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奥运之父”，作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开启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完颜绍元著的《废约外交家王正廷》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作为他在屈辱、抗争和磨难中蹒跚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艰难旅程。

王正廷(1882～1961)，是民国时期历任武昌、广州、北京、南京四个政权外交部长的坛坫元老，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同时又以“中国奥运之父”知名。完颜绍元著的《废约外交家王正廷》依据民国外交档案及最新披露的王正廷自述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广泛参考和汲取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他在屈辱、抗争和磨难中蹒跚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艰难旅程，以及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做出了全景式的观照。

第一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

 家世传奇

 上海求学

 人北洋学堂

 梦想和努力

第二章 徜徉在基督与革命之间

 执教长沙

 参加同盟会

 留学美国

第三章 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

 民国第一任外交官

 局部停战的妙用

 起草“立国文献”

 孙中山信任的人

第四章 从民初政争到护法运动

 迎袁惊变

 从总长到议员

 反对大借款

 “法律讨袁”

 北京政潮

 广州护法

第五章 抗争凡尔赛

 华盛顿游说

 出使巴黎

 “美国路线”

 “公理”的倾斜

 拒签和约

 疑义相与析

第六章 折冲京华

 载誉归来

 太平洋会议筹备处顾问

 鲁案善后督办

 艰难的中日谈判

 “行至一池动荡之水”

 主持中苏交涉

 寒冬日本行

 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轩然大波

第七章 流产的“首都革命”

 北京政变

 再任外交总长

 驱逐溥仪出宫

 痛悼孙中山

第八章 自北徂南的转折

 出任中苏会议督办

 五卅惨案善后交涉

 主持关税特别会议

 三任北京外交总长

 秘而不宣的使命

 蒋介石、宋美龄证婚人

第九章 开辟民国外交的“新纪元”

 党家庄会议

 “不名一派”论折冲

 突破英美拔头筹

 关税自主的实现

 撤废领事裁判权交涉

第十章 曲折反复的中日谈判

 针尖对麦芒

 矢田铩羽萨家湾

 翻云覆雨识田中

 暗度陈仓重光葵

 神秘的佐分利之死

第十一章 长嗟中东路

 风云变起哈尔滨

 苏联对华绝交

 外战内争交响曲

 可怜无定河边骨

 伯力城下之盟

第十二章 金瓯缺处志未成

 收回租界租借地

 最后的抗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李代桃僵

 “阳秋贬笔未宜多”

第十三章 持节余韵

 绿茵场风云

 柏林奥运会

 出使华盛顿

 时不利兮奈若何

第十四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隐退山城

 折戟中国大学

 心冷英伦

尾声 恬淡而充实的晚年

附录一 王正廷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光绪二十年（1894），王正廷在上海求学期间，中日战争爆发了。他每天去学校阅报室阅读各种报纸，关注着海陆两个战场的态势变化。清朝官兵丧师败绩的噩讯接踵传来，外文通讯和评论对清朝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战争中暴露无遗的腐败落后所给予的嘲弄，有如雷鸣霆击，催醒了王正廷朦胧的民族主义意识。翌年，深受《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要求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思潮激荡朝野，近代中国第一所高等工科学府——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北洋大学堂”）在此背景下于天津创立。禀请办学的津海关道盛宣怀自任督办，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蔡绍基为教导主任，特聘美国教育家丁家立任总教习。王正廷顺利通过了蔡绍基亲自来上海主持的招生考试，成为该校预科新生，不仅全免学费并提供住宿、课本、文具，而且每月发二两银子作零用钱。不久，他和同一批录取的同学一起，由蔡绍基带领，登上了北上天津的航程。

北洋学堂的学科和修业年限均以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学制为蓝本设计，教授亦多从英国和美国聘请过来。第一年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在预科部上课，到学期末，凡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会自动地升入更高的年级。所谓学业，不仅指这些年轻人第一次接触的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地理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还包括足球、篮球等一系列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和军事操练。那个年代学者应有的形象是“清秀儒雅”，所以来到北洋学堂的学生大都是单薄孱弱，长袍加身，白净的手上还留着尖尖的长指甲。为了改变学生们的面貌，校方下了死规定，那就是把体育和军训作为日常课程的一部分融入学生的生活，只有在课业成绩合格、身体测试也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升人更高的年级。王正廷似与新式体育有缘，很快便迷恋上了这些运动，体魄亦得到积极锻炼，“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长高了一尺多，几乎增加了一半的体重”。这种对体育运动的爱好，王正廷终生不辍，如网球、室内游泳等项目，近乎健将级水平，成为他日后能为近代中国新式体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因之一。  入学第二年，王正廷凭借优秀的课业和体育成绩，提前升入设有法律、工程、机械、铁路等科系的本科。最先王正廷选择的是修习铁路专业，这同他从小就期望在交通航运上做番事业的夙愿相吻合；而且铁路班是应京奉铁路局的要求而开设的，毕业后便有从业和深造的机会。但可能是受到戊戌变法以喋血而告流产的刺激，王正廷关注祖国前途的视角逐渐从改良社会转移到了改革政治上，最终选择了专修法律，而且因为学勤绩优，得到来自英国的两位教授坎特（一译肯特）与詹姆斯的青睐，专门为他开设了指导学习第二年法律课程的“小灶”。同时他对自办中国现代交通业的热忱始终未泯，后来有不少这方面的活动和建树，此为后话。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席卷天津，城厢内外到处是“拳民”的坛口，火烧洋教堂的风潮蔓延，西门里、马家口、小洋货街、西沽……处处烈焰灼天。丁家立唯恐“西学学堂”遭受池鱼之殃，忙关闭校门，严禁学生随意出入。即便如此，王正廷和同学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围墙外的动荡。外文报纸上充斥着对“拳匪”的谩骂，呼吁“严惩痛剿”。5月底，卸去炮衣的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海面上。6月初，陆续开进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已达两千多人。乌云在津沽上空聚集，恐惧不安的气氛在校园内弥漫。对此亲历的巨变，王正廷日后在自传中有过详细追述，并认为义和团原本是一场旨在摆脱西方列强奴役和瓜分的爱国运动，只是很不幸地被虚荣自负的慈禧太后所利用了。

可怕的一幕，终于在惶惶等待中揭开了。6月11日深夜，一阵阵密集的枪炮声把王正廷和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盘踞在天津租界的外国驻军以突然袭击中国民众的屠杀，奏响了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序曲。学校当局以保护学生免受“暴民”杀戮为由，宣布提前放假。

怀着失望与迷茫，王正廷沮丧地返回上海。

P3-5

一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1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等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小时。”

进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官体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家群体。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学成归来，加速了该群体的迅速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学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学日本者7人，占19.4％；留学欧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学美国者就有16人，占留学者50％。就留美学人而言，担任过民国外交总长或部长的归国学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就有5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唐绍仪、顾维钧、陈锦涛、宋子文、胡适。另外，成为民国外交家的“哥大”归国学生还有朱兆莘、陈之迈等。李又宁教授在论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时指出：“留学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他(她)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和亲和感。因此，留学生的一项功能，是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换言之，留学生是本国与世界的桥梁。”担当中国外交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职责。  职业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表现出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国家权利而奋斗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以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机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和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五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继续关注和从事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主持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从2007年开始，笔者在《世界知识》主持开辟“民国外交人专栏”，历时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传记106篇，涉及民国历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特使、专使以及为国捐躯或作出重要外交贡献的外交人物109人，该项工作突破了对民国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数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对民国外交家群体研究的系统工程。201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友情邀请，决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民国百位外交家传》(学术版)，列为以王建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49)》子课题，单独编撰出版。其二，对于笔者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进行修订再版和扩版。2008年，团结出版社再版了其中两种《伍廷芳传》和《王正廷传》，当时签约版权为5年。2013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联络推动，商定增订重版、扩版这套丛书，并调整为8卷本。2014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各位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两个项目均告完成，进入结项和出版顺序。为此，笔者特写本文，既作为“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总序，亦作为《民国百位外交家传》的前言。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丛书的增订再版本：张礼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国著《外交总长陆征祥》、陈雁著《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完颜绍元著《“废约”外交家王正廷》、钱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陈友仁》、杨菁著《战时外交家宋子文》。另有两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关培凤著《外交奇才叶公超》。无论是增订版，还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运用方面尽了大力，尽量周密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努力使文字生动活泼，使之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丛书对于各传记的撰写只要求体例一致，并无统一的观点要求，各传记反映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并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丛书将来有机会再版和扩版时，有所借鉴和参考。

作为丛书主编，笔者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以及编辑工作之余，尽心尽力，精雕细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撰写和增订，使丛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没有他当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争取，就没有本丛书初版本的诞生。更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支持，使本丛书的增订和扩版，能够成为现实。

2014年8月30日于复旦大学

1997年，民国外交史专家石源华教授规划和主编《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我因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教授的推荐，成为该丛书作者之一，然后在石源华教授的热忱指导和帮助下，历时年余，终得写成大陆上第一本王正廷传记，先随全套丛书交河北人民出版社刊行(1999年)，其后又由团结出版社出了修订版(2()()8年)。差可自慰的是学术圈里的反应还可以，如王利娟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王正廷研究综述》，将本书作为“史学界第一部全面论述王正廷人生历程的学术论著”，给予好评。

再往后，本书更有幸获得了“刷新”的机遇：先是2012年4月，我因《宁波帮》杂志社总经理刘建夏先生的热忱推荐，应邀参加在王正廷故乡奉化市举办的“王正廷与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研讨会”暨王正廷自传《顾往观来》英文手稿捐赠等仪式，由此得到《宁波帮》杂志社统筹策划的王正廷自传中文翻译本；接着是2013年4月，石源华教授应福建教育出版社约请，又一次主持编纂修订《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简言之，是《宁波帮》杂志社筹划的王正廷英文自传的中文翻译与刊行，给我提供了重新修订本书的重要的史料资源；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热情赞襄，给我提供了重新修订本书并求教于方家读者的机会；是石源华教授审读全稿，多所订讹勘误，并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给我以宝贵的学术支持。谨向《宁波帮》杂志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和石源华教授致以衷心感谢!

2014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