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尔德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位十九世纪最令人眼花缭乱,最迷人,也是最离谱的文人身上,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理查德·艾尔曼找到了自己最引人瞩目的主角。这部书籍让人们产生了情绪上的共鸣,书中充满真实的风格和对话,其评论性阐述含义微妙,让传主的肖像就此获得耀眼的生命力。
立足于丰富的史实,其中很多资料还是初次问世,又依靠在《莎乐美》、《道林·格雷的画像》、《不可儿戏》和其他作品中发现的传主新面目——艾尔曼揭示了一个更甚于传统形象的王尔德,更伟大也更感人,这个王尔德不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化身,甚至在今天,他也能以那种撩人的才智挑战我们的假设。理查德·艾尔曼编著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是传记作家之艺术的巅峰,通过它,以其独特且完整的形象,王尔德又回到了我们当中。
理查德·艾尔曼编著的《奥斯卡·王尔德传》内容介绍:从都柏林童年——母亲是堂而皇之的怪人,诗人兼爱国者,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到有罗斯金和佩特任教的牛津大学,王尔德在大学里把自己变成艺术家和令人迷惑的奇观,他注定会一举成名,遭人嘲笑,最后还会走向垮台,他昙花一现的生涯呈现在我们眼前:他的圈子、他的作品、他的朋友、敌人和爱人。我们读到,不过二十多岁,他就在伦敦一举成名,成了唯美主义者的著名象征,对拉斐尔前派、惠斯勒(他那位残酷的宿敌,跟他展开了一场持续的智力决斗)、莉莉·兰特里(他提升了她的档次)、吉伯特和沙利文(把他塑造成了他们的伯恩桑)来说皆如此……在热衷演讲的美国,他展开了巡回演讲,让纽约社交圈为之着迷,跟那些惊讶的莱德维尔矿工共饮,讨好了沃尔特·惠特曼,不明智地冒犯了亨利。詹姆斯。他征服了龚古尔和马拉美的巴黎,受到萨拉·伯恩哈特的欢迎,让普鲁斯特(和他的双亲)不知所措,在安德烈·纪德那位年轻的浮士德面前扮演了梅菲斯特的角色。
亨特·布莱尔改宗时的情形是激动人心的。1875年冬季学期,他申请了假朗,前去莱比锡学习音乐,为了及时赶上曼宁升任红衣主教的仪式,他从莱比锡出发前往罗马,这个仪式在1875年3月15日举行。曼宁是一位特别的英雄,因为他坚决维护教皇无过错的教义,最近,面对格拉德斯通的指控,他曾经为这种教义作过辩护,格拉德斯通认为这个概念“既否定了现代思想,也否定了古代史”。亨特.布莱尔被狂热所控制,在曼宁仪式结束十天之后,他也皈依了天主教。他是一位引人瞩目的皈依者;大主教(后来又担任了红衣主教)霍华德为他施行了坚信礼,教皇庇护九世赐福于他,还授予他教皇侍从的名誉职位。
4月底,亨特·布莱尔回到莫德林学院,他敦促王尔德和其他人也效仿他的做法。有几个莫德林学生照做了。威廉·沃德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王尔德没有笑,却说了很多。主要的障碍是威廉·王尔德爵士的反对。“可以肯定,如果我过去皈依了天主教的话,”他指的是了自己在圣三一学院的日子,“他会彻底剥夺我的继承权,今天,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当我获得前往牛津的奖学金时,他会感到欣喜,在这里我就不会受到那些有害的影响了。如今,我最好的朋友成了天主教徒!”他们的情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亨特·布莱尔有自己的地产。“你是幸运的,我亲爱的邓斯奇,像你这样,独立于你的父亲,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我的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经济上的考虑没有打动亨特·布莱尔,他继续劝说王尔德。王尔德变得跃跃欲试;他觉得内疚,有罪在身;王尔德喜欢他所谓的“信仰的芬芳”,他在第三根手指上戴了一个椭圆形的紫水晶戒指,看上去有点像是教会人士佩戴的那种。后来,他利用自身经验描述了罗马仪式对道林·格雷的诱惑力。“每天的圣餐礼,事实上比古代的任何献祭都要更令人敬畏,让他深受感动,不单是因为这种圣餐堂而皇之地拒不承认感官的证据,也因为其中带有那种原始的简单,那种它试图去象征的对人类悲剧的永恒怜悯。他喜欢跪在寒冷的大理石地面上,目睹神父身穿僵直的缀满花饰的法衣,用他苍白的双手缓慢地把圣体盒上的幕布撩开,或高举镶满珠宝的灯笼形圣餐匣(展示着浅色的圣饼)……或,身穿耶稣受难的服饰,把圣饼掰开,放进圣餐杯,然后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捶打胸脯。冉冉生烟的香炉被表情庄重、身着缎带和红衣的男孩子们举向空中,就像举着镀金的花朵,它们对他也有着微妙的吸引力。”截至1875年6月,王尔德对天主教的兴趣已经招摇到了让拜访者感到吃惊的地步。其中包括雕塑家罗纳德.高尔勋爵,高尔是萨瑟兰公爵二世的小儿子,他来看望王尔德,还带来了弗兰克.迈尔斯(一位高尔熟识的年轻肖像素描家)。在1875年6月4日的日记中,高尔把王尔德描述成“一个令人愉快的、活泼开朗的家伙,但他那留着长发的脑袋里充斥着跟罗马教会有关的胡言乱语。他的屋子里摆满了教皇和红衣主教曼宁的照片”。(王尔德还有一座圣母玛利亚的石膏像。)高尔本人在早些时候也对纽曼产生过兴趣,他警告王尔德要留心亨特·布莱尔的哄诱。王尔德依然更像是一个新教异端的首领,而不是天主教的狂热信徒。
1875年的暑假证实了他的犹豫不决。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假期开始的一段时间,欣赏了罗斯金提到的让他渴望一见的绘画。说也奇怪,虽然他那么赞同亨特.布莱尔,他在意大利的游伴却是圣三一学院的昔日导师马哈菲教授,马哈菲教授是新教团体中的成员,他坚决反对罗马天主教,还有一个同伴名叫威廉‘古尔丁,古尔丁是一位都柏林富商的儿子,也是个坚定不移的新教徒。王尔德之所以跟他们一起出游,也许就是为了抵制亨特·布莱尔的说服。根据他的家信,他父亲并不担心他有可能改变信仰,这些书信以同等的喜悦心情描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和提香的《圣母升天》(“意大利最好的绘画”)。他没有描述的是,当他看到那么多富有艺术美感的赞扬天主教虔行的纪念物时,他内心感受到的震动。他拜访了佛罗伦萨的圣米尼阿托,随即撰写了一首诗,时间大约是1875年6月15日,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他对形而上学之感受的悦纳,另一方面也传达了他对俗世诸相的热爱。P77-78
奥斯卡·王尔德,一听到这个伟大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起他那些让人惊诧和愉悦的话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中,只有王尔德还在被众人阅读。适用于那个时代的各种标签——唯美主义、颓废精神、比亚兹莱时期——遮蔽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提到那个时代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尔德,他是那么辉煌、壮观、摇摇欲坠。
早在1881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时,直到1895年年中,他年届四十之际,这个来自都柏林(途经牛津)的可恶的爱尔兰人一直让伦敦文学圈感到局促不安,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还暗示自己是同性恋,与此同时,他对一切至理名言都坦率地加以嘲笑。他以一种公开、隆重的风格拒绝量人为出、行为检点、尊重前辈,或承认诸如自然和艺术这一类实体的传统形式。
他赢得了赞誉,招来了诋毁。关于他的传奇流传开来,也滋生了令人讨厌的谣言。人们指控他犯下罪行,从女里女气到文学剽窃。他是最友善的人,知道这一点的人却并不多。反之,当他正在撰写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当《不可儿戏》成为他的写作巅峰之际,被法律生动地称之为“鸡奸”的罪行也落到了他身上。他最终被宣判服苦役两年,罪名比“鸡奸”较轻一等,即跟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如此众多的荣耀之后是这么大的羞辱。
牢狱生涯和随后在法国、意大利的流放是艰苦的,王尔德被摧毁了。挥金如土的人如今一贫如洗,还遭到昔日熟人的怠慢,他在释放后继续过着那种自己为之入狱的生活。他创作了《雷丁监狱之歌》,那之后,就再无作品问世了。1900年,他在一家无名的巴黎旅馆中过世,身后留下一份类似遗嘱的文字,即《来自深渊》,这篇文字以狱中书信的形式呈现,收信者是他的情人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它回避了忏悔,虽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法庭上提到的那些),但为自己的个体性作了辩护。在六十年的时间里,这封信的内容陆陆续续被出版,它再次引发旧友之间的争吵,有生之年,这些人继续为自己过去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争执不休。
同时代的其他人斥责王尔德是前罪犯,但是他们很乐于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许多无趣的编年记,就像许多无趣的餐桌,正是依靠这位花花公子,它们才在作者身后焕发出活力。至于广大读者,在英语国度,他们从未放弃对他的忠诚,而在外语国家,他的才赋也通过译本闪耀着光芒。
1878年,王尔德离开牛津时,他自诩是唯美主义的信徒,人们往往认为唯美主义是属于他的信条。然而,跟人们通常以为的不一样,他的主题并不是要把艺术和生活分开,而是要把艺术跟经验对艺术的不可避免的责难区分开来。他的创作几乎总是以揭露真相收尾。摆弄绿色康乃馨的手突然握住了提出告诫的手指。虽然王尔德文章的最根本优点是隐含不露的,不过,他的戏剧和故事的结局指出,必须摘下面具。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真实面目。至少王尔德是渴望这么做的。尽管王尔德自诩愉悦之使徒,他创造的世界却充满了痛苦。他的思考方式在命运覆败之际才获得了充分的体现,而不是当它处于巅峰时。
本质上,王尔德一直在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处的社会,对其伦理进行彻底的反思。他了解一切秘密,能够揭穿所有伪装。跟布莱克和尼采一起,他提出,善与恶并不是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个样子,道德标签无法应对复杂的行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伟大之处部分就在于,他要求对社会的受害者施与更多的同情。
他的语言是他最出色的成就。它们流畅自如,时而作出让步,时而表示拒绝。根据新观点和新原则,它们重塑了过去那些生硬的说法。充满朝气的固执己见骤然注入老一辈的宽慰滥调和令人厌倦的肯定性事物,它是一种受人关注的自负的无耻。我们愉快地既承认旧制度,又对它发动叛乱。我们叫嚷着,国王万岁,同时砍下他的头。
至于他的才智,它维持着一种平衡,其风险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虽然它自诩傲慢,其实是想取悦我们。在所有的作家中,王尔德也许是最好的同伴。他总是身处危险,他嘲笑自己的困境,在丧失一切的过程中,他打趣社会,认为跟自己相比,它粗陋得多,远不如自己那么优雅,吸引力也差得太远。当我们意识到他的魅力受到威胁,其目光紧盯那扇为愚昧法律敞开的大门,它就变得更加迷人了。
他的部分兴趣爱好源自他跟约翰逊博士共享的性格特征(还有两人的腰围)。①就像他坚称的那样,他跟他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象征性关系”。他囊括了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依靠那些不同寻常的观点统治着它们。有些作者随着世纪的流逝就不再具有关联性,他不属于这种人。王尔德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的才智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样切题。他的艺术和人生都提出了问题,它们为他的艺术增添了一种真诚的特质,而这种真诚是他始终抵赖的。
这部《王尔德传》是我翻译迄今最厚重的书籍,翻译过程历时数年,见证了我一生最颠沛流离的岁月。书籍的主体部分完成于浙江慈溪,少量章节在上海崇明岛喜愿农场译就,校对部分在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密西沙加进行,当时我怀孕在身,到了译后记的部分,我已经跟一位女友合租了公寓,共同抚育我们各自的小宝贝。8月28日,在反复搬家的间隙期间,网上传来译界同行孙仲旭自杀的消息,让我无语。
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涯是艰辛的,微薄的收入和各种世俗压力不成比例。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同时,这种力量有时也会自毁,创造力其实也是摧毁力。但我始终认为,人怎么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活。
王尔德的一生,应该算是一个悲剧。他在艺术的巅峰时期坠落,直接死因是狱中感染的耳疾,间接原因是梅毒。如果他不入狱的话,即便有梅毒的根子,但环境优裕,养尊处优,还是有可能带病延年,活到德高望重的晚岁。然而,那又如何?
王尔德的悲剧是一种寓言。有时我会想,能不能有另一种结局,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王尔德适可而止的话,他的人生不一定会垮台,但那样一来,他也就不是他自己了,而是他嘲笑过的伦内尔·罗德——“罗德先生……并不是个热情澎湃的人,但他却会很妥帖地摆弄那些表达热情的词语,他的情感是十分健康、完全无害的。”
的确,追求适度、健康、无害的中产阶级永远无法理解王尔德的艺术逻辑和人生轨迹。但王尔德即便被摧毁了,也是不可取代的王尔德。出狱后,王尔德成了千夫所指,他依然有能力反唇相讥:“我很赞成诺尔道医生的主张,所有的天才都是疯子,但是诺尔道医生忘了指出,所有神志清楚的人都是傻瓜。”
王尔德说过:“每个人生来都是一个国王,大多数人都死在流放之中——就像大多数国王那样。”我以前更喜欢王安忆的一段类似的话,她在描述“文革’,时期人们竞相传递的苏联文学作品时说,那些书籍的封面早已破破烂烂,就像一位流放中的贵族,衣衫褴褛,但精神面貌完好。
如今看起来,王尔德的话还要更朴实一些,也更残酷一些。流放中的国王不一定精神面貌完好,他可能狼狈不堪、身心疲惫、神情恍惚、意志消沉、以酒消愁,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会直面自己的选择,承受自己的命运,直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天,直到把牢底坐穿。
萧易
写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市
2014年10月14日
十年以来的最出色文学传记——最佳文笔,也是最八卦的。
——埃德蒙·怀特
难以想象还有更全面、更慎重,也更迷人的叙述了。
——《时代》
传记艺术之华……这幅维多利亚时代最不幸人物的肖像超越了艾尔曼广受好评的乔伊斯传。
——利昂·埃德尔
艾尔曼以其横溢之笔彰显的不仅是王尔德的天才,还有他的同情心、勇气、大度和不可抵御的魅力。
——《名利场》
今年甚至很多年以来的最佳书籍……王尔德重获新生,令人难忘,包括他充满求知欲的勇气,他对自毁的渴望,他的脆弱性,他的不可抵挡的魅力。
——约翰·莫蒂默
出色的传记……艾尔曼先生对王尔德的文章、小说、诗歌、戏剧、信件和对话的诠释——充满“擅断的厚颜之笔”,但很多时候依然好得让人吃惊,通篇妙趣横生,不显残酷一令这部杰作更上一层楼。
——理查德·洛克,《华尔街日报》
至臻的典雅和优美文笔。
——丹尼斯·多诺霍,《新共和》
从一个世纪以来的多半属于劣作的传记中,这一代最出色的文学传记作家拯救了王尔德。
——《今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