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巨著的写作过程,我们不禁得到一个教训,如果写作文学性传记时,过分着迷、耗费了你的全部身心,那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这是一个注定要倒霉的尝试,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传主的一生,并以某种方式在传主的人生和他的艺术作品之间,找出一个完美的“匹配”。“如果小说家不承认自己体验的真实性——即使这些体验令他不安——那么他的小说就不可能是可信的,”谢里在第三卷里宣称,“格林需要处理他的过去,相应地,我们需要发掘他的私人历史。”这里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该语境中的“真实性”是什么意思?即便我们承认作家经常在他们的小说中,处理令自己痛苦和不安的个人体验(格林本人曾写道“写作是一种疗法”),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不是常常背离这些经验性的事实吗?将经验加以改动,甚至完全颠倒,重新解读,或是与完全虚构的材料相混合。假如这样的话,你试图从作家自己的人生中,一一确定他的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来源,这么做难道没有危险吗?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部小说是更“可信”了吗?还是更不可信了昵?
这些问题属于一个更大规模的论战的一部分,这一论战从1919年起就令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们大伤脑筋;当时,t S.艾略特断言,“一个艺术家越完美,那么在他的身上,遭受痛苦的感情,与创造作品的理智分离得越完全,他的理智越能彻底地消化和改造那些感情,将其作为自己的素材。”艾略特驳斥那种浪漫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作家自身的表达,因此也含蓄地驳斥了用作家生平解读其作品的合理性;艾略特的观点,对于学院派文学评论中一个新运动的兴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该运动将文学文本视作独立的言语对象,到了20世纪末,该运动得意扬扬地宣布“作者的死亡”。与此同时,非学院派的读者对于作者的传记,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些传记通常由对实证和历史有偏好的学者写成。事实上,文学性传记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无法抗拒的,但我们对于这种吸引力的认知是不纯粹的。我们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着迷,因此热切地希望发现作家灵感的源泉;但我们对于重要作家的私人生活,出于人的本性,还有一种简单的好奇心,尤其是如果这些作家的私人生活有些异乎寻常的话。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生,能提供足够多的机会,满足上述两种好奇心,也许这样的机会太多,以至于诺曼·谢里应接不暇,到最后是筋疲力尽。
谢里的第一卷,涵盖了1904一1939年,是其中最好的一卷,令人信服地将格林对于背叛主题的痴迷的根源,归结于他不幸福的童年,还生动、清楚地讲述了格林早期作家生涯的起起落落,以及格林不同寻常的求爱、结婚和婚外性生活,这些故事都非常有趣。它得到的赞誉,完全是理所应当的。第二卷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这卷写的是格林1939年到1955年间的经历,但其按主题展开的组织结构使叙述的线索显得模糊。不过,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它包含了一个比小说还奇异的故事,即格林与凯瑟琳·沃尔斯顿的风流韵事,那是英国工党政治家哈里·沃尔斯顿的妻子,这段婚外恋还给了格林灵感,写出《恋情的终结》一书(该书的题赠是“献给C.”)。第三卷共有900页,是最长也是最不能令人信服的一卷。谢里决心为格林小说中每一个重要人物,在格林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原型,小说中艺术地混合了观察到的事实与运用想象力的虚构,谢里试图把其拆解开来;然而,谢里的这一做法越看越让人觉得冒失,而且,尽管本书篇幅浩大,内容丰富,里面仍有令人困惑的缺失之处。例如,如果传记中提到了《日内瓦的费希尔医生》(1980年出版),那么我漏掉了,而且索引中也没有标注。这部谜一般的寓言故事,是较次要的作品,但是有人愿意了解一下该书创作及受读者欢迎情况的背景介绍。谢里忽略了这部小说,是否因为其在格林的生活中没有明显的原型?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