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极具争议的军阀大将，吴佩孚善于用兵，其军事才能在中国武将中首屈一指，可惜他最终还是败了。败在哪里了呢？时局？命数？还是自己？

《大风思猛士(吴佩孚传)》记述了一代名将吴佩孚一生的高潮和低谷，但胜也罢，败也罢，人们记住了他的“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记住了他宁死不屈的爱国情怀。作者陶菊隐是民国时代的著名大记者，亦是近代军阀史的权威见证者和整理研究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过密切交往，也对他们进行过周密细致的采访，还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的报道，得到的都是第一手材料。

《大风思猛士(吴佩孚传)》记述了军阀吴佩孚跌宕起伏的一生。起初，他只是一个落魄的秀才，后来竟成了直系统帅，成为北洋军阀操纵政局的首要人物。军阀混战时，他将段祺瑞赶下了台，把张作霖赶出了山海关。他还作为封面人物登上了美国的《时代》杂志，被誉为“中国最强者”。曾经，他也被视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不二人选。他有“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对此一生不违；他坚持“不卖国”的主张，临终前仍告诫后人“不准当汉奸”。作者坦言在书中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对吴的一切错误丝毫不加掩饰。其中有数段情节诡奇的描写，要皆‘传之以真’”，“所写是绝对有所本的《吴传》，不是面壁虚构的小说。”

本书讲的是历史，但内容情节丰富，而且作者陶菊隐的笔端常带感情，可以让读者读到一段真实而又不太一样的民国历史。

自序

第一章 从书生到军官

 逃出故乡

 从戎

 当了管带

 风流只此一次

第二章 秀才造反

 首次入湘止于岳州

 二次入湘止于衡州

 国民自救运动

 电战

 撤防与驱张

 直皖之役

 第一知己

 天津会议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

 讨“财神”檄

 一段笑话

第三章 吴将军：中国最强者

 第一次直奉之役

 迎黎

 洛阳花絮

 贿选后

 第二次直奉之役

 浮海而南

第四章 将军尤是梦里人

 风萧萧兮汉水寒

 赤壁之游

 四次入湘敌乎友乎

 查家墩司令部

 心理的分析

 一着之差

 一律缴械

 南北两面作战

第五章 历史的命运之轮

 儿女英雄

 南口之役

 血染汀泗桥

 割肉将军

 吴孙之间

 吴张之间

 走南阳

 另一知己

 入川

 参谋长的来历

 北上

提笔写吴佩孚将军的传记，假使用如下之笔调：“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也。少孤，太夫人课之严，以是养成其刚毅不屈之个性。妻李氏事姑至孝，有‘玉美人’之目。弟文孚初亦习儒，后碌碌以没。将军无子，以弟之子道时为嗣。”这未免太老调而乏味了。

要写吴将军历史须从投笔从戎时说起。在这阶段之前，将军虽应登州府试，得中第二十七名秀才，实与市井常儿无异，无着力描写之必要。将军从戎的动机非由于所谓“少年怀抱大志”，他是穷秀才，大烟抽上了瘾，因大烟闯了一场大祸，因而逃出故乡来，因而以吃粮当兵为其避祸安身之计。假使不抽大烟，也许他后来不会造成其“虎踞洛阳”的地位，也许郁郁居故乡以死，与春花同落，秋草同腐。

登州著名“八大家”即孟子所谓“巨室”，现代所称为“土豪劣绅”之类，其中最有势力的一家叫翁钦生，以经商起家，其分店远及东三省一带。朝内有人做官，他本人与地方官府亦通声气，府城里视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那时烟馆林立，其中有“雅座”与“普通座”之分。雅座是单房，炕上铺着大红毯，是留给特权阶级客人享受的。那时不论富翁或穷汉都不喜在自己家里开灯，往往呼朋引类到烟馆里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认为不如此不算过瘾，颇像近年来北平及广州人坐茶馆的风气。吴秀才属于穷汉一类，只能在“不雅之座”行走，不敢与八大家并肩而坐。

一天，吴的烟瘾发作，一足跨到烟馆来，因“不雅之座”客满，乃与店伙商量，想在雅座内借抽几口，抽完后马上就走。店伙泛着一双白眼说：“雅座有是有一间，翁爷独个儿躺着打磕铳，可是咱们不敢让你拼进。”吴连声说：“翁爷是熟人，我过过瘾马上就走，让我自己和他商量。”

吴挂着一副笑脸走进了那问雅座。翁只微睃了一眼，懒懒说道：“老二干吗？”吴委婉地说明来意，翁“呸”了一声，把脚伸直用力一踢道：“滚！”

吴一言不发，低着头走了出来，店伙们报以轻蔑眼光。

除“八大家”之外，登州府著名人物还有所谓“九虎”，是指一群兴风作浪的讼棍，大概都是些穷而无赖的不第秀才，官府视为败类，“八大家”对之亦有三分畏惧，正合着“阔佬怕光棍”的一句老话。一天，这个“不第秀才集团”来了个请求入盟的正式秀才，大家认得是吴老二，问他：“干吗要加入？”吴重重地吁了一口气，把烟馆受辱的事述了一遍，请大家想主意代打不平。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岂有袖手之理？他们都拍着胸脯说道：“好吧，咱们等着机会，让那个狗杂种知道厉害！”

事有凑巧，翁老太太做寿开堂会，满城官员无不登门拜贺。吃完了寿筵，男女宾分坐两壁听戏，正听得津津有味之际，“十虎”假“拜寿”为名闯入临时剧场，演了一幕“大闹天宫”的怪剧——向女宾做尽种种丑态，吓得她们没命乱窜。气得翁圆睁怪眼大呼道：“来呀，快把这般痞棍绑到知府衙门去！”

秀才造反不过那么一回事，怎当得如狼似虎的豪奴，“十虎”俄然变成了十只老鼠，抱头鼠窜而出。吴老二溜得快，却做了漏网之鱼，同伙中有几个做了瓮中之鳖。翁打听得祸首是吴，嘱托府尊指名拿办。吴在故乡不能安身，仓皇逃往北京，茫茫然又像丧家之犬。吴在旅途中想着：“劣绅诚然可恨，大烟尤为败国亡身的媒介。”他从此恨劣绅，同时把大烟当做了终身之敌。

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是蓬莱人所开的(该栈迄今仍在，已扩充为东西两栈，且附设两个京菜馆，更名曰“隆庆轩”)。那天来了个客人是茫茫无归的吴秀才，店主人孙老头知道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念在“老乡”份上，姑且让他住店，却不许白吃白喝。他拍着吴的肩头说：“伙计，你这个秀才名头有何用处？饥不足为食，寒不足为衣，得改行混口饭吃才对呀！”吴苦笑着说：“我什么都不会，光会写春联、算命。”孙说：“写春联不济事，一年到头只有几天好写，还是算命的好。”P3-5

我自十五岁在长沙明德中学的时代，即与新闻界结下不解之缘。民国七八年间，一方在本省办报，因地方报纸顾忌太多，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又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报》用各种化名写长篇通信。后来越写越勤，有联络的报馆越多，到民国十七八年间尚在天津《大公报》一度作驻汉“客串记者”。

民国七年(1918年)张敬尧入长沙，湘人陷于水火。吴是攻湘先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开始异常恶劣，视之为北洋军阀之爪牙。九年(1920年)吴师撤防北上，湘军乘势驱张，我的感想为之一变。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的长沙暗中替吴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此后吴的行动与我所预期的渐渐不合，我的同情心因之递减．，然而他兼有“不要钱、不怕死”之两长，再加上“不卖国”的主张，所以我在失望中对之尚未绝望，以为他是革命军人，其错误只是一时的错误，终有返本还源之望。在这一时期之中，我暗中替他惋惜，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

吴的一生与湖南结有不解之缘：始而在衡阳发迹，继而在岳阳避难，他的事业湘人所知最多，我所写亦最多，所写与吴有关的各种通讯稿前后无虑数十万字，有一时期几至一手包办，即其练兵洛阳之时亦常从北方归客口中得着他的详细消息。我与之无一面之缘，虽然寄迹岳阳时有友人约我同往访问，我听得他的脾气很古怪，对客人高谈阔论时颇像“训词”口吻，认为无前往“聆训”之必要。

二十一年(1932年)吴由川北上后，他的消息在报上几于“鱼沉雁渺”，而我从北方归客口中所得愈多，甚至他每天喝几盅老酒，发些什么怪议论都有人传到我的耳里。这时华北谣言甚炽，我不禁怦怦然，惴惴’然，替他捏着一把冷汗。对于一个一面不相识的失败军人，与本身痛痒不关，而关心如此之切，这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我只能以“莫知其然而然”一语来作自己的解答。

二十八年(1939年)吴的噩耗传来，我的心灵上像遇了一次莫大的打击，戚戚然，惘惘然，若闻亲戚故旧之丧，为之不怡者累日。回头一想’，又不禁为之释然。他过去是个不畏难、不畏死的军人，因在北洋系传统观念之下，因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对现代政治理解不足，对人生体验亦有不足，不知不觉地走到“一意孤行”的路线上，然而他的心地是光明的，志行是皎洁的，他果然返本还源而不负国人之所期了！他始终不“下野”，一般攀龙附凤之徒还望他“东山再起”。而在明眼人看起来，他的时代性相去日远，哪里还有化腐朽为神奇之一日？然而他毕竟再起了，他的死较之政治地位之成功其得失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他死后我想为之写一长传，以疏懒已久，迟至一年后才下了握管的决心。可是疏懒者终于疏懒，报上登出一段，我就写一段，而《新闻报》“地盘”之艰贵谅为阅者所知，登一天停两天，阅者来函质询，苦难一一作答。我凭着有限的记忆力，断而复续地写，其中材料之大部分为报纸所未载。当初原无印行单册之意，在友人与阅者交相鼓励之下，才决定将原稿大加整理，把年月日及若干与政治有关的电文大意补进去，包括民七(1918年)至民十六(1927年)的北方军阀政治斗争史，这是本书问世的一个动机。

我决定穷半月之力完成这工作，下午至少翻阅半年以上的旧报，上午把翻来的材料一口气写完，平均每日写四五千字，写倒不觉吃力，而翻报工作每日伛背俯身达七八小时之久，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自叹为三十年报人生活中最忙之一次，较之吴在四照堂点将五官并用时有过无不及。谚云“浪子回头金不换”，一个懒人一旦发奋做起吃重工作来，比终日孜孜不懈者亦往往有过而无不及。在这一时期中，脑子里昏昏然，茫茫然，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与人谈话时颠三倒四不知所云，这与吴困于天津车站时或正相同。

本书采取客观态度——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对吴的一切错误丝毫不加掩饰。其中有数段情节诡奇的描写，要皆“传之以真”，我所写是绝对有所本的《吴传》，不是面壁虚构的小说。不过吴到北平后还有不少可泣可歌的史料，因时间仓猝，未克一一写入，将来或有搜集补充之必要。感谢阅者和友人的鼓励，尤其是二十五年前在湘一度共同办报的新城先生的赞助，使我完成了这部带有历史性的写作，了却一桩心愿。

民国三十年四月十日

菊隐