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与杂写（1933-1991）》选收了杨绛怀人忆旧的文章三十余篇，作者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所写的序文、前言，以及作者的讲演、发言和有感而发的小品文等共二十余篇，这些文章读来亲切感人而又发人深省。

这本增订本比初版新增二十余篇文章，多为作者九十高龄以后所写，长或方余，短则数百，无不体现了一个历经世事的老人的宽厚睿智，而情感的蕴藉有致，文笔的自然天成更是已臻化境。

《杂忆与杂写（1933-1991）》收录了杨绛先生1933-1991年忆旧怀人的长短文章。此次重版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篇当时漏收的文章。一部分是怀念人的，“从极亲到极疏”；一部分是追忆事的，“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还有一些是从旧稿中拾取的。那些款款道来的人和事，给人们的不仅是美文的享受，也是对一个时代各种人物一种生动的认识方式。

自序

第—部分 忆旧

 老王（一九八四年三月）

 林奶奶（一九八四年四月）

 怀念石华父（一九八五年）

 纪念温德先生（一九八七年一月）

 第一次观礼——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三至四月）

 大王庙（一九八八年八月）

 客气的日本人（一九八八年八月）

 “遇仙”记（一九八八年八月）

 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吾先生”——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闯祸的边缘——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花花儿（一九八八年九月）

 控诉大会（一九八八年九月）

 黑皮阿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赵佩荣与强英雄（一九九〇年六月）

 阿福和阿灵（一九九〇年六月）

 记杨必（一九九〇年六月）

 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九九一年一月）

 顺姐的“自由恋爱”（一九九一年一月）

 小吹牛（一九九一年三月）

 一块陨石（一九九一年三月）

 第一次下乡（一九九一年四月）

第二部分 拾遗

 收脚印（一九三三年）

 阴（一九三六年）

 流浪儿（四十年代）

 风（四十年代）

 喝茶（四十年代）

 听话的艺术（四十年代）

 窗帘（四十年代）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在塞万提斯纪念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四月）

 读《柯灵选集》（一九八四年七月）

 塞万提斯的戏言——为塞万提斯铜像揭幕而作（一九八六年十月）

 《洗澡》前言（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孝顺的厨子——《堂吉诃德》台湾版译者前言（约一九八八年）

 兰姆谈莎士比亚悲剧（一九八九年三月）

 读书苦乐（一九八九年）

 《堂吉诃德》译余琐掇

出版说明

大王庙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十二三到十五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朝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

那年秋天，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

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她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系着裙子哦！”）我悄悄儿拉拉姐姐说：“她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理会，快走。”

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

大王庙小学就称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四五直行。初级小学四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儿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了。

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

“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赋，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

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键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键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可是她们说，为的是要“钝”死他。我不懂什么叫“钝”。经她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

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十五岁。她是女生的头儿。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她用怪脏的手绢儿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她捏着一把汗直看她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她脑袋。

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课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

每天上课之前，全体男女学生排队到大院西侧的菜园里去做体操。一个最大的男生站在前面喊口令，喊的不知什么话，弯着舌头，每个字都带个“儿”。后来我由“七儿”“八儿”悟出他喊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弯舌头又带个“儿”，算是官话或国语的。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九岁、十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手不做。我傻里傻气照做，她们都笑我。

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一九八八年八月  P32-36

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S.LANDOR）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汇成一集。

第一部是怀人忆旧之作。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我怀念的人还很多，追忆的事也不少，所记零碎不全。除了特约的三篇，都是兴来便写，不循先后。长长短短，共一十六篇，依写作年月为序。其中六篇曾在报刊发表。

第二部从遗弃的旧稿里拾取。有些旧稿已遗忘多年，近被人发掘出三数篇，我又自动拣出几篇，修修改改，聊凑七篇，篇目依内容性质排列。

“楔子”原是小说的引端，既无下文，便成弃物。我把“楔子”系在末尾，表示此心不死，留着些有余不尽吧。

马文蔚同志为我细看全稿，提出中肯的意见。栾贵明同志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我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