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第一本散文集，从近年散文作品500余篇中精选59篇，包括关于人生、关于财富、关于商业多重表达。这些文字其中也体现了他从籍籍无名到“中国最好的财经作家”的文脉轨迹。

一位财经作家的私人表达，书中吴晓波既用深情地笔触写下给女儿的文字、对人生的感悟，也以相对感性的视角回忆和记录了一些人事，如王石、褚时健、罗振宇、秦朔、何志毅等。

“马桶盖”掀起中国制造大讨论，《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去日本买只马桶盖》、《我为什么从不炒股》等几篇在吴晓波频道公号上发布后获50万以上的阅读量，最高达200万。其中《在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李总理亲自提及，引发从上自下关于中国制造的热议。

“原来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否是‘美好’的。”

吴晓波的第一本散文集《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收录其近年散文作品60余篇，不同于商业作品的理性客观，散文中有他为人父的舐犊情深，有与故人相交的依稀往事，有身为知识分子的冷眼世情，有浸淫商业世界几十载的犀利勾画。时光有味，岁月留声，每一篇都是最诚挚的表达。

序言 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上篇

自由与理想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做准备

我的偶像李普曼

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

读书与旅行还真的不是一回事

在别人的胡须里迷路

我们为什么孤独？

被知识拯救的生命

其实那年我也有50万

时间让你与众不同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把人引向毁灭的从来不是金钱

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惟一生生不息的是野草和青年人的梦想

对峙本身真的是一种胜利吗？

冷漠是成熟的另一个标签

骑到新世界的背上

我的总编同学们

花开在眼前

只有廖厂长例外

找到廖厂长

江南踏春遇布雷

生命如草润细物

即将失去的痛楚

特里莎修女：我是上帝手中的一枝铅笔

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这一代的台北

这一代的上海

这一代的杭州

下篇

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

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

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

苍狼终将消失

春节的酱鸭

岛上杨梅初长成

去日本买只马桶盖

拒绝转型的瑞士钟表匠

知道鹿晗的请举手

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

被泡沫毁坏的人生

算算你的“屌丝值”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原谅我吧，兄弟们”：工人阶级的诗

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座“哀牢山”

宋林的悲剧

“病人”王石

那把凳子还在吗？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在小吃店会面

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

我们为什么特别仇富？

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科斯与儒家

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

日本人为何以“边境人”自居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

大佬的黄昏

如果邓小平是企业家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20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学毕业是在1990年。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能在南方找到销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了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说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300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部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竖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看见此物——在当年它的价格相当于高级公务员10年的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第二年的工作目标。轮到我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5000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于财富的自由。

20世纪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我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须寻租、无须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并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人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便如溪人壑，水涨船高。  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13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4A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3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实在不能让出来”。P4－5

E．B．怀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特别喜爱的两位美国随笔作家。

前者生活在富足而多彩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年为《纽约客》撰稿，几乎创造了风靡一时的“怀特体”；后者生于铁幕下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曾被当作“社会寄生虫”流放西伯利亚，后来遭驱逐而在美国大学安度晚年。怀特和布罗茨基分别说过一段让倾慕他们的写作者非常沮丧的话。

在自己的随笔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怀特哀叹说：“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

而布罗茨基则是在著名的《小于一》中写道：“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

这两位天才级的文体作家，其实道出了所有写作者内心的两个必有的恐惧：散漫的文字比时代速朽得更快，而作家的经历及思想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拾人牙慧。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拒绝出版散文集的原因。作为一位财经作家，我的文字的速朽度应该远远地大于优雅的怀特和饱受厄运的布罗茨基。我写专栏的历史始于遥远的1994年，篇什数目应超五百，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散布于各家报纸杂志的专栏文章，值得用书籍的形式留存下来。它们是那么的琐碎，那么的应景，那么的犹豫，就好比一位职业棋手平日打谱的棋局，真真不足为外人观。而今天，当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只能表明我已经承认衰老，我开始顾镜自怜，开始回望来路，开始用过来人的口吻试图对青年人说一些注定会被漠视的鬼话。

所以，这一本集子的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私人的事情。

在选编本书的那几个春夜，我好像一位旧地重游的旅人，小心翼翼地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尽量压低帽檐，避免遇到熟人，蹑手蹑脚，随时准备逃离。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最旧的创作于15年前，那时的我，在文字江湖里籍籍无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黄，横行霸道。渐至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躯干上的肌肉，服帖、松软而暗生褶皱。

当我把这些漂浮在岁月之河的文字打捞上来的时候，更像是在进行一次告别的仪式：我将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我们这一代，多少属于天生地养的一代。我们从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年代走出，在骨骼和思想长成的那些日子里，父辈奔波于生计，国家则忙于经济的复苏和意识形态的角斗，他们都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在学校里胡乱地读书，吃进无数的垃圾，却又在思想的荒原上肆意地寻觅疯长的野草。步人社会之后，既有的秩序濒于崩溃，“效率”替代所有的法则至高无上，而我们所储备的知识根本不足以应对很多突发的事件，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匆忙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在量化、冷酷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在这一本集子中，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读出我所描述的景象，很多篇章中表现出来的自责与词不达意，是被击溃前的哀鸣，而另外一些篇章里的激越和温情，则是逃进书斋后的喘息与抵抗。

从2014年5月开始，我开设“吴晓波频道”，恢复了每周两篇专栏的写作节奏，这使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文章在社交朋友圈里流传得很广，本书中有将近一半左右的内容写于过去的这一年间。这一次的结集，继往于青葱，止步于当下，也算是一次长途旅程的即景记录。

如果说这些文字还值得阅读，仅仅在于布罗茨基所提供过的那个理由——“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毕竟，这是一个我们参与创造的时代，它一点也不完美，甚而不值得留恋，但是，它真的到来过，而且轰隆隆地裹挟一切，不容任何一个年轻人脱身旁观。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这是我的职业偶像沃尔特·李普曼讲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每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所难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为美国人瞭望世事，铁口判断，但在内心，却始终难以挥散自少年求学时就已生出的疏隔感。

是为序。

吴晓波

2015年5月4日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