型官员的身份，从事荐西学、筑铁路、办外交、改法制等实践活动，且取得了斐然的成绩。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民军总代表，主持南北和谈，为推翻清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后皈依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旗帜下，直至生命结束。

张礼恒著的《三世外交家伍廷芳》为他的评传，书中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评述中肯，文笔饱含深情。

第一章 风雨沧桑路

 生在南洋

 智脱匪巢

 远遁科举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踏上西学路

 中国办报第一人

 基督徒家的乘龙快婿

第三章 中国首位留学博士

 入林肯法学院

 拜会郭嵩焘

 不应诸侯罗聘

第四章 任职香港的酸甜苦辣

 华人领袖“伍叔”

 以法作剑护华民

 废笞刑与争免剖尸案

 离港北上

第五章 李鸿章 的外交顾问

 洋务派的“智囊”

 为处理“长崎事件”出谋划策

 与东洋魔鬼打交道

 换约全权大臣

第六章 初次出使美国

 饯别香港

 抗议美国“排华法案”

 西班牙之行

 义和团运动的辩护律师

 奉命缉捕梁启超

第七章 再任驻美公使

 重返美洲大陆

 调侃罗斯福

 永远的朋友朗维勒

 拜访大科学家爱迪生

 折冲樽俎南美行

 缔结中秘条约

第八章 新世纪来临前夕

 “没有辫子的食肉兽”

 民军外交总代表

 南北和谈初定国基

 与陈其美打赌

 反对袁世凯称帝

第九章 在民国外交总长任上

 黎元洪的支持者

 短命的“内阁总理”

 “头可断，法不可违”

 携印信离京出走

第十章 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应邀南下

 “伴食总裁”

 “关余案”风波

 竭诚辅佐孙中山

 噩耗在叛乱后传出

 盖棺定论

附录一 伍廷芳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冲击，清王朝在南中国地区的统治几近崩溃，社会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盗匪横行，流寇遍野，打家劫舍司空见惯。家境宽裕的伍家自然成为土匪洗劫的目标。

1855年，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一伙土匪闯进了伍家，不由分说，拉走了刚从熟睡中醒来的伍廷芳，临走时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拿钱来赎人！”家人的哭喊声，夹杂着狗的惊叫声，融入了寂静的长夜，显得是那般凄惨、那般绝望。

匪徒们用黑布紧紧蒙住了伍廷芳的双眼，推搡着行走。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伍廷芳只记得先走的是陆路，后又坐上小船，划过一条河，最后又在岸上行走了好一段路。当他实在走不动时，匪徒们停住了脚步，取下了他眼上的黑布。此刻，已是黎明时分。伍廷芳揉搓了一会眼睛，方看清周围的环境。他们驻脚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的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山上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如果不加注意，外面很难发现这个洞穴，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洞内则别有一番天地，容积极大，能容纳下数百人。四壁全是天然巨石，坚固无双，洞口却只有5尺(约1.67米)宽。借着射进来的阳光，伍廷芳看到30多个土匪，或坐或卧，放肆地谈笑着，个个都是头缠黑布，手里拿着一根短竹筒，随着腮部的鼓瘪，嘴里喷出阵阵白烟，顿时山洞里充满了呛人的烟雾和土匪们的咳嗽声。

伍廷芳坐在石头上，不声不响，只有机灵的双眼在闪动。

“开饭啦！”

一声猛喊，打断了伍廷芳的思绪。奔袭了一夜的匪徒们，起身涌向饭桶，洞内传出一阵阵“呼啦，呼啦”的吃饭声。

“小家伙，这是你的！”

伍廷芳抬眼望去，只见一个伙夫模样的人，递过一碗米饭。此人一副老实胆小的模样，在这群强悍蛮横的土匪中显得格外扎眼。伍廷芳不由得一阵心动，到口的话又咽回肚里。

饭吃完了，土匪们打着饱嗝，叫骂着，横七竖八地找地方睡觉去了。洞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伍廷芳靠在石壁上，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一觉好长啊，等伍廷芳醒来时，天已经漆黑了，洞内燃起了火把。这时，一个虎背熊腰的土匪，走到伍廷芳身边，盘问他家里的情况。伍廷芳答道：

“我的父亲、哥哥是种田的，我替人家放牛！”

土匪头目盯着伍廷芳狠狠地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

不知又过了几天，伍廷芳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一次开饭时，伍廷芳发现老伙夫同人说话的口音竟同自己完全一样，不由得一阵狂喜。等到众土匪离去时，伍廷芳悄悄地问道：“老伯，您不是某乡的么？”  伙夫惊讶地说道：“你怎么晓得的？”

“我听您说话，就知道了。我也是某乡的，和您是同乡。您到此地有几年了？”

伙夫算了一下，幽幽说道：

“6年了。我也是被掳来的。因家里没有钱，我也没得气力，他们就要我烧火做饭。我看你不像庄稼人，怎挨得这里的苦？”

听了伙夫的话，伍廷芳心中好一阵悲伤，哽咽着说：“我吃些苦倒不要紧，只是家中父母一定急得不行了，还请老伯设法救我。再说您藏身贼巢，毕竟不是长久之法。如果您肯救我回家，我保您吃一辈子的安乐饭。”

伙夫的脸上露出几分喜色。洞口传来脚步声，伙夫匆忙嘱咐：“不要再说了，等有机会，我会再和你商量的。”边说边抽身离去。

从此以后，伍廷芳装得跟没事一般，再也不理会那伙夫，以免引起匪徒们的怀疑。就这样，30多天慢慢地过去了。

一天，匪徒们又出动了。洞里只留下两个土匪监守。见伍廷芳乖乖地坐在石上，守班的土匪便放松了警惕，懒洋洋地走开了。伙夫悄悄地走近伍廷芳，低声说道：“机会到了，可不知如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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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1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等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小时。”

进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官体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家群体。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学成归来，加速了该群体的迅速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学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学日本者7人，占19.4％；留学欧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学美国者就有16人，占留学者50％。就留美学人而言，担任过民国外交总长或部长的归国学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就有5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唐绍仪、顾维钧、陈锦涛、宋子文、胡适。另外，成为民国外交家的“哥大”归国学生还有朱兆莘、陈之迈等。李又宁教授在论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时指出：“留学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他(她)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和亲和感。因此，留学生的一项功能，是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换言之，留学生是本国与世界的桥梁。”担当中国外交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职责。

职业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表现出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国家权利而奋斗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以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机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和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五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继续关注和从事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主持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从2007年开始，笔者在《世界知识》主持开辟“民国外交人专栏”，历时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传记106篇，涉及民国历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特使、专使以及为国捐躯或作出重要外交贡献的外交人物109人，该项工作突破了对民国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数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对民国外交家群体研究的系统工程。201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友情邀请，决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民国百位外交家传》(学术版)，列为以王建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49)》子课题，单独编撰出版。其二，对于笔者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进行修订再版和扩版。2008年，团结出版社再版了其中两种《伍廷芳传》和《王正廷传》，当时签约版权为5年。2013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联络推动，商定增订重版、扩版这套丛书，并调整为8卷本。2014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各位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两个项目均告完成，进入结项和出版顺序。为此，笔者特写本文，既作为“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总序，亦作为《民国百位外交家传》的前言。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丛书的增订再版本：张礼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国著《外交总长陆征祥》、陈雁著《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完颜绍元著《“废约”外交家王正廷》、钱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陈友仁》、杨菁著《战时外交家宋子文》。另有两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关培凤著《外交奇才叶公超》。无论是增订版，还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运用方面尽了大力，尽量周密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努力使文字生动活泼，使之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丛书对于各传记的撰写只要求体例一致，并无统一的观点要求，各传记反映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并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丛书将来有机会再版和扩版时，有所借鉴和参考。

作为丛书主编，笔者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以及编辑工作之余，尽心尽力，精雕细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撰写和增订，使丛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没有他当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争取，就没有本丛书初版本的诞生。更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支持，使本丛书的增订和扩版，能够成为现实。

2014年8月30日于复旦大学

《“三世”外交家伍廷芳》此次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严格说来当是该书的第三版。15年前该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7年前该书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在历史类书籍难以出版的当下，在全民拜金的时段，作为本书的作者，内心确有诚惶诚恐之感。感叹之余，更为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决策敬佩不已。凭着多年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经验，深知在企业化运作的今天，决策一旦偏差，出版社是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

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窗口，此话虽不尽然，但总体不假。不管别人如何，我自觉还是十分爱惜知识分子这片羽毛的。自获悉再版的信息后，为了对读者负责，也为了对出版社负责，更为了对自己负责，在保持原书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对书稿做了较大修改，除增添了很多新史料之外，还对史实不清的地方作了细致的考证，对个别史实有误的部分进行了订正，以期对得起社会的良心。当然，自己也清楚，尽管力求完美，但完美难求。由于受学识、资料等方面的限制，书中肯定还会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敬请读者、同仁教正，本人将不胜感谢!

为了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交代，也为了保持事情的连续性，在此，我对该书的撰写及出版情况作一完整说明。

为伍廷芳作传的想法早已产生，而真正动笔则是从20年前开始的。1995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就以伍廷芳为研究对象。由于体例的关系，学位论文写完后，仍然无法展现伍廷芳丰富多彩的一生。正当我心怀遗憾之际，大学同窗好友王明星的牵线搭桥圆了我多年的梦。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时的老师石源华先生正在主编一套将伍廷芳列入其中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我也就由此与石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石先生投入了大量的劳动。从写作体例、章节安排、史料取舍乃至标点的运用，石先生均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后学的无私奉献精神。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时的好友给予了我悉心的关怀与照顾，使我深深懂得了做人的原则和读书的意义。其情其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令我感怀不已。聊城大学中文系的著名古籍专家王世舜先生在百忙中帮助校对有关伍廷芳的悼词和挽联。聊城大学美术系的青年教师李凯对书中插图进行了技术处理。妻子王希莲工作之余，对本书的成稿在打印、排版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最后尤其要提到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王静先生、团结出版社的郭强先生、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珊珊女士，作为该书的编辑，三位先生（女士）旨仔细审阅了全稿，就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而精当的意见，体现了年轻学人治学的严谨性和强烈的责任感。在此，我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4年3月24日夜于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