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才编著的这本《国歌的诞生》用翔实、生动的史料，详细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背景和诞生的曲折过程，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怎样从一首抗日救亡的战歌广泛传播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战歌，还详细叙述了《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国歌并以国歌的地位写进宪法的历程。

李国才编著的这本《国歌的诞生》讲述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故事。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田汉编剧、许幸之导演的抗战题材的电影《风云儿女》引起轰动，其中的片尾曲《义勇军进行曲》被广为传唱，一直激励着人民抵抗侵略，重建家园。新中国成立之际，此曲被定为代国歌，之后正式成为国歌，最终被写入宪法。全书大致可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背景、诞生的经过、被定为国歌的经过、国歌的精神内涵、词曲作者介绍、国歌纪念广场和国歌展示馆的创建过程、附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背景和条件

 一、日本侵华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背景

 二、民族危机激发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热情

 三、义勇军抗战成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素材

 四、上海的文化高地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五、上海的抗战文化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提供了创作氛围

第二章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经过

 一、电通影业公司摄制《风云儿女》影片

 二、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三、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影片

第三章 《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基础

 一、《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

 二、《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

第四章 《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经过

 一、《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

 二、《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地位逐步巩固

 三、《义勇军进行曲》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歌

第五章 国歌精神

 一、国歌精神内涵

 二、弘扬国歌精神

第六章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

 一、国歌词作者田汉

 二、国歌曲作者聂耳

 三、田汉与聂耳的合作

第七章 为了永远的纪念

 一、国歌纪念广场建设

 二、国歌馆建设

 三、国歌馆多媒体解说词

附录

 一、国歌相关者的回忆

 二、电通画报上的《风云儿女》剧本

 三、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大事记

 四、中国历史上的国歌

参考资料

后记

战争，历史上都是敌对双方军队的厮杀，除误伤外一般不针对平民。而日军侵华，则视中国善良的百姓为羔羊，对其进行灭绝人性的残杀。所到之处，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孕妇婴儿、尼姑和尚，无一不杀，无数中华儿女成为日本法西斯暴行下的冤魂。

在对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过程中，日军用尽其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残忍手段，这些手段堪称人性罪恶最为极致的发挥。

奸杀妇女：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三大反人道罪行之一。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中国大陆和台湾、朝鲜、东南亚各地以及少数白人妇女充当军队的慰安妇。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被日本政府默认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40多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中国是日军慰安制度的发源地，20多万中国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1931年11月，日本海军将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指定为日本海军特别“慰安所”，其中“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是世界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亦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慰安所，其他三个慰安所是“小松亭”（虬江路大富里5号）、“永乐馆”（狄思威路）、“三好馆”（吴淞路松柏里）。日本官兵为什么如此疯狂地强奸和蹂躏中国妇女？据《远东审判案》记载，日军情报官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作了这样的解释：“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安抚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治疗复原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除慰安所外，日军所到之处，那里的妇女就遭殃。他们见到年轻妇女和小姑娘，就哇哇叫“花姑娘”，追逐强奸；他们不但经常窜人民宅强奸民女，还把许多妇女集中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广大村民及她们的亲人，剥光她们的衣服，绑起来进行集体强奸或轮奸。

活人实验：用中国的活人做实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又一令人发指的反人道罪行。“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违背海牙《陆战法规》，根据日本天皇的指令，在东北建立了两个秘密细菌战部队，一个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个名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来这两支部队分别秘称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731部队，位于哈尔滨平房地区，占地30多平方公里，设有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专门设施及培养繁殖细菌和昆虫的密封设备、制造细菌武器的车间及实验场地、处理尸体的焚尸炉、关押“犯人”的秘密监狱以及专用飞机和飞机场，一个月可生产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细菌800公斤至900公斤、炭瘟细菌500公斤至700公斤、霍乱细菌1（000公斤。当时，东北人民深受其害，很多百姓受鼠疫残害而死。731部队还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主要有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真空环境实验、空气静脉注射实验以及人、马、猴之间血液交换实验等，种类繁多，手段极其残忍。731部队不仅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还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尚未死亡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活体解剖，更有甚者是把健康的人解剖后用来作标本。100部队，位于长春孟家屯，干着与731部队同样的勾当，是从事细菌战的另一座杀人工厂。在那里，日军专门培养和繁殖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同时还搞植物细菌。为了研制这些细菌，他们不仅用牲畜，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在抗战时期，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细菌战，致使27万中国百姓丧命。

活人作靶、土埋活人、电磨绞肉、剥人皮、熬人油、滚地笼……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

P20－22

国歌，我们听了多少遍？我们唱了多少遍？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听得太多太多！我们唱得太多太多！

我们听得那么多、唱得那么多，请问我们有多少人对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全部理解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不是用砖石去垒一座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究竟危险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儿的“敌人”又实指何人？还有，唱了80年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知道她诞生在什么地方吗？读了《国歌的诞生》这本书，这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一解答。

《国歌的诞生》有较强的实用性。全书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背景和条件、诞生的具体过程、被定为国歌的基础、被定为国歌的经过、国歌精神和国歌的词曲作者等方面，向广大读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歌知识。该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适合大中小学教师阅读，并运用本书向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生动的国歌知识传授，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本书也适合全社会各类人群阅读，以增强每个公民的自豪感和神圣感，凝聚广大民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国歌的诞生》有较强的可读性，文风朴实、语言流畅，文中安排了大量与国歌有关的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还随文插入一定数量的珍贵照片。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战歌，承载着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悲壮历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疯狂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沦陷、淞沪抗战爆发、长城关口失守，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候！为了广泛唤起民众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于1934年春建立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业公司。1935年初至5月中旬，坐落在上海荆州路405号的电通公司，摄制了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风云儿女》，其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是田汉创作的，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同年5月9日，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了。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战歌，激励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随着《风云儿女》的公映，《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唱响中华大地。她像火种，点燃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她像号角，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吕骥当年曾在上海交通部广播电台教唱这首歌；当年“七君子”出狱时同数百名迎接群众高唱这首歌；鲁迅逝世出殡时几万人送葬唱这首歌；“一二·九”运动的各地游行队伍唱这首歌；在卢沟桥、在上海、在武汉、在台儿庄、在每一个抗击日军的战场和敌后根据地都唱着这首歌。赴缅远征军还把这首歌作为军歌鼓舞士气。著名教育家丰子恺在他的《谈抗战歌曲》（1938年）中写道：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战歌，激励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当年，马来西亚有支抗日队伍，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改为“马来民族”作为游击队队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对华广播的前奏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家的广播电台都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1944年，《义勇军进行曲》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影片公司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龙种》插曲；1949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用《义勇军进行曲》临时顶用中国国歌；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150周年大会上，保罗·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由欧洲经埃及回国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吹口哨吹这支歌。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39年在写成的《人民之战》一书中写道：“《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

《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凝聚各族人民力量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有着五千多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精神大国，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国歌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在其诞生的那个年代，高度集中地体现于“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其精神内涵，体现于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意识生发出的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精神，体现于中华民族忧患自救意识生发出的凤凰涅粲般的再生精神，还体现于中华民族开拓进取意识生发出的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句句铿锵有力、内涵极为丰富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唱出了炎黄子孙的不屈意志，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如虹气势。她那极强的号召力，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唱着这首歌，应该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积极为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上海，不仅是一座经济发达、充满生机而美丽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英雄城市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城市。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问世，中共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诞生于上海。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人民的光荣和自豪。为了纪念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中共杨浦区委于2009年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地建成国歌纪念广场及国歌馆，纪念地的开放为传播国歌知识、弘扬国歌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主旋律，继承和发扬国歌精神，始终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搏精神，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前进！进！

作者

2015年4月

一个孩子的降生，美也罢、丑也罢，别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最爱他的是他的母亲，因为她肚子疼过。

作为负责国歌馆布展的我，对国歌馆的这份情、这份爱是难以割舍的。别人褒扬这个馆，我就收获着如同自己孩子受到夸赞一般的快乐；别人呵护这个馆，我就分享着如同自己孩子得到帮助一般的感动。当这个馆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成熟、一个个光环戴上头颈的时候，我就按捺不住为她奔走呼号的冲动，于是在2013年组织编印了《我和国歌》一书，接着又萌生了撰写《国歌的诞生》这本书的念头。

这么严肃的事，是万不可把自己比作“母亲”的；但是，不用这样的方法来写这两段文字，似乎很难准确表达我的真情实感。

我对国歌的研究始于2005年。这年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杨浦区人民政府领导把国歌纪念地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我们手头仅有一篇有关电通公司在杨浦区域内拍摄过一部《风云儿女》电影的文章，其他一无所有。但国歌纪念地的建设，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向观众展示什么，其次才是怎样向观众展示。动力来源于需要，时不我待，自己迅速收集资料进行“恶补”，在极短的时间内草拟了《国歌馆建馆方案》呈交区委。在后来建馆过程中，为保证国歌知识展示的正确性、全面性，对国歌进行了探赜索隐，不断丰富充实和去伪存真国歌馆的展示内容。在国歌馆建成开放后，对国歌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心得体会。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到来之际，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特别是奉献给“祖国的未来”，让我们的下一代在对国歌知识理解的基础上，更加饱含感情、无比自豪地去唱响国歌，并在国歌精神激励下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感到有幸的是，不仅在国歌馆建设中得到区委、区政府领导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之后的杨浦“国歌文化”建设中也同样得到区领导一如既往的支持，区委书记还担任了《我和国歌》的编委会主任，区委副书记和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以及副区长担任副主任。

这几年，杨浦区财政每年拿出一大笔经费用于国歌馆设备更换、日常维护、人员工资发放等，为的就是培养民众爱国情感、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传递正能量。所以我潜心研究、埋头笔耕、不计得失，也正是有那么一段情、有那么一份爱、有那么一股热情，为打造杨浦的“国歌文化”出一份绵薄之力。

本书能够得以顺利出版，除领导支持外，还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上海编辑室主任任学刚、编辑陈博成、原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总编刘念椿、上海宝山区朱晓明、河北《经济论坛》杂志社夏明芳、国歌馆杨春霞和王哲、国歌词曲作者的后代等同志们的帮助，他们有的参与策划、有的提供资料、有的帮助编校，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资料，已在书后一一注明，此处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书中有的引用文章与作者本人或其继承人未能联系上，作者表示感谢并愿意付予相应的稿费。

我不是学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履行职责、处理日常事务上，所以难免在写作中有笔拙和不当之处，相信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鉴谅和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