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要发育一个拥有各种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群体，使受教育者脱离麇集政治领域的士大夫传统，培育现代文化的深厚土壤，发展科学技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在中国的传统中，从正面来说，读书人必须以天下为己任，搞救国救民的政治，从负面来说，就是只想做官，不愿意做别的工作，尤其不愿意做商人，不愿意搞科学实验和技术工作，谋利的事，动手动脚的事，是下等人做的事，不是圣贤之徒做的事。只有搞政治的人才是“先知先觉”(这是孟子的话)。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所谓“资产阶级”分子，也是看不起商人(资本家)的。读书人如果不参与政治，不参加“先进分子”的政治运动，埋头读书，到现在竟然还被“学院派”(也是象牙塔)中人视为钻进了象牙塔，作负面的评价。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得很困难，因为大家都在搞政治，或者去打仗，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工作，专心做学问的人，简直是不爱国的罪人。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吴晗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痛苦地向胡适陈诉：“学生不应离开学校去作无聊的举动！如发传单，喊打倒之类。但是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这行动是否有意义？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二无可凭借的势位，三无可号召的群众，空口说‘救国’是否有用？(现在平津一带连‘救国’都无人提起了)假如不，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 ‘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无法潜心求学，陷入了沉思和失眠。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当时的两难选择： “中国大学教授欲想对学生们提出政治性建议是很困难的。我们是否应该建议那些热衷政治的青年，要他们牺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个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应该告诉他们救国不是一蹴而即的，需要很长时间，要他们安心读书，以应未来的需要？”
事实上，学生们也很彷徨。吴晗虽然还是一个学生，谋生的负担也很重，就更要彷徨了。夏鼐回忆吴晗说： “我们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大学生，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第一种人是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第二种人是执笔从戎，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第三种人是仍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但是思想上有矛盾，内心很苦闷。吴晗同志便属于这里的第三种人。他仍是埋首在故纸堆中，有时按捺不住心中那一股感情，便动笔写一些忧国伤时的诗词。”言外之意，那时候的吴晗虽然不是反动派，也是个落后分子。在那样的时代，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有一句很伤感的话，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乱世之下，谁还能去认真读书呢？现代专业知识分子的发育和现代文化的积累，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吴晗还是幸运的。他于1934年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前，他接受了昆明云南大学的聘约，任文史教授，他成了年轻而著名的明史专家，尚不足30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经长沙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也成了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向大后方撤退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1940年，西南联大又聘任吴晗为历史学系教授，教授中国通史课程。当时西南联大有200多位留学归国的教师，其中有100多位留美博士毕业的教授，而吴晗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年轻教授。当时日军侵占越南，威胁昆明，日机对昆明经常进行轰炸，于是，西南联大在是年底决定设立叙永(四川)分校，调吴晗到分校授课。但分校对教学不利，到1941年秋即结束回到昆明。P5-6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广州一家报社，承乏一个历史版面的编务。报纸历史版，要求故事发生的时间不能太远——否则读者提不起兴趣：也不能太近——近了有种种忌讳；故事的写法，不能太学究气——否则《历史研究》这类刊物就都成为畅销书了；也不能太花哨——否则读者会批评你像电视说书节目。
报纸的另一个问题，是文章不能太长，六千字以上的报纸文章，读者基本没有耐心看；版面也有限，我们是周报，每年给我的版面不到二十个(幸亏我还有别的版面)，发不了多少文章。
就这样，每年都有很多文章从我手里流走了。它们没有在我服务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并不表示质量差，而是因为上面说过的种种原因。事实上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要比在报上发表过的还要好看。你看了就知道了。
报社有一个出版工作室，建议我征得作者同意后，把这些稿件整理一下，由他们不定期地来出版，我编好了，谁知道这“不定期”原来就是“无期”的意思，一年多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少作者找我催问：稿子压在你手里两年了，啥时候出？你出不了，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出嘛！我所尊敬的杨天石先生在电话里说了重话：．“你这么拖拉，我很不满意！”我感到很惭愧。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肖风华、向继东先生，决定出版这本书，使我有机会偿还这笔债。您看到这篇编后记的时候，我就轻松了。
因为担心白忙活，我编稿子时不是很有耐心，向继东先生认真地读了这些文章，避免了不少错误。
最后，要感谢作者们的耐心！
人物传
吴晗的悲剧/ 朱宗震
居正女婿祁式潜之死/ 沈建中
张难先缘何与梁漱溟绝交/ 汪烈九
罗应荣：一九五七年的“失踪者”/ 陆键东
李四光与翁文灏的异和同/ 李学通
大变局
1910年的国会请愿热潮/ 侯宜杰
民国人物的新与旧/ 单世联
老照片
揭开晚清湖南的神秘面纱
——记美国工程师柏士生1898-1899年间的实地勘测和考察/ 沈弘
夜读
《金陵春梦》引发的一桩公案/ 贺越明
地狱边沿的生还者——《邵燕祥序跋集》序/ 朱正
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斯大林/ 周尚文
古今谈
历史的吊诡：万户迷思/ 祝淳翔
谈谈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及其化解方法/ 高毅
施特劳斯是老师 ——读施特劳斯札记/ 陈克艰
上海“摊贩抗争事件”与储安平的失察/ 黄波
民间史
杜兰香去未移时
——记大姨邹钧和王右家的交谊/ 孙喦
演讲录
大变动时代的读书生活/ 秦晖
编后记
20世纪是个精彩纷呈的世纪，也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动荡不安的世纪。
这一百年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出现过俄国的“十月革命”，苏袭埃政权的诞生和消亡，“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在中国，从清王朝倒台到民国建立，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从国共合作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从1949年革命成功到“改革开放”……这世界变化真快！
这一百年历史有人写了，如理查德·W·布利特等合著的《二十世纪史》，如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但无论中外，都因为距离太近，难免有“灯台下的阴影”，本该看清的无法看清，本该说清的也说不清。看来，要写出真正无愧于20世纪的历史，尚需时间的沉淀。托克维尔的史学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在法国大革命60年后才写成的。
“百年书系”不是历史，它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或人物命运史，或大历史的“边角料”，或野史笔记；虽零散而杂乱，但积累起来也许就蔚为大观了。举凡20世纪的人和事，都可以写。不求权威，但求多角度，多侧面，尽可能真实再现历史的某一维度。
“百年书系”没有现成的条条框框，只要有一点儿意思，还有一点趣味，就可以了。无论是“三亲”史料，或历史档案札记，或史事爬梳等等；也无论原创或再版绝版，好看就行，尽可纳入。当然，史料和见识还是要的。
向继东
20]4年7月于羊城
刘小磊创作的《历史的反光镜》是一本薄薄的文集，汇聚了朱宗震、沈建忠、朱正、单世联等名家的十七篇文史随笔，《历史的反光镜》虽是20世纪一些历史的片断、人物散记和野史笔记，但却以故事碎片展现了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界。《历史的反光镜》是《百年书系》的第一本，旨在为读者捡拾遗落的人文风景。
汇集众多名家随笔，拾起遗落的历史细节。
百余幅历史图片，再现故事现场的血腥与温情。
细节虽琐碎，却真实可感，一字一句皆饱含人文价值。
刘小磊创作的《历史的反光镜》汇聚了朱宗震、沈建忠、朱正、单世联等名家的十七篇文史随笔。
《历史的反光镜》是《百年书系》的第一本，旨在为读者捡拾遗落的人文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