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十九世纪的学校
那个时代，有钱人家都会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为了让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有光明的前途，他们请来家庭教师专门教授孩子礼仪、各类语言及音乐知识。所以我在国民小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被送进了中学。在那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时代，进大学才能实现个人价值。所以那些上流社会家庭希望自己的儿子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但每个进入大学的学子心里都明白，这条路是漫长而又枯燥的。
直到今天，我还模糊地记得在我七岁时学会的一首简单的小歌，它的乐曲还能在我的耳边萦绕，但歌词却记不清楚了。这便是我对童年生活的全部记忆。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很无趣，学校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事情，它的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对毫无价值的科学知识的批判。我们所学的东西同现实及我们的个人兴趣毫无关系。摒弃了为了生活而学习的理念，学习因此变成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形枷锁。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学校本质上的错误，错在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定制出来的教学计划上。因为教学方法的死板，我们的课堂只剩下枯燥乏味和死气沉沉。
这种缺乏个性、枯燥乏味、让人没有生活目标的生活让我们苦不堪言。更可气的是学完规定的课程以后我们必须接受考试，而所谓的考试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什么，而不是我们想学什么。在心里，我们极度渴望那些想学的东西。至于我们当年的梦想，则全部被掩埋在了那栋造价低廉、死气沉沉的建筑里。
囚笼似的学校
我们学校建于五十年前，由于造价低廉，修建时间仓促，整个建筑看起来不像一个教书育人的学校，更像是一个随意拼凑的质量低劣的监狱。这里的走廊阴冷的出奇，墙面也粉刷的糟糕透顶，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处让人赏心悦目，厕所里冲天的臭气整幢楼都能闻得到。为了节省开支，学校使用一些旅店里淘汰了的旧家具，这些被无数人使用过的家具以后还会被无数人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房子里的那种奥地利所有官署办公室所特有的令人作呕的霉味让我难以忘怀，这种味道被称为“国库”味。它先充斥着我们的衣服，再侵染我们的心灵。教室里，学生们像犯人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低矮的足以使人变成佝偻的板凳上，直到把骨头都坐疼。到了冬天，蓝幽幽的煤气灯微弱地照在我们的课本上；到了夏天，为了不让学生对着窗外遐想开小差，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准备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那时学校还没有意识到空气和活动对于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多么重要，他们以为学生在硬板凳上坐四五个小时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待十分钟就能休息过来。
一星期中我们会有两次被带去体操房，毫无目的地在那里的木板上来回踏步。体操房的窗户紧闭着，我们每踏一步尘土都会扬起一米多高。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建筑时，心里没有回忆往事的温情，有的只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总算逃出了那幢昏暗难挨的牢房了。后来那所显赫的学校五十周年校庆时邀我作为代表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辞，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一点儿都不感激那所学校，说出任何一句感激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学校那种令人极度沮丧的生活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的老师。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伙伴；他们只是一帮可怜虫而已。在条条框框的约束下，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的束缚下，他们跟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和我们一样，当听到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就获得了自由。对我们他们既没有恨也没有爱，这是他们与我们的隔阂所造成的。过了好几年，我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人的名字才能被他们记住。在教学方法上面，他们只是会批改出我们在作业上犯了多少错，别无所长。他们高高地端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问问题，我们回答，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交集。在师生之间，在讲台和桌椅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的堡垒，它阻碍着我们的交流。按道理说，一个教员理应对学生的特殊个性有所了解，有责任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些事都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私人谈话会使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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