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林是借着擅长的爱情叙述，演示了爱情背景——那座古城的消亡过程，见证了工农差别在几十年间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同时对城市化进程不露声色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这样的主题便宏大了。应该说，泽林以往的小说，无论情感、情绪，都比较纯粹，极少涉及大的时代背景，属于那种美学意义的好小说。所以说，这一部《槐殇》是对他整体写作的一次显著的突破和升华。

刘泽林的《槐殇》讲述了在京西南，有一座古城，墙里叫“县上”，城外称“村儿”；城里是一番工农杂居的半工半农景象，城外小燕河对面升腾的则是田园牧歌的炊烟。但这却是奉安古城最后的景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奉安城向“居民化”迈进，规矩了八百年的城墙终于消亡了。随后三十年，奉安的大片乡村几经变革，渐次消失，最后都演变为繁华的城镇了。但在连绵的城镇尽头，在大山深处，几位崇尚传统文明的人却精心修复了一座标本式的村庄。

在古城消亡的最后时刻，在四合院里的槐树下，文韬和叶子演绎了一段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纯真之情。两情暗许，欲说还羞，一时多少踌躇!终于，那个由叶子精心训导的少年艰难而迅猛地进入青春期；但在爱情的收获时节，叶子却杳无音讯。于是另外一个女人与文韬携手并肩踏上初恋的舞台。

随着文韬的决然而去，槐花之香先是缓缓地逝去，后来在高楼遍地起的时候，干脆就和四合院们串通了．一起随小城悄然消失，几乎无影无综了。

有时候世界很大，大得即使同在一座城里，两人却难得一次相遇，就那样各自走了一段情感的里程，沧桑了三十年的匆匆时光。

有时候世界很小，小得即使在一片浩瀚的海里，两朵遥远的浪花竟能不期而遇——城市化的大潮把两人同时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了。只是造物弄人，此时的两人已身不由己地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了：叶子是请愿一方的头领，而文韬却是政府派出解决问题的官员!于是，感情与理智纠结，愉悦和忧伤交错，两人合力演绎的竟是一个不堪的结局……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尾声

第三章

第一个青春的梦使文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爱上了玉冰，同时也恍然悟出，原来叶子是早就爱他的，只是自己现在才明白，其实他也是爱叶子的。

文韬别无他法，只有取舍。

选择是痛苦的，他对叶子和玉冰同样难以割舍。在那些个无眠的夜晚，文韬辗转反侧，反复在脑海中定格那两张灿烂的苹果脸。正是从那时开始，文韬感觉自己的心是两瓣的：想玉冰时右边跳，思叶子时左边颤，且憋闷中微微地有些痛。

但即使到了那样的时刻，文韬感情的天平仍是偏向叶子的。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人为地放慢了与玉冰前进的脚步，甚至逃避玉冰的目光。他在等待叶子。

搬家之后文韬常去萍儿家串门，但一次也没见到叶子。萍儿说叶子过节后一直没来。即使叶子来了他们又能怎样?他们再也不比从前了。

终在入秋之前见到了叶子，是萍儿领她到他新家去的。但那天他们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有其他的人在家，而且他们身前还有个萍儿。

文韬送她们出来，说：“你们明天来吧，明天家里就我自己。”眼睛却盯着叶子。

叶子小声地说：“我明天回家。”

萍儿说：“那你就后天再走呗。你们俩说吧，我先回去。”

叶子很慌乱地叫萍儿，文韬说：“就让她先走吧。”

叶子的确变了，变得怯怯懦懦的，让文韬不敢认她。叶子再也不是先前那个勇敢无畏聪明活泼的叶子了。

第二天叶子果然独自来了。叶子躲着文韬的眼睛问：“你干吗呢?”

文韬说：“看书。”叶子便拿起桌上的那本书。

那本书的名字文韬后来忘记了，只记得书里有一段爱情场面，他精心地在那里折了页。叶子果然便翻到了那一页。叶子看的时候文韬便凑近，他并未期望叶子能说出“我爱你”一类的话。他只希望叶子有一副期待的表情，有一束渴望的目光。那样他便会对她说：“叶子，我爱你!”但叶子并没有那样的表情，没有那样的目光。

叶子发现文韬挨着她坐的时候甚至非常紧张，推开他说：“别这样，别这样，你坐那边去。”一边说一边警觉地向窗外看。文韬悲哀地在心里叫了一声——叶子。

他们连昔日的青梅竹马之情也一去不复返了。

文韬后来一直不明白，叶子如何会变成那样呢?也许文韬该问一问萍儿的，但他没有。萍儿知道的也许并不比他多，叶子对萍儿肯定一直严守着秘密，因为一年多以后萍儿还疑惑不解地问他：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文韬想到过那道无形的障碍，那就是叶子是农业户，而他是居民户。在他为叶子创造最后一个机会之前甚至之后一段时间，工农概念在他的脑子里极为淡薄。文韬认为它们离他非常遥远，遥远得根本不成为障碍。但身为农业户的叶子会怎么看呢?毫无疑问，为他算命时的叶子也未将那道障碍装进心里。而在那次重逢的前些天，叶子已知道她将休学务农了。工农之差肯定会强烈而残酷地折磨叶子那颗少女之心。可能的结果是，叶子绝望了，叶子自卑了，叶子退缩了。或许叶子并未绝望，她只是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文韬的身上，希望他无比勇敢无比坚强。她希望已经高大了的文韬能够主动地许下爱的诺言。

叶子没有抓住那次机会，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叶子可能是过于相信他们过去的感情了。他们有着坚实的两小无猜的基础，他们有着许多朦朦胧胧的爱……

刘文韬可能是世上最忘恩负义的人了。

仔细地探寻那段悲情的根源，叶春玲最初的结论是因为自己的生理发育早于小韬(她从不叫他文韬，也不像萍儿那样称他五哥，而是唤他小韬)，甚至早于一般同龄的女孩儿。对这一点，叶春玲时常恼恨不已。假若那时先觉醒的是小韬，而她是被唤醒者，那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或者干脆，自己的生理发育推迟到十五岁，那时十七岁的小韬已经搬出大院了，那么两人之间也许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不过，叶春玲很快否定了第二种假设：十五岁?那也忒迟了吧?那不真成傻丫头了吗?

……

P47-49

并非一座小城的挽歌

——刘泽林长篇小说《槐殇》序

凸 凹

看泽林的小说总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一篇尤其如此。因为这部长篇几乎体现了泽林小说的全部特点和精华，且有显著的升华和突破。所以，说这一篇的时候便不能不提他的其他小说。

泽林是个纯粹的小说家，这不仅体现在他性情地生活，性情地写作，还体现在除了小说，他很少涉足其他体裁。在小说领域，泽林短篇小说的精粹品质，在文坛上早已有广泛的公认。从内容和写作风格上，泽林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细腻的情感小说，现代的情绪小说。

他的情绪小说有明显的现代派风格，但你很难把它们具体归结为哪一派。我始终认为泽林具有先天的写作灵性，他并不刻意阅读、模仿哪一家一派，任凭自己随意去表达。在这一类小说里，我们发现，作者的思绪和情绪随意流动，流到哪儿都水到渠成地呈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象。所以，我宁可认为泽林是自成一派。当然，泽林并不关心这个。

与评论家看重他的现代派小说不同，多数读者更加偏爱他的情感小说。我并不认同把他这类小说命名为言情小说，我总觉得“言情”二字太轻浮浅显了些，有点糟蹋了泽林的小说，还是情感更加神圣些，也对得住他为那些情感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当然，玟罩的情感主要是指爱情。但不同于大多数爱情作品的花好月圆，泽林在这里表达出的永远是有情人终不成眷属的忧伤。那忧伤起初并不甚浓郁，不去剪它理它倒也无甚，但倘若剪了理了便再也断不了理不清了。我想这也正是有那么多粉丝尤其是年轻读者喜欢看他小说的原因吧。据说，曾经有不止一个读者，承受不住泽林小说弥漫的漫天忧伤，或写信或当面相求：“求求你，再写个续篇吧，成不成的好歹让男女主人公再见一面吧……”但泽林竟丝毫不为所动，把先前的那些忧伤爱情封存在一部《小城春秋》(泽林的一部短篇小说选)里之后，几年间再也不写半个字的小说。这便是泽林，写与不写都在随性之间。但这让我也有些看不下去了，担心他荒废了写作的灵性，便委婉地劝他：“接着写吧，要不怪可惜的。”他悠悠地问：“接着续写那些爱情吗?”以他当时的神态，应是重新写作的前奏了。我便释然，玩笑道：“不是有很多人要看续篇吗?而且你在那里给人留下那么多的忧伤，难道不应该帮人排解一番吗?”我沉思一下，又坦言相告：“不过，那些爱情的确经典，但我总觉得过于纯粹，少了时代感，倘若让它们接上地气，那便有分量了。”

两年后，这部长篇《槐殇》的打印稿居然便摆上了我的案头，我用半个月的时间“掂了掂”，果然很有些分量了。

放眼全国文坛，以全部的才华和灵性，持久、执着地叙述一座工农相间的小城以及小城周边工农接壤带的故事，我想不出来有几人。作者的生活决定了他的创作取材，这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大片乡村渐次消失的今天，泽林的小说无疑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时代的意义。

让喜欢泽林小说的读者高兴的是，《槐殇》叙述的故事背景依旧是京西南那座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小小县城，而且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正是让他们牵肠挂肚了二十多年的刘文韬和叶子，只是二十多年后的叶子被作者更多地使用了姓名的全称——叶春玲。这便是说，《槐殇》主要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那座小城里的爱情故事，只是到故事高潮的时候，那座文物意义上的古城早已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那些令读者梦寐以求的忧伤爱情的续篇故事终于再一次在小城里上演了。

但是，这一次男女主人公在新时代的相逢，带给读者的恐怕是比以前更甚的忧伤；脆弱些的，几乎便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了。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泽林的小说传给读者的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永恒忧伤。这一次，两人不仅无望续好旧情，而且叶子干脆便死了，更甚者还殉葬了她女儿一段新的恋情。且看他们三十年后重逢的情境：两人已身不由己地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叶子是请愿一方的头领，而文韬却是政府派出解决问题的官员……多么残酷的重逢!此番景象，极似两军阵前主将过招的旧时战场，让当年的两个恋人情何以堪?

这便是泽林式的爱情故事。所以，不要奢望泽林的笔下会有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他说过，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爱情怎么能够例外?我们年轻时曾探讨过有关悲剧的话题——有文友问：“倘若林黛玉不死而且皆大欢喜地嫁了宝玉如何?”泽林说：“那还是林黛玉吗?那还是《红楼梦》吗?那它根本就成为不了名著，你也根本不可能读到它。”

但说这一部《槐殇》是纯粹的爱情小说显然已经不够准确了。这一次，泽林是借着擅长的爱情叙述，演示了爱情背景——那座古城的消亡过程，见证了工农差别在几十年间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同时对城市化进程不露声色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这样的主题便宏大了。应该说，泽林以往的小说，无论情感、情绪，都比较纯粹，极少涉及大的时代背景，属于那种美学意义的好小说。所以我要说，这一部《槐殇》是对他整体写作的一次显著的突破和升华。

当初我建议泽林的写作“接地气”的时候还有些担心，因为倘若去接，那对他也许是一次艰难的转型；接不好的话，不仅“地气”不真，说不定还会失去他以往小说的灵性。但掂过这部《槐殇》，我大大地释然了，甚而有些意外：没想到《槐殇》的“地气”接得如此好，那段凄美的爱情与舞台背景融合得这么自然。

评价泽林的小说，便不能不论及他的小说结构。三十年来，我总是对他不断翻新的结构深感诧异。据我所知，在泽林异军突起之前，房山本土的小说写作者从未尝试过现代派方法的写作，也根本没有认识到结构的重要性，就那么单线地演绎；即使在泽林的小说被评论家唱好之后，房山作家也有尝试的，但至今不见几篇像模像样的作品。我常常这样想：与房山大多数本土作家不同，泽林生自小城，长成于小城，学成后又工作于小城，所以他的作品天生透着洋气；而大学中文系的科班出身，则后天为他披上了结构高手的华彩衣裳。但泽林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从未刻意钻研过什么结构，一切为了方便表达就是了。

所以，为了表达，《槐殇》使用了三条线综合发展的架构。注意，是综合发展。因为在泽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归去来兮》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三条线的结构，但那是各不相干、独立发展的三线结构。而《槐殇》三条线之间的关系显然要复杂得多，在演进情节的同时，还各自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在这里，同样是为了表达，我暂且以各线一号主人公的名字为三条线命名吧：刘文韬线，叶春玲线，刘文策线。我以为，三条线是这样的关系：刘文韬线当然是主线；叶春玲线呢，开始时辅助主线或者补充主线，中间独自演绎了一段故事，却是为最后再贴回主线，所以应是支线；而刘文策线无疑便是副线了。

我猜想，叶春玲的支线最初应是为主线或者是为先前那些读者解惑而设置的，毕竟，刘文韬的主线和泽林先前的那些小说一样，留给了刘文韬和读者太多的疑惑。但这一解反倒更让人唏嘘了，原来叶子也是那样的困惑呀。两线对比便发现，原来两个人是生生地擦肩而过了，这会让读者生出多少人生无常的感叹!但初恋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对当事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当两人在各自的轨迹上艰难地行走了三十年后，城市化的大潮把两人又同时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了。这时候的主线和支线几乎便重合了。于是，感情与理智纠结，愉悦和忧伤交错，最后两人合力演绎的竟是一个不堪的结局。

比较而言，刘文策的副线就很超然了，但它的使命很庄严：摧毁一座古城，然后在大山里建成或修复出一座乌托邦式的村落，最后同样与主线合为一线。刘文韬的归隐乌托邦表明，这是刘文韬的、当然就是作者的乌托邦。而且，刘文韬绝不是消极地归隐，这个乌托邦式的村落便是作者对城市化的积极主张。

关于《槐殇》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点，不单列小题，再赘言几句。《槐殇》的叙事和语言无疑延续了泽林的一贯风格，只是这一次更甚：叙述时娓娓道来，优美流畅；水到渠成地进入到一个细节时，又极尽刻画之能，反复品味那无尽的忧伤；待读者痛到极处，便戛然而止!

但若细看，三条线的叙述和语言还是有些分别的：主线，因为作者的有意在场，所以多用直观的叙述语言；支线呢，则因叶子添了许多喃喃的哀怨细语，极尽缠绵；两线叙述语言的共同之处是——叙到痛处，必让你痛不可当；相比之下，刘文策的副线，也许作者是在有意拉远与主线的距离，用的多是客观的春秋之语了。

掩卷《槐殇》，先是在情怀里无限伤感，继而大脑间一片空茫，最后不自禁地涌入了几个挥之不去的画面：《槐殇》绝非一首为情而伤的缠绵小调，而是一部主题宏大的时代交响乐，咏叹着古老小城的今昔，淡远了小城外最后一缕农耕的炊烟；随着城市化的主音隆隆响过，一曲轻柔的管乐吹奏出一座乌托邦式的美丽村庄……

(凸凹，北京市房山区文联主席，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