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能否经受住战争的残酷考验？枪炮面前法律是否真的无声？

人道观念与正义观念是齐头并进还是水火不容？

战争越猛烈，对人类越仁慈；这是一个无情的报复性守则，是使人要么成为恶魔，要么成为绅士的许可证。

约翰·法比安·维特编写的《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以生动而深刻的历史故事，揭开了战争背后隐藏的法律规则。

美国是伴随着战争成长起来的国家，从殖民地时期的生存之战，到革命时期的独立之战，直至今天的海外反恐战争，美国几乎是十年一小战，五十年一大战。在这所有的战争中，对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这场内战的伤亡人数，超过此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伤亡人数的总和。内战解放了黑人奴隶，黑人奴隶参与战争后，完全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冲击了既有的战争法则。为了应对这种新情况，林肯麾下的将领们授权弗朗西斯利伯起草了一部战争守则，是为林肯守则。约翰维特教授的这部精彩绝伦之作，正是围绕着利伯及其守则的诞生过程，再现了波澜起伏、争议不断的美国战争法律史。

战争法是近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准则，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背后都隐约浮现着战争法的影子。约翰·法比安·维特编写的《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以生动而深刻的历史故事，揭开了战争背后隐藏的法律规则。

序言

第一部分 你将我带到了地狱！

 第1章 人道主义之权利

华盛顿和战争的道德逻辑

杰斐逊的野蛮教化

富兰克林和革命的神话

 第2章 文明战争之规则

中立的艺术

通往战争之路

美国的战争，美国的奴隶制

 第3章 假慈悲之情

律师、士兵和海员

剥头皮之神

安德鲁·杰克逊与民兵的传统

 第4章 错误的战争法则

加拿大

墨西哥

巴黎

第二部分 一些野蛮或残酷的手段

 第5章 我们不做国际法业务

奇怪的不一致

自相残杀

一时之英雄

 第6章 鲜血乃历史之雨露

唯愿我还能战斗

纽约的克劳塞维茨

密苏里游击战

 第7章 正义之举

比野蛮人更凶残

基督教文明的最高准则

避免采取任何暴力手段

 第8章 拯救国家

奴隶也是人

对上帝负责

不分肤色

 第9章 一直杀向海边

最庄严的职责

霍尔特手下那些出色的年轻人

哪一方可以获胜

 第10章 士兵和绅士

刺杀每一个人

一位印第安纳州的公民

公开战争中的战斗人员

第三部分 哀嚎的荒原

 第11章 格伦分队

手下留情

威姆斯赞扬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行为，这并没有错。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华盛顿拒绝采用主要将军所希望的破坏性战争手段。这位总司令深谋远虑，认为诉诸这样的战争手段，美国的利益就会受损，英属北美的农场和城市将会化为一片废墟。他明智地察觉到，只要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在大西洋沿岸的每一个海滨城镇都扣有人质，那么对英国士兵或战俘采取报复措施，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是愚蠢的。

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原则和利益的碰撞还是形成了一个问题，就连威姆斯和华盛顿的神话缔造者也无法理解。威姆斯没有看到，华盛顿曾多次获得极佳的机会陈述自己的主要动机——源自“人道主义、热情、利益和荣誉”卯方面的考虑，他在1777年正是这么说的——而没有在它们当中作出选择。华盛顿坚持遵守的战争法，有利于——而非阻碍了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的战略利益。华盛顿提醒手下军官，善待平民将会得到他们的爱戴。同样，大陆会议细心照看英国战俘，在英军监狱中的美国战俘也会得到同等的待遇。对于那些抱怨英军残忍对待战俘的美国人，报复行为只会使战俘的生命更危险。华盛顿认为，在任何时刻，英军的“恣意暴行伤害了——而非有益于他们的事业”。华盛顿预测，与之相反，美军的宽容“恰恰保证”了爱国者一方能获得“所有善良之人的忠诚”。粥他希望，即使是英国人也会对美国人的事业“大开眼界”。

美国人在战争法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也是英美对抗的另一个原因。革命旨在使美国加入文明国家俱乐部。大陆会议和华盛顿总司令——更不用说盖奇将军、豪将军及其后继者——都理解，通过展示他们对这一俱乐部法则的尊重，美国人将会在国际圆桌上距离独立席位更近一步。

但不幸的是，新美国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当利益和法律相冲突时，利益将会胜出。弗朗西斯·达纳(Francis Dana)和罗伯特·莫里斯(Rob。rcMorris)在为大陆会议一个委员会所起草的文件中写道：“事实再清楚不过，唯有利益(而非正义或人道主义原则)可以控制人民。”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同样的方式来描述战时国家的行为。就道德而言，汉密尔顿是建国时期那一代人中为数不多的、对战争法的道德目标表示怀疑的人。在安德烈被处以死刑时，汉密尔顿就抱怨：“战争法所公认的法规和贯例”是对“人性的讽刺”。m’汉密尔顿不解的是：什么样的法律才会允年大肆破坏、屠杀，允许处死一位像安德烈这样高尚的人呢？他想，考虑到年轻共和国的战略利益，战争法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他后来写道，i芏一个强国环伺的世界中，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在这一形势下“可不希望遇到危险”。因此，后来汉密尔顿鼓励华盛顿坚持“国家间的公认准则或惯例”。汉密尔顿认为，弱国以战争法为战略手段，而不考虑其道德地位，属于明智之举。  汉密尔顿的观点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那就是：如果美国革命的利益诉求与人道主义愿望相冲突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美国军队的利益诉求与人道主义的法律背道而驰，又将会发生什么呢？即便经过了四年的战争，也还是没有人知道答案，甚至不曾有人真正提出过这一问题。到了1780年和1781年，当战争转移到南方时，美国的领导人为了回避这一问题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在美国建国之父中，没有人像托马斯·杰斐逊那样，对美国人的文明战争观念产生如此久远的影响。杰斐逊将18世纪欧洲的战争标准写进独立战争期间最著名的文献《独立宣言》之中。他在弗吉尼亚州宪法的前言中控诉英国人的暴行。加。他雄辩地抗议英国人残忍对待美国战俘。但是，杰斐逊也暴露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心中有关战争法观念的深刻矛盾。P26-27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战争故事。具体来讲，这是一个有关战争思想的故事，美国人孕育了这一思想但却经常轻视它。这一思想是：战争行为应该受到法律限制。

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中，有一个画面捕捉到了故事中心的迷思。那是1862年的圣诞节，背景是华盛顿特区一所公寓里的一个小房间，公寓后面是未竣工的国会大厦。在点燃着煤油灯的小桌子上，一位年迈的教授工作至深夜。自远处看，此人如泥泞中平静的绿洲，而在这个冬天，华盛顿正处于战乱之中。但如果我们凑近一点看，平静的幻觉就会让位于心绪不宁。浓密的银发下，老人的眼神深邃。他满脸愁容，白色的高衣领和黑色的丝绸领带，也无法掩盖战争在其脖子上留下的旧伤疤。他的举止暴露出更新一些的、不那么明显的伤疤。上一周，他得到可怕的消息，他的一个儿子在弗吉尼亚为南部邦联军队作战时牺牲了，第二个儿子在被占领的新奥尔良为联邦军而战，第三个儿子则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失去了右臂。

如果再凑近一点观察，就可以看到，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在痴迷的工作。他带着强烈的感情写作，将其对战争的愤怒之情诉诸笔端，好似用强劲之笔为牺牲的孩子们昭雪沉冤。应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亲密军事顾问要求，他正在起草一部守则。

……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关注美国史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它每年花在国防上的费用几乎占世界一半。加西方的观察家们非常清楚，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卷入各种军事冲突。在21世纪，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与军事力量有关的法律和道德问题，那么，就一定要了解美国战争法的历史。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将会看到，在武装冲突中，战争法自身包含着两种强有力但相互竞争的观念：一种是人道主义，另一种是正义。今天，我们试图调和这两种观念。一个半世纪以前，林肯和利伯也与二者搏斗过。在民兵们驻扎于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日子里，建国之父们也试图把握这两种观念。

面前的这套《雅理译丛》，最初名为“耶鲁译丛”。两年前，我们决定在《阿克曼文集》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启动一套以耶鲁法学为题的新译丛，重点收入耶鲁法学院教授以“非法学”的理论进路和学科资源去讨论“法学”问题的论著。

耶鲁法学院的师生向来以Yale ABL来“戏称”他们的学术家园，ABL是anything but law的缩写，说的就是，美国这家最好也最理论化的法学院——除了不教法律，别的什么都教。熟悉美国现代法律思想历程的读者都会知道，耶鲁法学虽然是“ABL”的先锋，但却不是独行。整个20世纪，从发端于耶鲁的法律现实主义，到大兴于哈佛的批判法学运动，再到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法经济学帝国，法学著述的形态早已转变为我们常说的“law and”的结构。当然，也是在这种百花齐放的格局下，法学教育取得了它在现代研究型大学中的一席之地，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书目限于耶鲁一家之言，《雅理译丛》由此应运而生。

雅理，一取“耶鲁”旧译“雅礼”之音，意在记录这套丛书的出版缘起；二取其理正，其言雅之意，意在表达以至雅之言呈现至正之理的学术以及出版理念。

作为编者，我们由法学出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进一步引入法学研究的新资源，打开法学研究的新视野，开拓法学研究的新前沿。与此同时，我们也深知，现有的学科划分格局并非从来如此，其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产物(不要忘记法律现实主义的教诲)，因此，我们还将“超越法律”，收入更多的直面问题本身的跨学科作品，关注那些闪耀着智慧火花的交叉学科作品。在此标准之下，我们提倡友好的阅读界面，欢迎有着生动活泼形式的严肃认真作品，以弘扬学术，服务大众。《雅理译丛》旨在也志在做成有理有据、有益有趣的学术译丛。

第一批的书稿即将付梓，在此，我们要对受邀担任丛书编委的老师和朋友表示感谢，向担起翻译工作的学者表示感谢。正是他们仍“在路上”的辛勤工作，才成就了我们丛书的“未来”。而读者的回应则是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我们只有脚踏实地地积累经验——让下一本书变得更好，让学术翱翔在更广阔的天空，将闪亮的思想不断传播出去，这永远是我们最想做的事。

法大社·六部书坊

《雅理译丛》主编田雷

2014年5月

《林肯守则》是一部内容丰富、细节曲折、真实可读的佳作，揭示了战争法对美国历史的深层影响。全书新见迭出，令人应接不暇，我从中获益良多，而且每次阅读都有新收获。这绝对是一部杰作，将会传之后世。

——美国司法部部长助理、哈佛法学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

《林肯守则》扣人心弦地讲述了残酷的战争时期维系荣誉、尊严与人性的斗争故事，涉及独立战争、美国内战与菲律宾战争。约翰·维特关注的重点是林肯在内战期间最艰难的日子里颁布的战争行为守则；这部守则严厉而无情，完全从现实需要出发，严格禁止酷刑、虐待战俘、叛变、故意伤害平民。对于林肯这位最伟大、最复杂的国家领袖而言，本书为其历史地位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国著名法学家、法官、总检察长、哈佛法学教授查尔斯·弗雷德（Charles Fried）

维特将历史和法律完美地融为一体，分析透辟，展现了战争时期美国在正义与人道问题上的持续争议。本书历史背景丰富，而且与今天的时代主题遥相呼应。作者生动记录了众多哲人、法学家的精彩论述、法官的判决和政治家的动机，以及战地指挥官的困境，他们都必须面对战争法所带来的制约。全书精彩纷呈，完全体现了一个法学教授的最高水准，而且词句优美，百读不厌。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美国人一直在争论该如何对待国际法律规则，约翰·维特为我们提供了理智客观的历史视角、极富洞见的事实依据。维特从一开始就提出，美国人动用军事力量时会借助道德准则，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在美国内战中完全展现出来。正是在内战期间，弗朗西斯·利伯起草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战争法。维特的这本书研究细致入微、文笔流畅优美，是一部帮助美国人知往鉴来的佳作。

——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

这是一部极其出色、非常耐读的著作，约翰·维特为我们展示了自建国之父到亚伯拉罕·林肯时代，美国人在动用武装力量捍卫国家利益时，所面临的法律制约和人道困境，以及两者之前模糊不清、难以把握的边界争议。这部原创性的综合研究，将有助于解释我们国家的道德和政治基础，并为我们理解当代的战争法提供背景知识。

——美国著名内战史、军事史学家克雷奇·西蒙兹（Craig L. Symonds）

“这本书恰逢其时，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关于使用军事法庭、扣押和询问手段、正当程序和公民权利等问题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歇。这部构思精巧、笔法出色的美国战争法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现实路标，方便我们理解和准备当下以及未来的法律和军事行动”。

——美国荣休法官、军事法专家弗兰克·威廉斯（Frank J. Williams）

太精彩了……《林肯守则》既轻快地讲述了美国的立法简史，也沉重地记录了美国战时的残暴景象……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立足于大量的档案研究，书中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论述，能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美国。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Review）

令人爱不释手……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具有深切的道德关怀，语言和情感流畅而丰富，出类拔萃。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棒极了，非常有吸引力……此书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战争中人道与正义之间的边界变动，无论是在美国内战还是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我们的政治领导人都在力图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

——《评论杂志》（Commentary Magazine）

全面论述了美国人对待战争的观念：残酷的战争应该受到人道规则的制约。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一部出色的大作……维特提出并论证了一种极具挑战性的主张：战争法体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基本美国观念——人道和正义。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林肯守则》论述详实周密，内容真实可信，文字跌宕起伏、恣意汪洋，是一部关于卓越人物的卓越历史。作者维特考察了美国内战前军事行动所具有的倾向和特征，并追溯了利伯守则对此后一个多世纪的世界事务所造成的影响，这两段历史都证明，利伯、林肯及其战争团队的革命性创举，已经超越了一时的战争冲突，试图清理战时的混乱无序，为战争引入人道制约。

——“每月读书会推荐历史读物”（History Book-of-the MonthClub）

《林肯守则》深受内战迷、法律史与军事史学家和国际法律师喜爱。维特研究了利伯与其他主要人物的书信、手稿和相关材料，其研究令人钦佩，其写作清晰明了，持论公允周全，引导读者反思回味。

——《时评杂志》（Slate）

秘闻轶事鲜活有趣……，维特希望政治家和学者都来探寻“正义”战争的真正性质。

——《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