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颜歌把郫县镇上的小市民的性情、生活、命运，拿捏得惟妙惟肖，看到她写的唐宝珍，恍惚是伊雪艳款款而来。对于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起伏和把握，以及小人物在大时代里的命运走向，还有隐约散发的语言味道，让人想起张爱玲，虽然她们写的是不同的时代和阶层。颜歌的字里行间，遣词造句，有小说的独特语言，无处不显示她的功力和才华。

在颜歌编著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作者描绘了一幅幅融合了日常与奇幻的川西小镇的市民生活场景，这是她所虚构的川西小镇“平乐镇”的故事，也是我们所有人关于社会剧烈变迁的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一份亲密的、集体式的青春童年记忆。

白马

江西巷里的唐宝珍

三一茶会

照妖镜

奥数班1995

江西巷里面住着唐宝珍一家人，这事早就被我们镇上的父老乡亲记在了心间。真正轰动的是唐宝珍把周家华赶出家门的那个早上，那是一九九八年三月的一天，江西小卖部的钟贵峰还没把烟摊摊支起来，唐宝珍就站在二楼窗子边上开始往下丢东西：她确是出手大方，先声夺人，第一发丢下来的就是一个照相机。钟贵峰真的是眼睁睁地、睁睁眼地，看着那个银白色的富士相机摔成了四五块。他就赶紧抬头往上看，看到一个唐宝珍站在巷子对面的二楼窗台边，盘着长头发，穿着一件祖母绿的绵绸裙子，衬得脸蛋白嫩嫩。总是将近十年的老街坊，这相机烂是烂了，钟贵峰还是赶紧扯起喉咙喊：“宝珍！你的相机掉了！”唐宝珍一句话不说，抬起手来，端端举着一个抽屉，钟贵峰眼睛花一花，就看见她将白细细的手腕子一转，把这抽屉的东西哗啦啦倒出了窗子外。这正似平地里打了一个惊雷，刹那间，满街上，黑里夹着白，花里透着红，洒满了男人的三角裤和棉袜子。棉袜子倒还好，折得就是圆鼓鼓的，落到街面上来还是圆鼓鼓的；三角裤们却失了依靠，软瘫瘫地倒在泥巴地上，好像过了夜的锅盔，面湿湿地发酸臭。钟贵峰“哎哟”了一声，忍不住往铺子里退了一步。

多的话也不用说了，满巷子的人都知道唐宝珍跟她爱人周家华肯定是吵嘴了，唐宝珍他们却还远远没有做完过场。钟贵峰烟摊摊也没法摆了，只有拖根板凳坐在街沿上抽烟，抽一口朝楼上看一眼，衬衣和裤子掉下来了，再抽一口朝楼上看一眼，夹克衫和皮鞋掉下来了，又抽个两三口看一看，飘飘然地掉下了一条还没拆封的“红塔山”！

满巷子的人都眼赤赤地看着唐宝珍家里的半面江山倒泻在江西巷的巷子口上，唐宝珍和她的第一个爱人周家华倒还是显得客客气气——两口子撒下了这许多东西，却没听见吵架骂人的多余声响。只听得过了一会儿，二楼的门“当”的一声响，周家华就从楼上下来了，头发梳得端端正正，穿了一件细条纹的老板衫，扎着一条金扣子的皮带，很是舒气。他站在那堆衣裳细软边，抬起眼睛来看了巷子对面一眼，却正和钟贵峰看了个眼对眼，两个人都吓破了一个胆。钟贵峰赶紧把脑壳埋下去，把两个指儿伸到烟盒子里去拿烟，周家华更是马上转过身去，踩着皮鞋，踢踏踢踏地走出了巷子，往东门外面去了。

满巷子的人就心欠欠地，看着满地的金银财宝，左手捏着右手，右手抓着左手，等着唐宝珍也从楼上下来。二楼上却一点儿响动都没有了。最后，还是卖馒头的梁大娘忍不住，抬起脑壳问：“宝珍！宝珍！这些东西你还要不要啊？”

“不要了！”唐宝珍从二楼上把白玉玉的颈子伸出来，对下面的人说。

满巷子的人等了一早上，等了一早上啊。有的动作快，马上踩过去抢那条红塔山，有的反应慢点儿，也捡到一件翻皮的夹克衫；有的人贪大，一把就去捞那两件看起来还新崭崭的长袖衬衫，有的人心细，居然从裤子堆下头翻出一条金利来的皮带子；有心善的，意思意思捡了两双袜子，好歹等到天冷还可以套在自己的袜子外头穿，有爱漂亮的，专门去把那瓶滚到街沿边的摩丝捡了回来。也就是半根烟的时间，刚刚堵满了路面的金山银山都各归各家了，只留下那几条蔫搭搭的三角裤，被这个那个踩了不下十几二十脚，造孽兮兮地贴在泥巴上，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女。

满巷子的人都觉得心头特别难过，又不好意思众目睽睽地去捡人家周家华的内裤，捏着自己手里的东西，走又不好走。最后，还是梁大娘出来解决了这个尴尬，总是多年持家的妇女，多了几分贤惠，她尖起手指头把内裤捡起来，一边捡，一边说：“可惜了，多好的料子，我拿回去做个拖把。”

这下子街面上是真正干净了，一丝不挂，清清爽爽，就连唐宝珍窗台外面的两盆杜鹃花都开始在微风里面红艳艳地招展起来。钟贵峰就把那条红塔山塞到了柜台下面，走出来，千辛万苦，支开了他的烟摊摊。

P55-57

十年之间，成都已经算是一个城市，而我的家乡郫县还是一个只有四条街的小县城。从成都回郫县要去城西的长途车站赶车：一群人提着行李，提着编织袋袋，提着纸箱子，抱着箩筐，挤在候车点，不管吹风下雨出太阳，总之翘首以待；等上半个多小时才有一班车，还是辆破破烂烂的小中巴，然后所有的人就一拥而上，这个挤那个，推，拉，脚不沾地地跌进车里；坐不到位子的就拖出小板凳来坐在过道上，过道也满了，还可以在车门后面的台阶上再蹲两个，不管怎么说，能赶上这趟车就是谢天谢地——中巴载着这满满一车的人开出成都，从西二环开到西三环，顺着成灌公路往郫县开去。

一路上的风景可谓惨淡，树木都蒙着厚厚的灰尘，骑着嘉陵摩托或者电动三轮的人时不时要从马路上横穿，有钢板厂，石料厂，木材厂，还有农田，往往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上有人就要吼一声：“师傅!在这儿下车!”——车就停下来，这个人就拖着他的行李下车，消失在灰扑扑的马路上。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些消失在半路的乘客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谜：从他们下车的地方，连接过去，是他们的房子，牲畜，妻子孩子，还有父母兄弟——好几年以后，在我开始写的“平乐镇”故事里，他们都成了我的父老乡亲。

我对我们的生活生来悲观。我所看见的世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那条马路，肮脏，无序，混乱，尘土飞扬而令人窒息；公车上的人们像牲畜一样被圈在一起，接踵摩肩，呼吸着对方上一秒吐出的口痰——我相信这样城乡结合部是我的伊甸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意。

2008年春节我写了《五月女王》，这是第一部彻头彻尾关于“平乐镇”，也就是我的故乡郫县郫筒镇的长篇。我写了我长大的小镇，四条街，一个十字路口，梧桐树还有肥肠粉，还有我们镇上各种各样的人，从长辈嘴里听说的，小学同学的祖父母，甚至在马路上遇见过的——而，当我回想着他们，描述着他们，把他们写在纸上的时候，我自己也变了。这些经年累月从书本上和课堂上得到的知识；那些因为想要成为“作家”而修养和学习的教育都脱落下来，我又成为了一个野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满街上跑来跑去。

我的父母用各种文学名著把我喂养长大，从学前班一路读到博士，所以我总是想变得更好，更漂亮，更文明，更进步——但我终于在这一天发现，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我想用世上所有的诗意和美好来描述它，来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深深地崇拜并热爱着它。

《我们家》是我的一个“平乐镇”长篇。我写它写了断断续续的大半年。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从《五月女王》到《我们家》，我把“平乐镇”从南街写到了西街，从孩子写到了中年。《五月女王》是我对故乡的抒情诗，《我们家》则是一篇我要求自己完成的学术论文。我希望能通过写《我们家》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虚构；第二是如何更贴身地来处理日常的粗鲁。最后的结论是：我必须感谢“薛胜强”，我的主角，一个豆瓣厂老板，他用他的粗暴和愤怒，酣畅和蓬勃的情欲启发了我，矫正了我，指导着我去成为一个能真正有资格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家。

另一方面，我对小说这件事也充满了悲观：我怀疑它是否有能力真正地反映芜杂的生活，我怀疑它对世界上的人是否有用，我怀疑它的出现和被阅读归根结底都是无聊的结果。换句话说，我无法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具有荣誉感，甚至使命感——十几岁的我们相信“才华”，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但这些最终被证明只是儿童似的天真烂漫。

快要三十岁的时候，或许我还可以是个年轻人，但我对小说的要求变少了。我不需要它表达图景，呈现意向，隐藏结构，更不用说传达什么道理——它只是一个陪我度日的小玩意——《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玩意：它写了一小家人的小故事，吵吵闹闹，磕磕绊绊，互相心里骂对方然后笑眯眯的。在题记我写“这个故事有点慢，睡瞌睡前看一看”——也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生来都有历史的痛感和国家的命运感，总希望能一口气吐出黄河来。《我们家》里面的“豆瓣”，当然也就是我们郫县著名的“郫县豆瓣”。最开始，我爸爸知道我准备写一个关于“郫县豆瓣”的小说，对我说：“你应该写成一个史诗性的故事，讲讲郫县豆瓣的历史，写几个家族的几代纷争，要写出厚重感。”我说：“你这是要改编几十集的电视剧大戏啊?——你女儿我可没那本事。”

我是真的没那本事——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意识到自己没有那样的本事。于是本来可以改编历史大戏的“郫县豆瓣传奇”被我写成了一个豆瓣厂长在老母亲，老婆和二奶中间打转的尴尬故事，这对我爸爸的那一代读书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好题材的浪费。

但我个人把它当成一种进步，当成我作为小说家的成长。就是说我成了一个大人，所以我开得起玩笑，掂得清自己的斤两，心甘情愿地小打小闹。比起二十五六万字的《五月女王》，《我们家》只有轻飘飘的十三万字——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远远没有那个力量，我对我的“平乐镇”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写它的故事会越写越短，越写越小：从二十多万到十多万，然后到几万：今年，我写的“平乐镇”都成了短篇。

是的，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对小说的力量还充满怀疑。对于我的故乡，我的“平乐镇”，我了解得太少，想得太浅，能写出来的也就是一点点，好在我从来是个自得其乐的人，当个“小”作家对现在的我正是舒舒服服的事。

世上的故事总是讽刺。小时候我走在灰漆漆的郫县街上，总是想着要赶紧长大离开这里；十几年前老被人叫“少年作家”，我也气急败坏地想写个巨著来证明自己的成熟——现在我走也不想走了，长大也不着急了，可能是脸皮厚了的缘故，有时候回郫县看我爸爸，走在街上，猛然一个大广告，说有个火腿肠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对火腿肠或许是好事，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

颜歌于2013年12月14日

写了五个故事，从2008年到了2015年，我也就过完了自己所有的二十几岁。松了一口气。

《白马》是写得最早的，起因应该是诗人杨黎嘲笑我发的一篇博客《白马》，全文如下：

我有两匹马

一匹叫做白天的白

一匹叫做黑夜的黑

在白天你看不见白

在黑夜

你看不见黑

诗人们说：“这个小女子!也好意思学我们写诗!按这道理，我也可以写：‘我有两个包子，一个叫做肉包子的肉，一个叫做菜包子的菜，在肉包子里你吃不到肉，在菜包子里你吃不到菜……’哈哈哈!”

我就默默走回家去，心想，好吧，至少我还可以写小说——于是写了《白马》。

那是2008年，地震刚刚结束的六月。满街的人都斜着横着走，每次去超市都要囤积够吃一辈子的食物。就这样，我写到四川平原的过去，因为感到自己需要到很久以后才能对目前的现实发出声音。

这困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我不知道怎么对目前的现实发出声音，所以一直写过去的事。九五年，九八年，九九年。这几个故事写的全是以前的事，以前的街道，以前的人，以前说的话。

我们小时候说：妖精妖怪，猪油炒菜，先炒妖精，再炒妖怪。于是我写了《照妖镜》。之后，又写了《江西巷里的唐宝珍》。那是2011年到2013年，我有时候在美国，有时候在成都，因为各种旅行，因为两地往返，我总记得自己拖着行李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

常坐长途飞机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不要随便和旁边的人说话。因为谁也无法得知坐在我们身边的人是否就是一个逃犯，一个骗子，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者，更糟糕的，一个话痨。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一路保持沉默和礼貌，只在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简单寒暄几句，之后拿起行李各奔东西，祝福对方一切顺利。

在旅途中我只结识过一个女孩，是在从底特律到上海的航班上。我们坐一排，中间隔了一个空位子，我看书，她做题，各不相干。飞机起飞三个小时以后，机长忽然通知说引擎的除霜设备坏掉了，需要去西雅图迫降；又过了一会，他们开始往机舱外面喷射燃料，以减轻飞机的重量——我和这女孩互相看了一眼，聊了起来。

她在匹兹堡读书，念教育学硕士，我说我念的是比较文学。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是无法对别人承认我的身份，说自己是一个作家。好像在把那两个字说出来的途中，会不小心咬掉舌头。

但我是一个作家，并且已经这样工作了十几年。靠稿费和版税为生，同其他作家和编辑打交道，在大学念的是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最近很痴迷于美国小说家和法国哲学家，热爱同别人讨论小说，不时去各种大学和文学节上谈文学——因此，根据这种种迹象来判断，我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

另一方面，这一身份不能涵盖我生活的全部，它更像是一种渗透在我生活里，无法被完全过滤的杂质。携带着作为作家的自己，我时常被现实生活的庞杂和不可知所震撼，为之感到疼痛和耻辱，甚至失语。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许多的轰轰烈烈每天都在发生，在我生活的城市，新的建筑，新的道路，更多的车辆，更多的财富，像洪水一样在大地上蔓延开来，人们前所未有地激昂，振奋，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职业的旁观者，他古里古怪的小说们——正是一种积郁在心中。一次聚会上，我碰见了某位之前见过一面的熟人，靠着那次短暂会面的印象，我觉得他或许会看桑德斯的小说。我就钻过一群人走到他边上，使劲扯了他一把，问他：“喂，你看没看《十二月十日》?”

“我刚看完了《逃离蜘蛛头》(Escape from Spiderhead)，乔治·桑德斯太神了!”他在闹哄哄的酒吧里扯着嗓子对我说。

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先生。

和先生注册结婚以后我写了《奥数班1995》。起因是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得写点像样的东西出来了，麻烦你赶紧写作吧。”

“真的，”他很严肃地说，“你必须逼你自己坐下来写，要是我在家你写不出来，我就出去住。”

于是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了大半个月，写了《奥数班1995》。写这一篇小说没有什么像样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忽然想念小时候，我还住在郫县，世界上只有父亲，母亲，和我的日子。

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作为一个根本不会写短故事的人，我写了这五个故事，每个故事读起来都像一个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这不可不说是一种失败。

但好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乔治·桑德斯是硬核(hardcore)的；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可以像特技演员一样可以无比贴近我们的时代而不失庄重；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则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文学界的科特‘柯本——先生教育我说：“你现在也三十岁了，是个大人了，请不要再老是读美国作家了。”

他说得没错。我满了三十岁，终于来到了一个作家的幼年时期，又是兴奋又是不安。至于我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颜歌确实为地域文学、四川地域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方言是一个壳子，一个承载思想的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但是颜歌突破了这种限制。

——阿来

近几年，颜歌专注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中，这给了她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她的长处：敏锐鲜明的角色塑造和精打细磨的人物对话。

——文学评论家Dave Hays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