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早期信仰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因此不但对天、地顶礼膜拜,而且把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动物、植物也奉若神明,同时还供奉祖先为神。“萨满”则是有关宗教活动的主持人,是沟通人与神的信使,其实也就是民间习称的“巫”,或叫“跳大神”的。
具体就爱新觉罗家族而言,有关神鹊、七星的崇拜,是其信仰中最古老的成分。爱新觉罗氏的始祖传说,说的是天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而诞育始祖布库里雍顺的故事。清代官书《满洲实录》卷一又记,布库里雍顺身后数世,有名樊察者,幸得神鹊搭救,始得逃生。于是从此以后,“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满文体写为‘祖’),故不加害”云云。而昔年广泛传布于满族民间的“乌鸦救驾”(驾,系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类脍炙人口的传说,当是樊察传说的翻版。只不过,由乌鸦取代喜鹊,充当救命恩主的角色。爱新觉罗先世对神鹊的情感自然非同寻常,突出表现在祭神竿仪式中。祭神祭天均有享鹊的肉,“故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食,乌及鹊必即来共食,鹰鹳从未敢下,是一奇也。过去的沈阳八景中,就有“宫殿群鸦”一景,直到清季,每到二八月,要在盛京宫殿西偏的空地上撒粮以饲鸦。乌鸦群集,年久成习,每晚集聚,竟成一景。
祭星也是信仰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星,不是满天数不清的繁星,而是专指北斗七星,满语称之为“那丹(七)乌斯哈(星)”。祭星,多于月落以后夕祭时举行,即所谓“背灯祭”。其时将灯烛熄灭,万籁俱寂,繁星当空,颇有一种神秘色彩。祭星是满洲人萨满教信仰中古老观念之一,早在15世纪,朝鲜人就记载过建州女真的祭星习俗。当时尚无经常、固定的祭星仪式,只在消灾祛病时采用。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有关祭星的记载,仍主要是与占卜、除祟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崇德七年(1642),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病笃时,其福晋因病由气郁,招巫人(萨满)荆古达至家祈祷。荆古达“剪纸作九人,同太监捧至北斗下,半焚半埋之”。剪纸人是萨满医病时所行巫术,参照《清文鉴》卷一三的释义,可知祭星禳灾的过程大致是:先由萨满剪成纸人若干张挂起来,然后对七星祈祷,旨在嫁祸于纸人。剪纸人可能是明末才由辽东传人的汉地巫术,而对七星的祭祀却古已有之。七星在夜幕下永不陨落的自然景观,在原始初民心目中产生了强烈印象。爱新觉罗氏萨满教中的祭星,后来发展为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式。古朴的七星神也向人格化转化。清人关后宫廷祭祀诸神中,有所谓“那丹岱珲”,或称“那丹岱瑚里”,通译作“七仙女”,也就是七星神的变体。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立神竿(源于对神树的崇拜)祭天,举凡用兵及国中大事必祭,是信仰萨满教的一种表现。平日在家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神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不过,由于受到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熏陶,信仰体系也相当驳杂。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立国初,就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建造了佛寺、玉皇庙和十王殿等,号称七大庙。爱新觉罗氏在祭祀天、地、山、禽、兽的同时,还崇拜关帝、观音、佛祖。据说,努尔哈赤平时家居常常“手持念珠而数”,言语间常称“我佛”如何如何。又说明他们对蒙、汉等民族广为笃信的佛教、道教不仅不陌生,反而被逐步涵濡。
萨满教原始多神教的性质,决定了它无力排拒外来一神教的冲击。特别是当努尔哈赤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明朝在辽东的重镇沈阳和辽阳以后,固有的与渔猎经济及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萨满教信仰,益发难以满足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了。何况它根本征服不了有着悠久文化的汉民族以及早已皈依喇嘛教(黄教)的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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